作者：白吉庵
一
1965年夏，在我国文坛上就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真伪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此事起因与章士钊有莫大关系。
是年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之后《光明日报》作了转载。该文认为，从当时南京出土的王谢墓志（晋代）来看，《兰亭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其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工而写成的。因为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这与晋人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径庭，故值得怀疑。再者《兰亭序》的开头，“岁在癸丑”的“癸丑”两字，也有问题，郭认为是后人加上去的。根据以上情由，郭推断《兰亭序》乃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发表后，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要与郭沫若争论。该文的观点认为，唐初各大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而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法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序》却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序》非晋人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王字本身有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能称之为“书圣”，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看，《兰亭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的风貌也相吻合。综上所述，高文坚持《兰亭序》仍为晋代王羲之手笔，并非后人之伪作，其论点与郭文针锋相对。
高文写好，寄出被退回，没有哪家报刊敢于登载。原因是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所反对者又是学术界之泰斗，且郭文中又援引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为同调，这更是令人谈虎色变的了！高在一筹莫展之时，想起了在重庆时的诗友、老前辈章士钊，而眼下又是他们文史馆系统的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于是向他求教，把文稿寄给了章士钊。章看了高文，深表同情，并在来稿上略有改动，退回表示愿意为之帮忙。第二次高二适将文章改好后，直寄章士钊并请他推荐给毛主席“评鉴”，求之“得以公表”。
章再次收到高文后，即于7月16日写信给毛主席，向他推荐高文，并介绍了高二适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发表，章函云：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也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涉及康生同志， 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端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毛泽东看过章的来信和所附高二适的文章后，次日即复函给章士钊说：“……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望寄来。”
同日，毛主席也给郭沫若发去了一信，内云：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均先后刊载了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影印的手稿。郭沫若针对高文再次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与之辩论。尔后，高二适也再次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回敬郭沫若。由于领导上的重视和鼓励，在全国学术界很快呈现出了一片“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一霎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均刊登了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论文。当时参加争论的学者，除郭、高二位外，有龙潜、启功、于硕、徐玉森、赵万里、史树青、沈尹默、高承祚、严北溟等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流传至今的晋代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是真的还是后人之伪作。前者为肯定派，以高为首；后者为否定派，以郭为首。两派争论不休，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故此争论，最后也没有结论。
二
章士钊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但从他当时的行为及上毛主席书中推荐高之言词看，显然是支持高文观点，而且还是比较积极的。他虽然没有发表论文，但在当时编撰《柳文指要》书稿中，也写一节《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借柳宗元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吾近治柳文，冀于《柳集》得所折衷，盖子厚固书家也，而又精于鉴赏，凡魏、晋人之名迹，一见而断定出于谁某，不爽毫发。”接着引《邕州马退山茅亭记》中的话说：“兰亭也，不遭右军（即王羲之），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由此得出结论说：“子厚确认《兰亭序》为右军作，虽未明涉及书，而书手不可能疑及右军以外之人，似不待论。”其次，他又引柳宗元《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中的话说：“文章形状，古今特异，今视古文，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由此又得出结论说：子厚《与吕恭书》，论墓中石书谬妄，即谓其书赝也，既子厚所见者赝，其他石书何尝不可赝？这说明墓中石书，不可靠之例也，间接否定郭沫若有关南京出土之墓中石书也是靠不住的，于是说道：“今王兴之，谢鲲诸志，人一见而真，与子厚当年一见而赝，是否同一宏识真赏，吾愧无以董之。”并批评说：“如近日例，拘执新出二墓石为职志，以一定万，以偶冒常，似于论法为大蔽。”
章的观点认为，今人将王、爨（音窜，姓也）二书说成截然两体，各不相涉，从来书家并不作如是观。盖《兰亭》使转，每每含有隶意。近高二适专攻章草，善察笔势，如丑作隶扁，世字隶草，并证此种字法不谬。由此可见，王、爨二体，有相对之融和，无绝对之限断。
此爨体即指东晋及南朝时《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其大意是指上面的文字，仍保持有隶书笔意。但今之王体《兰亭序》，却是行书笔法，否定派认为二者不相融，有时代的差异。但章却认为，不能绝然分开，这中间有过渡，“《兰亭使转》每每含有隶意”，并举高二适书法专家之观察，来证明此说不谬。
在这场争论中，章士钊虽没有直接参加辩论，但他的秘书王益之曾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辩》寄到《光明日报》准备参加讨论。文稿经过章过目，自不待言。其内容是为肯定派助威，略谓：《兰亭序》不能同《爨宝子》、《爨龙颜》相比，书法家自有不同笔法，可以写出两种字帖，云云。王文寄出后，不久他又向报社打电话，称有新材料需要补充，要求原稿退回，报社退还后，他又没有下文了。据估计，可能是察觉争论的风向有点不对劲了，所以才将稿子撤回来！
三
在此期间，《光明日报》记者曾多次采访过章士钊。据主编穆欣回忆：“7月21日，章士钊曾对我报记者说：《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但是这一件事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学术问题，可以让大家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昨天在机场欢迎李宗仁和在宴会上，两次见到郭老，都谈起这件事，郭老也说欢迎大家讨论。”
章士钊认为，郭沫若是学术界的一面大旗，但是胆子太大，高二适是专事研究章草的，功力很深。王益之寄给《光明日报》的文章章也读过。
9月17日，章士钊又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也有一篇文章（按：指《柳子厚之于兰亭》），但是不好拿出来。一个原因是，我同郭老常见面，不好意思伤感情。另一个原因是，最近听到一些风声，传说章某在这次讨论中，自己不出马，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在幕后摇旗呐喊。这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又卷进了政治漩涡。而有次碰到郭老，他也对我说：“高二适文章写得好嘛，但是为什么要那样生气，对待《兰亭序》像对待宗教一样，不能动一点点。”这话使我警觉起来，这个问题现在不单纯是学术问题了。
由此看来，章氏秘书抽回已经寄到报馆的文稿显非偶然，该同这里所说的“风声”不无关系吧！
综上所述，可见当时章士钊在这次大辩论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可看出其政论嗅觉很敏感。郭沫若上述之表态，不是没有来头的，据《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作者云：“郭沫若看过康生8月17日的信，当天就把所写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有了“是要准备对付的”这个话，所以郭对章之谈话，与上次交谈的语气就大不一样了。因此，章感觉“气候”有所变化，故其秘书寄到《光明日报》的文稿，要求撤回，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管怎么说，《兰亭序》的争论，还是以学术讨论的调子正常进行。然而，正当这次辩论逐步走向深入之际。同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之后，关于《兰亭序》之争为之让路，暂告一段落；人们的精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去了。
（选自《纵横》200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