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緣台靜農

他們結識之初就投緣。當年，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字援庵）先生慧眼識人，聘請啟功在輔仁大學附中任國文教師。後來授庵先生又把啟功從中學部調到了大學部。其時，台靜農已是輔仁大學的副教授和援庵先生的秘書。

兩人以公事相識，以學問相知，彼此欣賞，視為可交的良友。

台靜農字簡伯，比啟功年長十歲，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重要社團――未名社的六成員之一，與魯迅先生相交相知甚深。

他們兩人，一為時代驍將，一為清室嫡傳；一為科班出身，一為私塾熏陶；秉性、相貌也一剛毅一柔韌、一方正寬坦一微圓舒展，未盡相同。但兩人的志趣與為人之本，卻大致一樣：不看虛銜，只認實學；不媚世俗，只信真義；不屑功名，只好書藝，而且都深抱民主平等思想。

教書之餘，啟功喜歡到台靜農處品茗閒聊；台靜農也樂於隨啟功到清室書畫大家的府上切磋書藝。當時，啟功受宗老浦雪齋之教，臨摹趙松雪的字。一次論及王夢樓，台靜農說其字“側媚、少筋骨，不可取”。啟功悟到趙松雪的實際也同出一源，難逃針砭，決意改弦更張，練出了骨立神清、自成一體的書法。台靜農通達事理，殷殷箴言，啟功至為銘感。

1934年12月的一天，台靜農突然被國民黨憲兵三團抓走。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被捕。在第二次被捕時，他的長子病死了。啟功了解台靜農是為參加進步活動而被捕，心裡又擔心又敬佩。台靜農由援庵先生保釋出來後，決定攜眷南下教書。

這天下午三四點鐘，啟功去看台靜農。見他正在獨飲，便問：

“你怎麼這時候喝酒？”“麻醉。”台靜農淡然回答，談笑仍一如平常，慢慢喝著酒，說著沈鈞儒的字，說著別後的聯絡。 1946年，台靜農應許壽裳先生之邀，受聘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他以“歇腳庵”命名書齋，寄寓並無久居之意。怎料時局變幻，兩岸隔絕。他只好請張大千揮筆，把書齋易名“龍坡丈室”，此後，專心執教。但另一方面，“教書讀書之餘，每感鬱結，意不能靜，惟弄毫墨以自排遣”。酒也越喝越烈，越喝越多，常常用碗。他稱自己的養生之道是：不養生而壽，處濁世亦仙。

啟功留在國內，歷經政治風浪而初衷不改，以教書為業，寄情詩書畫，“天心圓月自從容”。

上世紀80年代末，兩岸交往漸見方便。啟功托朋友帶去自己的一些作品。台靜農也託人捎回了手捲。其中一卷錄的是蘇東坡貶謫黃州後寫的詩，以此寄託寥落、荒涼的心境和自求解脫的自嘲。啟功得之，品字品詩，如嚼橄欖。  　　1990年春節，台靜農被確診患上食道癌。這年春天，他託人帶來了他的三本書，裡面的題款都親筆寫著“永念”二字。啟功拿著書，目睹上面筆跡顫抖、蒼鬱頓挫的題款，就像繫著三塊石頭，沉甸甸的，直墜在心底。

這年初夏，啟功先生赴港訪問。如果能藉此機會促膝敘舊，一償夙願，是何等美好！可是，台靜農先生已經步履維艱，難離臥榻；啟功雖然走動尚好，但因人為的政治阻隔，無法往台看望病中的摯友。

“你趕快過來吧！不然見不著了。”海峽那邊，台靜農先生躺在病床上對著電話呼喚，聲音出奇洪亮，然愴痛至深。

“我過不來，台灣方面不讓來。現在情況好一點，可以打電話了，我們等機會見面。”海峽這邊，啟功寬慰著，祈願著。他讓人把他拿著話筒與靜農先生通話的情景拍下來，放進為慶祝台靜農九十壽辰並記錄兩位大家人品、書品、畫品的《台靜農啟功專號》裡。兩位老人的平生風儀，藉此留下了最有意義的記錄。可惜，專號未出版，靜農先生已經辭世。

啟功囑咐，把融著墨香的《專號》放進台靜農的棺木里，藉此承載心意、承載綿長的舊雨因緣。啟功說：我們還是在一起了。

相知鍾敬文

啟功和鍾敬文是北京師範大學小紅樓的鄰居。他們一個住在6棟，一個住在2棟，前後樓間不過十餘米。他們逾半世紀交往，或小坐，或長聊，平常如自家人。

啟功比鍾先生年少10歲，與鍾先生的藹然端肅相比，啟功似乎更多一份頑皮和幽默。他們解放之初同在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啟功和鍾敬文夫婦在反右中都被劃為右派，發配“勞動改造”。鍾先生年紀大，乾重活吃力，有時就會生氣，而啟功年輕些，脾氣好，總是樂呵呵地幫鍾先生夫婦完成任務，於是，患難中三人結成了別有滋味的“互助組”。

“文革”時，造反派批判他們是“反動學術權威”。鍾先生說“我權威有一點，但不反動”；啟功卻說“我反動有餘，權威不足”，兩人對大批判的藐視，可謂異曲同工。

鍾先生是“中國民俗學之父”，啟功是蜚聲世界的“中華文化菁英”，但兩位老人都不看重這些，啟功特別討厭“國學大師”之類的稱謂。平日里，他們各自勤勉耕耘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空暇時互相串門，談天論地相得益彰。兩老尤其推崇人品第一、學問次之的育人標準，對學生的修身有著嚴格的要求，教學中實行因材施教原則，完全摒棄“一山難藏二虎”的陋俗。

有一次，鍾先生認真地對啟功說：“我的字還不行，就拜你為師吧。”啟功笑嘻嘻道：“我的水平只能教你的學生。”

鍾敬文百歲辭世，所有的桂冠中，鍾先生子女認為最貼切的是啟功所概括的“人民的學者”五個字，因為鍾先生是使學術平民化的倡導者和領路人。

趣交黃苗子

與台靜農、鍾敬文都年長啟功10歲不同，黃苗子比啟功小不到Ｌ歲，僅8個月。兩人相似的地方很多，都是博大精深又不落塵俗的人。探訪他們，最喜歡是看他們無拘束暢笑——眉心舒展，嘴巴大咧，只見牙齒不見眼睛，可掬的憨態裡，彷彿儲藏著不盡的智慧和寬容。哥倆般的兩老，有長達半世紀之誼。

苗子生於書香門第，早年就讀於香港中華中學，八歲學書畫，師從鄧爾雅先生，幾十年不懈努力，被譽為書畫家、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作家。但他說“我是個沒正經的人，20多歲在繪畫藝術方面偏愛漫畫，30多歲才從漫畫圈中下崗；書法呢，一開頭就喜歡上怪怪的鄭板橋體；做詩喜歡打油，詩、書、畫，都傾向歪門斜道一路。”他認為，像錢鍾書、啟功這些人真正在某個方面取得成就，才能算家，自己和妻子郁風只是“行走在藝術世界裡的小票友”。

啟功說：“寫字不用童子功。”黃苗子以自己為例，證明這是很有說服力的。他說：“有童子功的人，大了也不一定寫得好；沒有童子功的人，中老年後練字也有成功的，自己寫字也是近30年成體。不要把寫字看得太神秘。關鍵是要不斷學習，互相研究和自己琢磨。”

作為書畫大家，兩人的書畫常常被假冒。有人曾問啟功，潘家園賣的字孰真孰假，啟功說，別管了，反正寫得壞的都是我的，寫得好的都是人家的。苗子也是同樣的態度，管不過來嘛，你生氣也沒用，不了了之也罷。藝術本來就是一種心靈遊戲，自己鬧著玩之餘，愛好此道的人打個哈哈，也就滿足了。

啟功先生稱自己是“大熊貓”，苗子則描述自己“從外形到內在，都很矮小，這輩子沒有'日高千丈'的希望了”。有一次，啟功先生為苗子夫婦的畫展題額時，署上“啟功敬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