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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世的启示—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的原因 - 六、儒释道三教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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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世的启示—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的原因
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二、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
三、发展教育是宋代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四、鼓励文人关心国是
五、重视学习邻国文化
六、儒释道三教并重
七、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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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儒释道三教并重

 

宋代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还表现在儒释道三教并重上,五代战乱频仍,儒学衰落,太祖建国,即命增葺学宇,塑先圣先师像,优待孔子后裔,以孔子四十四代孙为曲阜主簿。以后宋代诸帝都以优待孔子后裔来表明他们的崇儒。太宗以孔宜袭封文宣公,免其家赋税。真宗幸曲阜,谒文宣王庙,赐钱三十万。仁宗改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以后代代沿袭。各类学校都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要肉容,普及教育是重视儒教的集中表现。

宋代诸帝从尚文抑武出发,对儒释道三教都扶持,大大推动了融儒释道为一体的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周世宗鉴于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曾下令废除寺院三万余所,仅保留二千七百余所。太祖建国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修废寺,禁毁佛像,派人往成都监雕《大藏经》,这就是著名的《开宝藏》,亦称《蜀藏》。河南府进士李蔼作《灭邪集》反对佛教,太祖以非毁佛教,诳惑百姓的罪名把他流放沙门岛。太宗特设译经院,分为译经、校经、印经三部,由印度僧人天息斋、法天主持,大量释译佛教经典,并亲自为所译佛经作序,还撰写了《莲华回文偈》,称“朕机务之暇,留心释典,乃构回文之偈,精求玄妙之源”。他大建佛寺,广席僧尼。真宗撰《崇释论》,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异迹而道同,大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认为“释道二门,有补世教”。宋代以后诸帝,除徽宗崇道抑佛外,其他都是扶持的佛教的。

宋代诸帝也崇奉道教。太祖征北汉途中,特地召见真定府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赐以茶绢银器。太宗厚待陈抟,认为他“独善其身,不干势利”,令居阙下,增葺其所居云台观,与之赋诗唱和。真宗为伪造天书符瑞,对道教更加尊崇。他令天下普建道观,在京城大修玉清昭应宫。他亲率文武大臣到亳州进谒太清宫,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他把秘阁道书和太清宫道书悉数送往杭州,以苏、越、台州的旧有《道藏》加以校定,编成《新校道藏经》。徽宗崇奉道教更到了疯狂的程度,下诏访求道教遗书,刻成《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镂版的《道藏》。他设道阶,置道官,给俸禄,宫观皆赐田。他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企图以道代释,改佛寺为宫观。又诏道士与郡县官以客礼相见。徽宗把道教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也加剧了释道矛盾。因此,钦宗一继位就下令一依祖宗旧制,道士官阶并与追毁,特权也渐被取消。南宋诸帝仍保护道教,但再未出现真、徽二帝时期那种畸形兴盛。

就主流说,宋代儒释道并崇是有利于宋代文化的繁荣的,是宋代理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背景之一。宋代士子好自称居士,僧、道文人化,文人僧、道化,都是宋代诸帝儒释道并崇的产物。真宗谓“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实际得到了三教多数人的拥护。僧人契嵩既通佛典,又悉儒经,其《镡津文集》多论佛道与王道合。天圣中东京上清宫道士说:“非道教无以升君子,非释教无以化下愚,非儒教无以理国家。”由此可见,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宋代是何等深入人心。

出土于河南巩义的莲蕾佛手

出土于河南巩义的莲蕾佛手



最后更新于: 2011-11-27 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