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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世的启示—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的原因 - 四、鼓励文人关心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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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世的启示—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的原因
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二、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
三、发展教育是宋代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四、鼓励文人关心国是
五、重视学习邻国文化
六、儒释道三教并重
七、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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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文人关心国是

 

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是宋代文化发达的又一重要原因。宋太祖夺得天下后不久,建隆三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被杀外,宋代诸帝基本上是遵守了这一遗训的。宋王朝十分重视广开言路,鼓励士人关心国是,批评时政,提出改革建议。唐宋都以诗赋考试进士,但唐代科举考试重诗,宋则重赋。姚勉的《词赋义约序》极论赋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国初殿廷惟用赋取状元,有至宰相者。”而赋乃“规谏之文”,古赋多曲终奏雅,赋的主要内容为铺陈排比,仅结尾点明规谏之意。但宋赋多以赋的形式议政,仅从题目就不难看出是议政议军之作,如田锡的《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之类。宋代还有非常设的制科考试,应此选者,一要缴进论、进策共五十篇,二要试六论,三要对御试策。进论和试论多借古讽今的经论、史论、政论;进策,特别是御试制科策更以议论时政为主要内容。苏轼的《御试制科策》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年老的仁宗。他指责仁宗怠于政事,有“忧惧之言”,“未有忧惧之诚”,“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之乐;“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策入,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反对录取苏辙。仁宗不愧为仁厚之君,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但宋代毕竟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王朝,文祸之多远远超过唐代。杨亿诸人的《宣曲二十二韵》,讥刺真宗昼幸宫女,引起谗臣告密、真宗下诏,但也仅仅是警告而已,杨亿诸人并未因此而获罪。宋代有三大诗案,即乌台诗案,因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两句牢骚而起;车盖亭诗案,因为吴处厚曲解诬告蔡确《车盖亭》诗而起;南宋江湖诗案,因陈起所编的《江湖集》而起。这三大诗案基本上都是党争的产物,以个人恩怨为诱因,而成为政治斗争中打击异己的工具,但也只是贬谪而已,并没有杀过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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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1-11-27 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