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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世的启示—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的原因 - 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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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世的启示—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的原因
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二、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
三、发展教育是宋代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四、鼓励文人关心国是
五、重视学习邻国文化
六、儒释道三教并重
七、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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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整个世界最完备的文官政治。宋代历朝不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军,担任各级地方官吏。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天下,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王朝长达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称“三代以下治安所无”。这与宋王朝限制武将、宦官、后族专权等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是分不开的。但这些措施,有些也是双刃剑,特别是对武将的过分防范,既有利于结束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又使南北宋实际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最后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

哲学上形成了程朱理学。汉、唐儒学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故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后人又称为新儒学。《宋史》在《儒林传》外,专设《道学传》,就说明了道学与此前的儒学有较大的区别。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他所说的“谈经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学。宋初陈抟的《先天图》、《太极图》已开宋代理学的先河,其后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理学三先生”之称。但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学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对宋、元、明、清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个领域无不打上理学的烙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学特别发达。《春秋》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为宋代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从先秦至宋前,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编年通史。全书体例谨严,结构完备,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析,文笔流畅,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富于文学色彩。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编年史名著。中国史书的又一种写法为纪传体,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相袭,成为中国的正史。欧阳修撰有两部正史,即《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南宋还产生了纪事本末体史书,以重大历史事件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影响很大,继踵者很多,有《左氏传事类始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现已形成完整的系列。

宋代科技也很发达,沈括博学多闻,对天文、地理、典制、律历、音乐、医药等无所不通,所着《梦溪笔谈》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北宋另一位大科学家是苏颂,他对中国的天文学和医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宋代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普遍使用,故宋代图书的撰著和流通均大大超越前代。翻开任何一部古籍目录,都不难发现,无论经史子集,一至宋代就陡然增多,宋人著作流传至今者有五千余种。正如《宋史•艺文志序》所说,当时“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宋代文学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特色,王国维在《宋元戏剧史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别树一帜,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风貌。从南宋起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存在的唐宋诗之争,说明宋诗取得了可与唐诗抗衡的地位。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文的国度。宋文数量很大,《全宋文》现已出齐,全书共360册,8345卷;含宋文作者9178人,收宋文178292,字数达一亿一千多万字,是《全唐文》的十一倍,是先秦至宋以前文章总和的七倍。宋文诸体渐备,旧有文体有了新的变化,并出现了不少新兴文体,如诗话、词话、笔记、日记、楹联、话本小说、杂剧和南戏等。宋文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宋居其六就是明证。如果说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特色,那么宋文则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成就。

宋代艺术的各个领域颇富创新精神,书法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蔡襄,一说蔡京)四大家。绘画有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画湖州画派。宋人对音乐也有深入研究。范镇在音律问题上曾同司马光反复争论,仅《与司马温公论乐书》就多达十四篇。徽宗专设大晟乐府,使词从民间和文人词取得国家乐府的正式地位,影响甚大。随着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戏曲艺术也很繁荣。北宋京城开封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在开封城内,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上自皇帝近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喜观看杂剧,一台《目连救母》,连演七十八日,观者如堵。北宋灭亡后,部分艺人被掳北去,部分艺人流落到江南,杭州的勾栏瓦肆更是鳞次栉比,规模数量都远远超过开封。一些戏剧史说宋代只有宫廷演出的记载,没有民间演出的记载。而南宋周南的《刘先生传》生动反映了当时街头演出的盛况,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南宋戏剧史料:演员共五人,三男二女,演出场所皆为市人会聚之地;演出带有娱乐性(“资旁观者笑”)、营业性(“自一钱以上皆取”),这与今天民间艺人的街头演出很相似。

文化盛世的启示——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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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1-11-27 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