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5日星期二  晴    ; 古書院之破落   我的人生哲學

早上八點離開陵川賓館。一路上與孝感的一位研究狀元歷史的學者談了一個小時。他寫了六本書，每個朝代一本，《宋代狀元奇談》，只有這樣的書名，才有賣點，才有可能被出版社免費出版。他研究了十八年，合起來有一百二十萬字，這些書已經被台灣與香港指定為研究生指定參考書，他的環境十分艱苦，妻子生病在床，無法自理，沒有科研經費，沒有文憑，在湖北一個小學校，在學術界不受重視，支撐他的就是治學的歡悅，民間有不少這樣了不起的知識分子。他的下一計劃是研究狀元文化現象。

到了晉城市，乘出租車到晉城古書院，那是北宋程頤在晉城做三年縣令時設立的書院，程頤在這裡開風氣之先，培養了一大批當地人才並轉移了風氣，書院一直延續到清代。現在已經破舊不堪，早已經改為村民家居，但仍然能大體上看出當年書院的格局，與南方四合院式的格局仍然有很大的不同。據陪同我看的管理人員告訴我，這裡一部分納入到舊城改造的計劃，另一部分要保留並整修，我說這兩方面結合到一起真是不倫不類，如同瓜皮帽搭配西裝。他表示也無能為力。

中午在晉城上車赴鄭州。一路上坐在我邊上的是一位周口的從事婚紗業的女青年，她有點暈車，把服務員叫成“美女”，我很好奇，問為什麼，她說這是口誤，是職業習慣，他們已經習慣地把未婚女青年稱之為“美女”，未婚男青年稱之為“帥哥”。這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文化現象。看來電視網絡手機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對這樣偏遠的地區都產生了與上海同樣大的影響。我當時正問服務員要水，她以為我是為她暈車而要水來幫助她。她向我表示謝謝，很慚愧，我其實原先並沒有想到她，很不好意思地把水遞給了她。

下午，住進一個大學的招待所裡。這個大學現在已經空下了好些大樓沒法利用。為什麼會如此？原因是一位首長在任時，說了一句話，研究生大學生統統住到新建的郊外的大學城新校區去，那裡被批了四千畝土地，向國家銀行貸款多少億已經記不清了，但我記住的是，利息就每年達一個億，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就是每年學生所交的全部學費加在一起，也抵不上還這一億元利息。首長一句話，就可以如此決定政策，科學決策不知如何說起，也許這位首長已經把這些說的都忘記了。我們的官員們總是有一種“大躍進情結”，毛澤東時代有大躍進，華國鋒時代有洋躍進，這位書記則是在搞“政績大躍進”。政績意識、面子工程，加上長官集權，一言堂，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一定會不斷派生出此類現象。我們強而有力的新權威主義體制對於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功不可沒，但新權威主義也是兩面刃，我們這種缺乏制衡與約束機制的體制，如果不進行適當的政治體制改革，總有一天要出大問題，犯大錯誤。

晚上，與幾位研究生見面，一位是文學研究生，一位是上海哲學博士生，還有一位也是學社會科學的，大家一起去一家羊肉店用餐。並在那裡談了幾個小時。我談到自己的人生哲學，我雖然不是宗教徒，我們家族中似乎沒有一個信教的。但我的人生哲學卻具有了宗教同樣的作用。首先，我在自己無能為力的“體制內”領域，採取退隱的與世無爭的態度，從而避免了種種世俗的挫折與焦慮，在體制內，並不想成為任何人的競爭對手，當然，如果不公正地對待我，我也會抗爭，決不會逆來順受，無動於衷，但我的精力並不在此。而在精神領域，在知識審美領域，我卻對世界充滿了好奇心與新鮮感，並力求以自己的知識與創造性的思考來解釋它，從中獲得一種自我實現，這種創造性的歡樂是人生最高層次的歡樂。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如果你不能從學問中獲得陶醉感，那就離學術遠一點。”我在這一點上，自信還是有了一點特立獨行的精神的。我對她們開玩笑說，如果允許我把電腦帶進監獄，我在那裡度過二十年也許生活得與在自由世界差不太多，當然這是極而言之，沒有人願意這樣做，除非契柯夫小說“打賭”裡的那個主人公，他與一個銀行家打賭，志願在封閉屋裡度過十五年，只要每天給他送書。後來他承認自己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