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之书

 宋人之书，当以苏轼为第一。轼字子瞻，眉山人。少学〈兰亭〉，中学颜鲁公，晚兼众法。其书姿美似徐浩，圆韵似李邕，而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又似柳公权。传世简札甚多，俱收入丛帖中，而以〈西楼苏帖〉及墨迹〈天际乌云〉〈寒食诗〉等为见精彩。其论智永，则曰：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平淡。论欧阳询，则曰：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论禇，则曰：清远萧散，微杂隶体。论张旭，则曰：颓然天放，略有点划，而意态自足。论颜，则曰：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又谓：“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密结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闻庄语而辄放言。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次为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人，书学〈瘗鹤铭〉，昂藏郁拔，神闲意秾，其用劲处也有自篆来者。论书，颇重“韵”字，以为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人生今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不可医。凡书，要拙多于巧。肥字须要有骨，瘦字须要有肉。古人学书，学其工处；今人学书，偏得其丑恶处。”皆金石之言。传世甚多，而〈浯溪题记〉〈题中兴颂后〉〈崖下诗〉为尤胜。  

 苏、黄二家而外，若以善于模仿论，莫过于米芾。芾字元章，襄阳人。书仿羲之，如快剑斩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札。书家笔势，也穷极于芾。家藏晋以来名迹甚富，偶尔临写，与真者无别，以此声名籍甚。方芾书时，寸纸尺幅，人争售之，以为珍玩。请书碑榜者，户外之屦常满。有陈昱者，好学芾书。一日，芾过之，告谓：“以腕着纸，则笔端有指力，无臂力。”昱曰：“提笔也可作小楷乎？”芾为书蝇头小楷，而位置规模一如大字。可见其功力之深。世传以〈方圆庵记〉为最著。自芾而后，元有赵孟頫，明有董其昌，皆以行书见称。孟頫尝跋〈兰亭〉曰：“书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也须工。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观其所书，每避难就易，变古为今。时嫌妩媚，人或以少骨气讥之。

然其晚年学李北海，如所书〈仇公墓碑〉〈福神观碑〉，则已稍脱靡弱了。董其昌初学〈多宝塔〉，后乃变化。世所传墨迹，其不含颜骨者皆伪也。以下略论隶、篆：〈说文?序〉谓：“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又曰：“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时有六书，四曰“佐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据此，则隶书起于秦始皇时。盖因社会情形复杂，文书需要增加，为适应环境，不得不对于古文加以改良，而成此一种简笔字。

料想秦时初写，当如今秦权量上所刻之半隶半篆之一种，不用挑法，与今世所传之西汉刻石应相去不远。吾丘衍〈学古编〉曰：“秦隶者，程邈减小篆为便用之法。不为体势，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八分者，汉隶之末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隶最为后出，皆为挑法，与秦隶同名，而实异写法。”则又分隶为三类。就其进步与演变上言，当大致不误也。  

 欲言隶书，舍石刻外，无完备之材料。近代西陲出土之简牍，虽属汉晋间物，惜乎仅为草隶，只能作为考证材料及书法上之参验材料，而不足以论定隶书在美术上之种种。至于石刊，西汉之存于今者，以〈鲁孝王刻石〉〈群臣上酬刻石〉为较早。尤袤谓：“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或即西汉刻石寥寥之原因。   兹分别之如下：    

（一）峻洁一派 以〈礼器碑〉为代表。

碑立于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有阴，有两侧，在今曲阜孔庙，系鲁相韩敕修造孔庙礼器所立；高七尺一寸，广三尺二寸；碑文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碑阴三列，各十七行，左侧三列各四行，右侧四列各四行。明拓本，首行“追维太古”之“古”字，下口未与石损处相并；第四行“亡于沙邱”之“于”字，左旁少损；第五行“修饰宅庙”之“庙”，末笔钩处虽少损，笔道可辨。有摹刻本，泐处每妄补以他字。评者自孙退谷以下，或称之“方整峻洁”，或称其“谨直”。习之无流弊。〈韩仁碑〉〈杨叔恭残碑〉均与之相近。    

（二）雍容一派 以〈西岳华山庙碑〉为代表。

碑立于桓帝延熹七年（164），高七尺七寸，广三尺六寸；碑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旧在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拓本传世不多，世所知者有“华阴本”“长垣本”“四明本”；光绪末年，三本俱归端方。翁方刚氏以为“长垣本”最佳。翻板颇多（姜任修、孔继涑、阮元等）。    此派笔法虽无特殊面目，然平正和适，实即兼有各种面目，凡汉碑中之正宗一路，皆其流也。如：《乙瑛碑》（桓帝永兴二年，即公元154年）、《史晨前后碑》（灵帝建宁二年，即169年）、《孔彪碑》（灵帝建宁四年，即171年）等等。《石经》为蔡邕所书，亦斯派之大成也。    

（三） 劲直派 以《开通褒斜道石刻》为代表。

石刻于汉明帝永平六年（63），系山壁摩崖，字径大三四寸，共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在褒城北石门。自褒城西南三百余里，悬崖绝壁，汉、唐题字连绵不绝。盖宋以前，路通兴元，栈道俱在山半，故汉、唐遗迹最多，今栈道移而渐下，遂不易摩拓矣。题记共一百三十九字，旧拓本“巨鹿”二字未损；后“巨鹿”二字与第七行椽下之“治”字皆损；近则凡泐处皆被人剜，不如“道光”拓本“巨鹿”二字漫漶者尚隐存其真也。《裴岑纪功碑》也属此派，在新疆巴里坤，永和二年（137）刻。摹刻有“刘氏本”“顾氏本”“申氏本”。翁方刚谓：真本凡遇“口”字，方中带圆；若“口”字竟作圆圈，赝品也。    

（四）遒逸一派 以《石门颂》为代表。

石刻于桓帝建和二年（148），摩崖在陕西褒城县石门，高九尺九寸，广七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字不等。额题“故司隶校尉杨君颂”七字，系汉中太守王升所撰；其主镌石之役者，为{曰下一横一口一电}汉疆、王戒，“颂”后低格书之，开碑后系撰书者姓名之式。书体劲挺有姿致，与《开通褒斜道》摩崖之疏密不齐者，各具深趣，为东汉人杰作。以均在褒斜谷中，椎拓颇险，故拓本不易得。碑中“命”字、“升”字、“诵”字，末笔一垂极长，与《李孟初碑》“年”字相似。《杨淮表记》《李寿墓志》，均属此派。    

（五）间畅一派 以《孔宙碑》为代表。

宙，孔融父也。碑立于桓帝延熹七年（164），原在墓前，清乾隆间移置孔宙。高七尺三寸，广四尺，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碑阴三列，各二十一行，而阴上有额篆书五字，此例于汉碑中为少见，惟此及《陈德碑》《郑季宣碑》有之。旧拓本首行少“习家训”之“训”字，下石损处，与“川”旁中笔未连，今则“川”旁连而“言”旁且泐下半矣。至十四行“{此处不知如何表示也，反正是歹旁加另一半}”字，“{此处即为歹旁的另一半}”尚可见者尤旧。若第九行“凡百邛高”之“高”字，下半未缺，已为明初拓本；若“高”字“口”与下泐处不相并，则宋拓矣。    

（六）丰媚一派 以《夏晨碑》为代表。

碑建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宋元佑间出土时完好如新；后剥落四十五字，后又剜刻下截一百十字；后又将其中“勤约”二字剜伪为“勤绍”。此原石前后不同之处也。石在广平府平曜；碑所自来，莫可考竟。明嘉靖二十二年筑城，碑为工匠所毁。二十四年，郡守唐曜取原碑已经剜刻伪为“勤绍”之本，重行摹刻。原石十四行，行二十七字；摹本十三行，行三十字。今所见者，摹刻之石也。今所传者，以华氏真赏斋所藏而后归李宗瀚之原本为佳；所缺三十字，翁方刚书以补足之。翁氏复据之校出重刻本误字二十，并谓：“姿态横溢，见宋拓始知其笔笔变化、左右向背、阳开阴闭之妙。”程瑶田也谓：“中郎有九势八字诀，惟此碑无诀不具，无势不备，不得以奇怪卑视之，而隶法之中实尚存有篆意者也。”    

（七）韶秀一派 以《曹全碑》为代表。

碑立于灵帝中平二年（185），在今郃阳县，高七尺六寸，广三尺七寸；碑文二十行，行四十五字。明万历初出土时止缺一“因”字，再次损“乾”字，又次损“学”字，又次损“周”字。近拓有“周”字、“曰”字、“悉”字损，而“乾”旁未穿，或“悉”损，而“曰”字未损，作“白”，皆碑贾于拓时以蜡填平，或拓后描补以欺人也。又，“乾”字未穿时，“乾”首点势，穿后作直势，即此一笔短长显异。至于书法之秀而挺拔，又汉碑中所少见的。    

（八）凝重一派 以〈张迁碑〉为代表。

碑立于灵帝中平三年（186），原在东平州学，高九尺五寸，广三尺二寸，碑文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有阴。明初出土，全碑仅损一“狼”字；凡第八行“东里润色”完好者，皆明拓也。清初拓本，只“色”字完好，下“君”字左未损，第九行“随送如云”之“如”字，“口”右角上也未损。乾隆拓本，则首行“讳”字，“韦”旁下垂二笔尚可辨；“东里润色”，“东”字泐半，然上左角未与“恩”字并连，“里”字泐，“润”字泐半，其“{三点水}”尚存中点，“色”与下面“君”字泐大半。至光绪八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摹刻之，神气全失。同于此派者，有〈武荣碑〉〈衡方碑〉〈李孟初碑〉〈张寿碑〉，并俱朴茂。    

在此一百二十年中，隶之发展，各体俱备，此后更不能出其范围。如〈受禅碑〉〈上尊号奏〉〈孔羡碑〉，用力俱重，〈曹真残碑〉〈王基断碑〉〈孙夫人碑〉〈西乡侯断碑〉〈荀岳墓志〉〈张朗墓志〉，笔锋俱露；至前秦之〈广武将军碑〉，则已由隶而渐入于楷矣。四体中之篆书，由今而言，自甲骨、钟鼎以至石鼓、秦刻石、权量，所包至广。即以大篆、小篆论，也不能统该诸体，故此处我之所谓篆书，实际上即“古文字”一名词之代用。就美术观点言，不论何种，俱有其特别可以欣赏之点，初不以其刀椠、型铸而异也。惟古文字之形状，圆浑质朴，无挑捺回赴等姿态，故习之者首在留意其结构上左右相让、相争之道；然后究其笔直者要圆而有力，转角劲不伤廉；再进而谋全幅之布局，须要一气呵成。盖钟鼎、甲骨、石鼓，面积不大，故古人于此，实费甚大之经营，求其布置之妥帖，即如〈琅邪刻石〉〈泰山刻石〉，无不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