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靈飛經》四十三行本--啟功

《靈飛六甲經》是一卷道教的經，在明代晚期，發現一卷唐代開元年間精寫本，它的字跡風格和磚塔銘一派非常相近，但毫鋒墨彩卻遠非石刻所能媲美。當時流入董其昌手，有他的題跋。海寧陳氏刻《渤海藏真》叢帖，由董家借到，摹刻入石，兩家似有抵押手續。後來董氏又贖歸轉賣，鬧了許多往返糾紛。 《渤海》摹刻全卷時，脫落了十二行，董氏贖回時，陳氏扣留了四十三行。從這種抽頁扣留的情況看，脫刻十二行也可能是初次抵押時被董氏扣留的，後來又合又分，現在只存陳氏所抽扣的四十三行，其餘部分已不知存佚了。

《靈飛》本身的書法，在唐人寫經中，允推精品，試用敦煌所出那麼多的唐人寫經來比，夠得上《靈飛》那樣精美的，也並不太多。在清代科舉考試的標準，書法的優劣，幾乎與文章的優劣並重，所以它又成了文人士子學習小楷的極好範本。於是《渤海》初拓遂成稀有珍品。原石又因捶拓漸多，不斷泐損，隨著出現了種種翻刻本。 《磁蕙堂帖》翻刻的筆劃光滑，又偽加趙孟煩跋，在清代中期曾成為翻本的首領，事實卻是翻本中的劣品，和《渤海》的原貌相離更遠。

嘉慶中嘉善謝恭銘得到陳氏抽扣的四十三行，刻入《望雲樓帖》，刻法比《渤海》不同。不但注意筆劃起落處的頓挫，且比《渤海》本略肥。凡是看過敦煌寫經的人都容易感覺《望雲》可能比較一逼真，而《渤海》可能有所目失真。

這四十三行在清代後期歸了常熟翁氏，從影印文恭公同和的《瓶廬叢稿》所記中，得知在翁家已曆三代。文恭的玄孫萬戈先生，前幾年來北京，歡然互敘世代交誼處，我第一詢問的即是這四十三行，萬戈兄慨然以攝影本見贈，還親自抄錄了陳氏累代的題語和文恭的若干條跋記。廬山真面入目以後，才真正看出唐人的筆法墨法，始知無論《渤海》、《望雲》都一樣走了樣．尤其墨彩飛動的特點，更遠遠不是石刻拓本所能表現萬一的。這次萬戈先生把它交給《藝苑掇英》，發表，使這四十三行《靈飛》，真面目與世相見，實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

我所說的重大意義，不僅只是廣大書法愛好者得見著名的唐人真跡這一方面，更有意義的是翁萬戈先生除拿出《靈飛》外，還把家中世藏珍品，加上自己歷年收集的，一同印出與海內外同好共賞，豈不堪稱一件無私的盛舉：

從《靈飛》的書法論，它那秀美中有古趣的風格，舒展中有團聚的結體，平易中有變化的用筆，都已把唐人書法的特色表達無餘。此外對學書者有更重要的啟示兩端：

一是明白了任何精工的石刻，也難把墨跡中最重要的活氣顯示出來，這可譬如看樂譜上排列的音符，即使是記得再細的，把主旋律外的各個裝飾音都寫上去的，也不如聽一次演奏。這不但《靈飛》墨跡與刻本有別，一切石刻都與原寫墨蹟有別。看了《靈飛》墨跡，可以一豁然心胸。這項啟示的價值， 又豈止在欣賞《靈飛》一帖為然？它有助於學書者臨習一切石刻時，懂得石刻與墨蹟的關係是怎樣的。不致再把死板刀痕，看成毛錐所寫的完全效果。

二是自從《靈飛》刻石行世後，對於清初許多書家，都起著極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清朝一朝。直到包世臣出，奮力提倡北碑，唐碑派和《靈飛》的勢力相對的有所減弱，但在科舉廢止之前，考卷的領域中，這種影響還沒有全被北碑所取代。這裡要附加校正說明的：清代館閣卷折吸取《靈飛》刻本的一個側面，並不減弱《靈飛》在書法真諦上的地位。到今天真跡出現更可一洗把《靈飛》與館閣卷折齊觀的誤解。

清代中期陸續有少量的唐人寫經墨跡出現，書家對這種墨蹟的重視，也逐漸加強。例如王文治得律藏經，屢次談到印證其筆法。成親王、吳榮光也屢次題跋讚賞一個分了許多段的《善見律》卷。這些寫經墨跡，也曾被摹刻在幾種叢帖中。但它們的聲威，都不及靈飛的顯赫。原因何在，當然《渤海》】傳播的既久且廣是一個因素，而仔細對校那幾種寫經，它們的風采變化，確有遜於《靈飛》處。即在今天，拿敦煌所出、日本平安朝所遺的寫本來與《靈飛》比較，《靈飛》仍然可以敢當那一比，而不輕易出現遜色。那麼這四十三行經得起多方比較的傑出藝術品，在今天印出，我都替那位無名英雄的書手，感覺自豪：

世間事物沒有十分完美無缺的，看這四十三行，總不免有不見全文的遺憾。但從另一角度看《渤海》也不是真正全文，它既無前提，也不知它首行之前還有無文字，中問又少了十二行，也是較少被人注意的。如從“償鼎一臠”的精神來看這四十三行，字字真實不虛，沒有一絲刀痕石泐，實遠勝於刻拓而出的千行萬字。而《渤海》所缺的十二行，即是這四十三行的最後十二行，拿它與《渤海》全本合觀，才是賞鑑中的一件快事。

至於什麼鐘紹京書等等臆測之論，實是自古鑑賞家的一項通病，無款的書畫，常要給它派一個作者，有的在卷外題籤或在卷後跋中指定，這還不傷原跡；有的即在卷內添加偽款，破壞文物，莫此為甚。 《靈飛》從元人袁桷指為鍾紹京後，明、清相承，有此一說。至今若干唐人真跡已為世人共見，那此一推測已無辯駁，而古人所見不多，有所揣度，也就不足為奇了。

《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