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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专制帝国的改革难以成功?从清末新政失败说起

晚清重臣 李鸿章

作者萧功秦按语: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发表了李维民先生“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一文,对拙文“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革命”(今年第四期)提出批评商榷。李先生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原因,并非我所指出的“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而是因为清末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恰好有关清末改革的拙著《危机中的变革》一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现将我为该书写的“再版序”在这里发表,以作为对李维民先生批评的回应。相信这场一百年前的充满矛盾与困境的、复杂而丰富的改革运动,会引起当代国人浓厚的兴趣。

这本《危机中的变革》是考察晚清帝国改革运动如何走向失败的历史著作,它出版于十年以前,本书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有幸再次出版,分享着百年祭的厚重历史感。作者很希望这本书能为理解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那场新政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辛亥革命的背景,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世界历史来看,为什么有的改革能消弭革命,有的改革却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这也是本书作者所关注的问题。

这本书中试图回答两个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帝制中国为什么总是在陷入重大的危机以后,才得以过迟地进入了变革的时代?另一个是,危机时代的变革,会陷入什么矛盾与困境?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学术界,在论述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以往占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又遭受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灾难,然而,此后的清末统治者却并没有改革的诚意,在巨大危机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虚假的新政。日俄战争中,由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统治者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使国人失望,于是立宪派发动四次请愿运动,统治者仍然无动于衷,此外,清廷还将民营股份公司收为国有,破坏了人民应享有的筑路权,于是,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不受掠夺而奋起抗争,发起保路运动,并最终转向排满革命。在以往的主流叙述中,清末改革似乎就是一场假改革。

然而,我的观点,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对立。多年以来,根据我对清末变革史的研究,事实上,戊戌变法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一批同样缺乏官场政治经验的、充满书生激情的少壮变法人士相结合而发动的不成熟的激进改革。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深厚的同情的同时,他也指出,康梁改革“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认为,导致变革悲剧的激进主义,恰恰可以解释为保守的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它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动,并由此引发庚子事变的奇耻大辱。

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事实上也确实成为清末新政的最积极推动者,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她在庚子后几乎丧失了原来的固执与自信,经常以泪洗脸,她在召见张謇入对,张謇问她“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说,“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平心而论,她对新政的期待与改革真诚,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应该说,晚清新政也确实有着重要成就。新政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新政主持者制定的各项现代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长达十一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一位1906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学者就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丁韪良、李提摩泰对新政的由衷赞美与乐观,固然会使我们后人觉得有点幼稚肤浅,然而,正是从这些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眼中,新政时的中国变化之大,与它僵化不变的过去相比,确实足以令他们欣喜了。

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虽然,从长远来说,中国现代化的走向是政治民主,但在现代化改革初期,这一分权立宪转变恰恰是这场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

保路运动发生在距今正好一百周年。事实上,如果不带有偏见,必须承认,后发展国家修建铁路,商办铁路政策是很难成功的,清廷的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合理经济政策,盛宣怀与四国银行签订的铁路贷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低息的商业贷款,并非什么卖国条约,然而,由于排满民族主义的冲击,使这一原本合理的现代化铁路政策却被解释为卖国之举,并“歪打正着”地成为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的导线。

如果说,以往的主流话语从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范式来看待变法与新政,那么,本书的侧重点,则是对传统官僚帝国面对变革中矛盾的应对之道的冷峻审视,这一视角无疑会对于正在进行新的变革的二十一世纪的改革者,提供更直接的启示。

人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以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传统日本是由二百多个独立自治的藩国构成的、类似于西周分封制的国家。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集权帝国从改革走向革命的极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么?传统国家的集权体制与分散的多元模式,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发现清末的改革失败并引发清王朝的崩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末改革的悲剧在于,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帝国被列强打败并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例如,当清帝国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如此严重的危机之后,才会在焦虑感的压力下,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王朝统治者或者由于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材,或者由于战争失败后的民族危机加深,而丧失了统治所必需的权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机状态下进入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号召力,并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由于帝国统治者缺乏最起码的权威资源来对时局进行调控与整合,只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一切已经为时己晚。

其次,帝国改革之所以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在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更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与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淘洗的作用。在危机到来以前,以“承龚旧章”为主旨的帝国体制,早已经把此类人士当作异己者过滤一空了。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下来并游刃有余的,恰恰是平庸之辈。当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并让他们担当改革大任时,此类人却没有最起码的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经验,这构成专制集权帝制改革的另一个两难命题。

从中国清末的政治格局来看,当中国最需要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时,无论是光绪皇帝,康梁变法人士,还是庚子事变后颇有真诚改革意愿的慈禧太后,或两宫驾崩后执掌王朝大权的摄政王载沣,都根本无力承担危难中的改革重任,更不用说中国无法应运而生伊藤博文那样的政治家了。慈禧太后出于第四次垂帘听政的权欲,居然让明知无能的载沣执掌大权,这位摄政王不但判断能力差,意志力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而且还出生于一个神经很脆弱的家族。根据这个家族后人写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摄政王一紧张起来就会口吃。当慈禧太后突然撤手人寰时,帝国的命运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三,清王朝的改革战略选择确实存在着重大失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1905年以前的集权的开明专制模式更为合适,而在日俄战争刺激下而进行的预备立宪,恰恰是当时主流士大夫官绅的一种观念误读后的政治选择。而这种分权立宪在政治认同已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只能是雪上加霜。预备立宪导致大众的政治参与欲望突然膨胀起来并得以合法地与清政权分庭抗礼,而脆弱的清政府对此已经无力控制。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君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发育,是在社会共识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分阶段扩大的,而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参与扩大,则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不满日益强烈的压力下,被迫地扩大的。而危机压力又恰恰造成社会认同日益分裂,扩大政治参与不但不能达到消解社会不满的功效,反而会对这种不满起放大与传染效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渠道却成为社会不满者攻击执政者的合法场所。危机中的统治者对此几无招架之力。

当然,清朝崩亡决不是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这一点所能解释的,它是特殊条件下的多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现代化挫折,改革综合症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

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大多数集权官僚的专制体制一旦进入改革,反而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陷入进退两难,并难以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厄运?

概括地说,一元化的专制体制比起日本多元体制来说,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机,其内部大一统的结构,往往缺乏对应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真正能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其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即一个社会内部各要素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的整合。更具体说,对变化的环境的有效适应,除了政权力量或国家管控与干预力量之外,还应有地方,个人、社会伦理、意识形态创新力、民族凝聚力、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流动方式等等,这些文化、思想、法制、教育、社会领域的多元因素,均在无形之中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整合,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减轻了中央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它们在支持、协助国家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面,功不可没。

人们可以发现,在明治转型期的日本,日本社会就是由许多小规模的、多元的、自治的细胞构成的大共同体,上述多元整合机制,是具有自治传统的日本藩封体制先天所具备的。当中国的科举制持续压抑着创新人材,使中国缺乏足够应对新环境挑战的社会精英时,而在日本,不受大一统体制约束的武士阶层中,却能层出不穷地涌现出现代化改革所需要的新式精英,其中有对日本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海运王、留学生、政治家与精英人物。例如岩崎弥太郎、板恒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这种多元体制培育了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他们转化为现代化的精英。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元整合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地方与民间个人具有多元的微观试错的机会。地方,民间社会与个人,在国家之外,自主地面对着环境压力,不断地进行着微观的调适,国家作为引洪主渠之外,社会中的多元个体,则发挥着毛细管般的涓涓细流的作用。而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恰恰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社会内部先天缺乏的。 如果说,日本至少有二百多个藩国与无数的武士这样的自主细胞,作为试错主体, 那么,不幸的是,清代的专制中国,慈禧太后则成为全国唯一的试错主体,她的权欲使她对清王朝的崩溃要负最大的责任。洋务运动的若干现代化成果之所以获得,只不过是从湘军精英转化过来的沿江沿海封疆大吏们,运用了从大一统专制集权体制中截留下来的可怜的一点自主权而己。中日整合机制之区别,中日改革命运之不同,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于是,缺乏“多元整合机制”的中国就陷入了如下恶性循环:危机促成了迟来的改革,迟来的改革又在危机压力下越来越加大幅度,从而又进一步又导向更深重的危机。转型期社会矛盾比改革以前还要多并还不断累积,社会失序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不满,随着各种矛盾的“发酵”,这时,“革命”便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心理诉求”。在中国,既然满族统治者是以少数族统治多数族,这种不满就会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满人的恶”,要清除这种恶的根本的手段,就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到这时,陷入改革泥潭的清王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会陷入所谓的“沙堆效应”:那怕如同沙粒般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加之于高高的沙堆上,就会使庞大无比的沙堆在连锁的滑坡反应中突然崩陷。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合之众的、无组织、无领袖、无准备、一盘散沙式的各省新军一旦起义,就会出乎意料地取得成功。一旦发生革命,处于充满仇视的汉人的汪洋大海中的满族人,如同处于孤岛般充满恐惧,因为旧势力自信心太弱,几乎在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就自我解体。例如,辛亥起义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云南省,全省新军起义胜利时,因革命而战死者只不过一百多人。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如此弱不禁风,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与其说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中止了清末改革,不如说是清末改革自身的失败,是以排满革命的方式作为表现形式的。

历史的吊诡并没有结束,迟来的专制改革必将导致同样不成熟的革命。虽然在后世看来,辛亥革命具有推翻帝制的伟大历史意义,但革命“一不留神”而成功,而“乌合之众”般的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者,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不得不让权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袁世凯,由此也可以理解了。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更为多灾多难时代的开始。此后的民国内阁危机、二次革命与内争,军阀割据与统一国家的日益碎片化,都可以从晚清帝国改革失败中得到解释。

百年以后的今天,专制帝国改革之所以比多元传统国家改革更难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大清王朝体制下,中央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儒家官学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受官学化的儒家正统观念控制的官僚角色是固定化的,他们人数众多,却只会按一种方式思维,非如此他们一天也无法生活于官僚群体之中,其中很难产生改革所需要的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

此外,中国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又对全国进行着有严密有效的控制,使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视为非法的地方的或民间的反应。民间与地方的自主能力无法在体制内发育出来,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强有力地抑制着社会的自主试错与创新,王朝体制拒绝任何微观领域的试错,这就形成强烈的路径锁定状态。任何温和的创新与变革尝试都会被压抑在萌芽状态,当问题越来越严重,百姓越来越不满,统治者再想进行真诚的改革时,一切已经为时太晚,而受治者们则认定,只有根本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更为不幸的是,而这样的革命本身又会带来另一种悲剧,即弱势国家的悲剧。一场百年前的新政改革的失败,以及革命的两难,对于丰富改革政治学的历史经验资源,应该说也有启示意义。我们今天的读者,也会从中获得智慧与教益。 

几年前,记得一位青年研究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也不仅是知识,而是要培育我们一种知人论世的能力。我终于了解到历史是训练、培育我们思维的一种最重要方式。”

善哉斯言,历史就是要培养我们“知人论世”的能力,这句话道出了历史学生命力所在, 我想,这也应该新政治史的目标与努力的方向。

清末变革以悲剧告终,并且是二十世纪更大悲剧的起点,只有悲剧时代的人们,才能对人生与社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是那些幸福而质朴的小民族所不可能有的珍贵精神资源。只有民族的苦难,才能成为史家研究人性与历史的最好的原材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不幸才会造就深刻的史学家与思想家。清末新政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开端,以后有更多的悲喜剧等候着史家去发现其意义,去展示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时代不幸史家幸,请记住,我们民族就生活在历史的富矿脉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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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1-05-08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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