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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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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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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页--萬曆十五年的敘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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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大历史》 作者:黄仁宇 出版:三联书店

五四运动:1917-1921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当日午后1时30分,3000个学生代表北京13所大学和学院集结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凡尔赛和会将德国在山东所享特权划归日本。这种特权出目“势力范围”,也是不平等条约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国因1917年对德宣战与以后派遣劳工服役于战场,已站在战胜国一边,井且因为宣战而早已卸除了对德的条约关系。可是在凡尔赛,中国不仅无法分得任何胜利后果,反要将本身领土之完整作为特权转让去满足另一战胜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发指。可是会议中将各项秘密条约公开时,中国的地位已动摇。

过去劝说日本参战之各强国已事前各别保证作如是之转让。更使中国地位受损害的是,日本代表团当场公布以前东京与北京间所交换的文件,证实中国军阀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样的认可。5月4日,示威者发散传单申明中国人决不承认卖国贼将国家主权转让与人。他们游行到东交民巷,将通知送交各国使馆。当日下午,他们决定和3个内阁部长级的官僚对头,因为他们对上述文件负有责任。其中之一被学生殴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烧。巡警出面弹压,学生32人被拘。

不久这消息即传遍中国。新闻界表示对学生同情,一时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认错,被押学生开释,受指控之官员撤职,内阁也引咎解职。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则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山东问题终在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解决。美国总统哈定与国务卿休士召开这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取消战时的秘密协定。1922年签定九国公约,中国才算收回了山东主权。

今日学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饭,电视荧幕上重见叠出,confrontation(对抗)也成了常用语,我们已难回味1919年现代通讯尚在婴儿时代期间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读者可以想象中国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虽说皇帝这一职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举考试也于1905年停止,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迄1919年,新式工厂内之劳工估计只在100万至250万人之间。虽说两种估计间之差别大,总而言之,较诸中国庞大之人口,其数仍不过水桶中之一滴。这国家未曾多元化的经济可能提供的工作至为有限,尤其缺乏现代社会之不同部门。专业工作犹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


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并非社会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着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如果这群年轻人觉得潜水艇夹肉面包内的莴苣叶和蛋黄酱缺乏构造的严密性,因之无从发挥应变能力,他们无可推接,也无旁人可以责备,只能自己应声而出解决问题。这信息开始传布时,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2000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50年长期革命之工具。

(注: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扰与酝酿。把这背景更向后推,我们更要提及几十年来教士的工作和开通商口岸以来中外的接触,以及自强运动之遣派留学生。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鸿、亚当斯密、大小仲马、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只因为“五四事件”不过是学生运动,中国的作家和历史从业员认为另有“五四运动”,是为知识界准备工作,以激荡其行动。这运动由大学教授组织,在各学府构成,尤以北京大学为最。在历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为始点。经过五四事件之后,这运动传得更远大。只是行动上更增加动力的时候,五四运动之为一种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约2年。大概到1921年夏天,它可说用尽了它的燃料。


知识气氛:重新审理中国文化

在构成这知识气氛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来是北京大学校长。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往德法两国留学,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有其独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国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从事革命多年之后,陈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封面有标题.La.Jeunesse)。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着他的编辑工作。《新青年》行销达16000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1919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上“赛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想象。陈独秀所称科学,着重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他的科学方法坚持有组织而经恒的“不相信”,与培根及笛卡儿的态度相近。中国的传统,认为道德标准持久不变,真理与威权同时由上流传至下,陈的论说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这一观念,尚未用以发扬去支待代议政治,陈独秀先利用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击的对象为传统习惯和儒家教条。陈使用“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互相交换。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甚至今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一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着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井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与陈独秀工作时接近。在北大他是图书馆长。李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里,他发表了苦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李大钊于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选择,构成他自己的一种系统。不过其结果并非一种无光彩的妥协。不像陈独秀,他没有放弃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他也预料到中国的革命会扯上一种强烈的农民运动。他不规避暴力,而认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个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据的政权并无不合理之处。他提到民主与自由,却又用道德的名义强迫执行使之兑现,有如卢梭。在这些方面,他留给毛泽东的影响至为深重。在北大图书馆,他也雇用毛泽东为临时工作人员。

在这群思想家之间,代表美国的影响者为胡适。他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在北大为哲学教授。胡对五四运动主要的贡献为提倡白话文,以代替传统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场与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张实用,而不主张以“主义”作标榜,因此他没有被当时青年热烈拥戴。后者多为革命之浪漫主义者,企望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实验主义(也是主义?),一部分来自其美国老师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点一滴”的观念概括,因之他不両国民党所统辖的城市都在拘捕枪毙共产党员,蒋总司令和国民政府以自卫为解释。他们提及共产党人阴谋从内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甚至鼓励中共对蒋作人身伤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国人士则指摘蒋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苏联援助。

美国新闻记者艾萨克(Harold Isaacs)称这段分裂为“中国革命之悲剧”。这“悲剧”也可以由五四运动领导人物之出处一眼看出。李大钊为中共发起人之一,被张作霖于1927年拘捕后绞死。陈独秀也是中共发起人,并且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因为1927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党中人士罢免秘书长,次又开除党籍,以后他更被国民党政府拘获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症死于狱中。蔡元培利用他为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保障人权,防制以学生运动遂行政治目的。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京政府〔后迁重庆)欢迎。鲁迅替上海一家报纸写专栏,也在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里活动,却终身不离开上海公共租界,最后死于1936年,享年55岁。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任北京大学校长,日后他的著作极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无情批判。1958年后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和博斯年,都在台湾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称。但是20世纪中国一大哲学史家冯友兰留在大陆,受当局批判无数次。


从这剖面着来,即见问题之大非国民党或中共能全部掌握。1920年间,这大问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着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倘非如此,这批人士也仍会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职为官僚。可是纵然如是,这种运动也方才伊始。如果要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和毛泽东有了若干从何处动手的笼统观念,此刻也无人能写成计划按步实施,也决无人能在此时梦想整个衍变竟是要将一种“商业系统”加之于下面这巨大而且混同一致的面包上去。

1927年,李大钊已被绞死,周恩来刚在上海逃脱,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组织武装部队。这时候,当权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样不能了解他们自己的行动已是以前历史之所无。热烈的马竞思主义者也只能想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然后完成共产主义。他们将“主义”翻来覆去,也不过希望模仿苏联或可将革命缩短,在以上程序里减省一两步。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

这时候,即是疯狂的人也不敢预言,仅是要在中国全面行使以货币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经过蒋介石五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共的突围长征,西安事变,八年抗战,接着又有四年内战,更还有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乱局;即使是我们也不能想象这一切为必然。假使不把过去三个大帝国演变的程序摆在脑中的话。将一种新的组织之原则加在一个泱泱大国头上,确有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何况在改造过程之中这国家的人口又从当初的5亿左右增加了一倍。

黄仁宇简介

英文名Ray Huang,(1918年—2000年1月8日),湖南长沙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期间的国民党军官,后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大歷史观”的倡导者之名而为世人所知。

早年

黃仁宇於1919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黄震白曾为同盟会基本成员,其後淡出。黄仁宇早年在湖南家鄉生活,1936年曾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時抗日戰爭爆發,黃仁宇僅就讀大學一年級就決定輟學。

国民党时期

輟學後黃仁宇,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間認識田漢、范長江等人。后來《抗日戰報》停刊,黃仁宇進入了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成为第14期步兵科的一名学生,同学中有作家田汉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毕业后獲分发至陆军步兵第14师,成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后任新编第一军上尉参谋,跟随郑洞国将军。抗战胜利后随郑将军赴东北,参加国共内战。不久考取留学资格,赴美国雷文沃思堡指挥参谋学院学习,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而后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被國民政府怀疑計劃率領代表团投奔共产党,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遠赴美國。


学术生涯,美国时期

憑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所修的學分獲密西根大學的取錄,攻读新聞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由於言語上的局限,黃仁宇其後轉攻歷史系,並於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歇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現費正清研究所)(1970年)。他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時英國劍橋大學凱思學院院長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

1979年他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先後出版了《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以「大歷史觀」享譽華人學界。因之他後來經常到台灣的大學演講作學術交流,並曾在《亞洲週刊》撰寫專欄。

2000年1月8日因心臟病發,在一場音樂會開場掌聲中,沉睡在夫人懷裡,一睡不起,逝世于纽约。

他的著作近年來在海峽兩岸頗受歡迎,但也有許多學者質疑與批判其觀點。

婚姻家庭

黄仁宇娶美国女子格尔为妻,并育有一子(傑夫)。

学术建树,大歷史观

黃仁宇主張「歷史上長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數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是技術至上的論調,透過實證主義,以技術角度談論歷史,避免讓歷史淪於意識形態爭執。這種觀念即為大歷史观(macro-history)。大歷史观对于英美微观剖析历史方法的一种反动。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短暂生涯的探究和历史事件的孤立的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要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的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性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例如在《万历十五年》中,不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黃仁宇主張歷史從不應該是批判善惡的歷史),他與李約瑟稱這主張為技術辯證,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理論表明,時代走向這種現狀,是由無數社會、物質上各條件所堆積起來的,歷史舞台上那個「關鍵角色」往往只是個角色,讓任何人來扮演都可以,我們熟知的人物只是正好在那個時間踏上了舞台,坐上了歷史早準備好的空缺。這在其作《中國大歷史》一書中表現無遺,謂中國版圖架構的形成,「當中無可避免有其地理歷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國不得不構成一體...」


萬曆十五年的敘事探討

歷史學家江政寬認為《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對人物的刻畫往往帶有一點心理史學的影子,在以往,人物的心思一向是文學家馳騁的領域,黃仁宇雖然去揣測人物的想法、動機等,但不能意味這非歷史研究,因為黃仁宇的推論或想像皆有廣博的史料支撐,故應將之可視為「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也因如此,冰冷的歷史在黃仁宇的筆下生動的展現在讀者的眼前。不過黃仁宇的敘事體仍有其缺點:第一點、黃仁宇勾勒人物心思的筆法是經由「結果論」而產生的,因為歷史已經發生過,所以黃仁宇才有能其推斷,這與心理學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因此黃仁宇的推斷是否妥貼,還有待商榷。第二點、在歷史想像的部分黃仁宇用的是「肯定」的語句表達,因此人物在無形中就被附加上了黃仁宇想像的性格,顯然太過武斷而不夠謹慎,可謂歷史想像發揮過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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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0-08-15 1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