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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朗: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叶朗认为,“美学,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

叶朗认为,“美学,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

美学家叶朗七十二岁,但你跟不上他的思维和脚步。

1999年,他提出要关注“文化产业”,并在北京大学建立“文化产业研究院”,而那时尚未跨世纪的中国民众,很多人还不敢将“产业”二字缀于“文化”之后。十年过去了,“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常识性用语,他挂在嘴边的却是重视精神与心灵价值的中国传统美学。

2005年,满大街都在放周杰伦的《七里香》,公共场所都是《超级女声》的画面。他和台湾作家白先勇却将昆曲《牡丹亭》带进北大,唱腔唱词顿时在青年学子中“姹紫嫣红开遍”,大学生们说:“现在北大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牡丹亭》的,一种是没有看过《牡丹亭》的。”“昆曲热”从那一年开始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他拿着一杯绿茶,在花木葳蕤、蝉鸣鸟栖的北大燕南园里与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Ames)对话。

安乐哲说,“举个例子,法国人可能倾向于单纯用味觉去品味食物,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对食物的感觉更具审美性。但这并不妨碍法国人欣赏中国的美食。”

叶朗笑答,“但不论你在法国还是在美国,都很难吃得下那里的‘中国菜’,中国食物都变甜了,甚至‘葱爆羊肉’、‘炸酱面’都是甜的——西方人按照自己的口味改变了中国食物。”

他们从这段话切入对中西美学分野、中西美学融合可能性的讨论。2010年8月9日,业内规格最高的世界美学大会将在中国北京大学举行,这个主题将在60多个国家800多位学者间纵深研讨。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寻求中西美学融合路径、致力于当代语境中美学根本性重建的叶朗,肩头很重,但仍然一派轻松。他解释自己这种心态——“人一定要活得有趣。”

“告诉我”

叶朗在美学热潮席卷中国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入北大哲学系,遇到老师朱光潜与宗白华。

他的治学道路是从观察和学习这两位老师开始的。朱先生严谨务实,治学充满计划性和节奏感——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黑格尔的《美学》和维科的《新科学》,都是大部头,按部就班、一丝不苟。朱先生家里书桌、座椅、床榻上都摆放着手稿的景象,叶朗至今记忆深刻。

宗先生淡定随性,灵感常常妙手得之。“翻书,看到这一段好,就即兴把它翻译出来。但不翻译全书;讲课,不照讲稿,也带着本子,就写着几个很大的字。”

叶朗是宗白华的助教。宗先生在讲台上自由挥洒,叶朗站在旁边把提到的诗句典故写在黑板上。一个学期后,系里要求美学老师准备讲课提纲,宗白华对他说,“好,你来替我准备一份吧。”

这份提纲后来被命名为《中国美学史若干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刊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丛刊》上,后被收入《宗白华文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组织编著一批大学教材。《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编写、《美学概论》由王朝闻编写。中国美学史资料的编选任务本来准备交给宗白华,老先生自由洒脱,当然不喜欢这种指派性任务——“后来这任务就交给于民老师和我俩人了”,叶朗说。

当时他们采取的是手工作坊的做法。他们把历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的书一大捆一大捆地从图书馆借来,然后一本一本普查其中和美学有关的段落,一字一句抄写下来后再整理爬梳。这本书名为《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关于中国美学的系统史料。在没有电脑和电子检索技术的时代,所下功夫可想而知。

在这方面,叶朗像朱光潜。

“文革”之后,朱光潜先生把他八十岁后的论文和札记集纳成一本书,名为《美学拾穗集》。叶朗找来一本,读完后只觉胸中万顷碧波,不吐不快。他随即在《大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并把文章转交给了朱先生。第二天就收到了朱先生的信:“近两年来见到的译介我的论著的文章有十多篇,您的这篇算是抓住要害,最中肯最得体的一篇。”在这方面,他又像宗白华。

始终勤奋,哪怕一丝学术的亮光都会被他捕捉到——美学大讨论中,一看到阅报栏有《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刊发美学文章,就马上跑到北大东侧门旁边的邮局去买;“大跃进”时北大哲学系全体师生到北京大兴农村,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他看到报纸上说《美学问题讨论集》出版了,马上抽时间跑到城里书店去购买。

过去有的学者论文艺,认为中国多诗歌理论,所以中国有“意境”,中国少小说理论,所以中国无“典型”。为了研究古典小说的点评性作品,他在北大图书馆抄了一年善本。“文革”结束之后,在很多学人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就出版了《中国小说美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他曾为研究生开列一个精读书单,有100部之多,中外各半,并且告诉学生,“你真正读完了这100部书,你就脱胎换骨了,你做人和做学问就有了根底,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就不一样了。”话说得恳切非常,因为就是在讲自己的经验。

这个经验其实也来自前人。2010年,叶朗集大成的著作《美在意象》出版。书中引了《达·芬奇传》中的一句话:“‘告诉我’,这是达·芬奇询问的声音,他探求一切,研究一切,对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要寻求答案。”“告诉我”三个字,恐怕也是当年回荡在年轻美学家心底的声音。

“接着讲”

冯友兰说治学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叶朗对这句话甚为推崇。

“照着讲”是规规矩矩地讲“史”,讲中国美学史、讲西方美学史,讲西方三圣的观点、讲孔孟老庄的见解。“接着讲”是一种学术继承和阐扬,是对理论内核的进一步淬炼、对学派精神的继续光大。叶朗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中国美学来说,尤其要从朱光潜接着讲。”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起始于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叶朗曾经亲历。这股席卷全中国的热潮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各种观点百家争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常常整版刊发论战和批评文章。

他当时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一边告诫自己“这是唯心主义”,一边忍不住读朱光潜的《论美》和《文艺心理学》,“说心里话,他的作品确实吸引人。”几十年过去了,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已经成为中国美学的扛旗者,叶朗深深明白,朱光潜之于中国美学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作品吸引人”那么简单。

人们试图从不同角度为那场大讨论定性,有人认为那几乎算是一场“思想解放”,叶朗不同意。“从美学启蒙的角度讲,那场讨论当然意义重大。但这场讨论局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局限于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语境,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推进美学核心理论的进步作用并不大。”

“主客二分”认识论让“客观”和“主观”变得水火不容,承认主观就相当于否认客观。在这个语境下,学人们从不使用“心”、“心灵”这样的词汇,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用“心理”这样唯物色彩明显的字眼代替。从解放前就坚持“美是主客观统一”、“美的社会性在于审美主体”观点的朱光潜,成为众矢之的几乎是必然的。

叶朗对这场美学讨论的反思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朱光潜的路在美学发展的主航道上,传承和发展中国美学,需要回到朱光潜,需要从他那里“接着讲”。

提出“美在意象”的理论框架是叶朗“接着讲”的一种探索。“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也是朱光潜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具有强大的包孕性。叶朗把它作为美的本体范畴提出,将意象的生成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本,并且提炼出了“意象”两个基本规定性:显现真实和超越自我。

叶朗希望这个出自传统美学的概念成为美学领域一个稳定的理论核心,并回应新的时代要求——来自历史,照亮未来。除了沟通“传统”与“当代”外,叶朗认为,“意象”还是中国与西方美学,尤其是西方现代美学之间的桥梁。

那是另一种挑战。对中西文化、伦理、哲学、美学融合之路的探索其实历史漫长,但大多止于形上共识的达成,任何具体现实的理论整合都相当艰难。在《美在意象》一书中,叶朗以“意象”理论为立足点,对“达达主义”、“波普艺术”、“观念艺术”、“新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派别进行了评析,并界定了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现代“艺术终结论”的挑战。

“意象”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回应。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学者对话中,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这样评说自己和叶朗的交往,“他(叶朗)告诉我不应该从美来看中国文学,应该从意象、境界来看,这完全有道理。这不是说我不能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学,但是如果我们也能够同时从中国美学来做研究工作的话,那显然就能够加深中国文学作品的深邃和深度……所以我们需要叶朗这类的学者,是他们告诉了我们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不一样。”

“求放心”

意象,情景交融,是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感性世界,用杜夫海纳的话说就是“灿烂的感性”。在叶朗看来,这个理论核心最大的特点是重视心灵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毕竟,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找回人之本心,并以美塑造民族精神,是一个时代的呼声。

青春版《牡丹亭》进北大,只是叶朗发起的“美学散步沙龙”的主题之一,也是他推广的“美育”的内容之一。近十年来,他将众多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高雅艺术引进北大校园,囊括了传统戏曲、古典音乐、现代舞蹈、原生态表演、先锋话剧、音乐剧、芭蕾舞等多种类型,每一次都能在青年学子中掀起波澜,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思。

除去大型演出,这个沙龙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不同艺术家、不同专业学者之间的小型艺术品鉴会,小型讨论会。李政道、吴良镛、沈鹏、欧阳中石、王立平、叶毓中、李祥霆、王恩哥、饶毅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都是沙龙的座上宾。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树声入座,兰香湿衣,这成了北大燕南园的一道盛景。

“钱学森先生去世后,很多人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少培养出一流人才?解决办法在哪里?其实钱老自己就曾给出过答案:要加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在“美学散步沙龙”里,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对话往往能擦出智慧火花,让双方都获益良多。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美学对人意义之所在。在采访中,他向记者诵读了一段黑格尔名句,“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斗争,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他眼神微微闪亮,“你看,自由的心情,自由的心情,这说得多好。”

他也把这种“自由的心情”传递给了学生们:“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最后归结起来,就是引导人们去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具有一种‘光风霁月’般的胸襟和气象,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

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本科生这样描述他听叶朗为全校开的公共选修课美学原理的感受:“平日里的各种纠结、忧虑都变得微不足道,摆在面前的是那样广阔而美好的天地。”这样的感受让授课的叶朗感到欣慰,即便在一个技术化、现代化的社会里,美也不应与人生疏离。

毕竟,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句话来自柳宗元,叶朗深以为然。

人物简介:

叶朗,1938年10月生,浙江衢州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胸中之竹》等,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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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1-03-31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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