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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諡文正，漢族，晚清重臣，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者。清朝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書法家，文學家，晚清散文“湘鄉派”創立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人物之一，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諡曰文正。毛澤東有曰：“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人物之一，他從湖南雙峰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書生入京赴考，中進士留京師後十年七遷，連升十級，37歲任禮部侍郎，官至二品。緊接著曾國藩因母喪返鄉，恰逢太平天國巨瀾橫掃湘湖大地，他因勢在家鄉拉起了一支特別的民團湘軍，歷盡艱辛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後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居一品，死後被諡“文正”。他的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影響了包括蔣介石、毛澤東在內不上一代的中國人。

曾國藩所處的時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轉而為沒落、衰敗，內憂外患接踵而來的動盪年代，由於曾國藩等人的力挽狂瀾，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面，曾國藩正是這一過渡時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 軍事、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產生了令人注目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作用於當時，而且一直延至今日。從而使之成為近代中國最顯赫和最有爭議的歷史人物。

曾國藩開創的“湘鄉派”散文，既講求文采，又注重實用，被梁啟超譽為“桐城派之大成”。他的書法圓潤秀勁，自成一家。清符鑄曰：“曾文正公平生用力至深，唐宋各家皆有嘗習，其書瘦勁挺拔，歐，黃為多，而風格端整”。

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是個善書的塾師，他在曾國藩的學書道路上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正如曾國藩自己所說“我先大夫竹亭公於學趙書，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於字皆下苦功”（《家書：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諭紀澤》）。曾國藩十分推崇趙孟頫，認為他的書法“集古今之大成”，這和其父親喜愛趙書不無關係。此外，曾國藩自己也把習字當成必不可缺的日課來作，“茲擬自今以後，每日早起，習寸大字一百，又作應酬字少許”（《日記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近來每日習字，不多看書”（《家書：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呈父母》）。即使在和太平軍作戰期間也不曾間斷，“餘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家書：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諭紀澤》），“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習字一張，不甚間斷”（《日記：咸豐十一年二月廿五日》）。

在長期的書法實踐中，曾國藩不但書藝與日俱進，對書法的領悟也日益加深。從用筆結體到臨帖作書，他都有不少獨到的見解。

在執筆方法上，古人最常用的是“撥燈法”，錢載說“撥燈之法，謂如對油燈之燈心（芯），挑撥便起，則此人之手不重不輕，實指虛掌，微微運掌以起之，以此之手，執筆運腕；即可寫字耳”。這種方法歷來被習書者視為圭臬。但曾國藩卻能夠不為成法所囿，悟出“修腳法”，他說：“偶思寫字之道，如修腳匠之修腳。古人所謂'撥燈法'，較空靈，餘所謂'修腳法'，較平穩。”（《日記?咸豐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談到二者的區別，曾國藩並無較多論述，筆者認為二者不同主要在指法。 “撥燈法”用拇指和食指提筆，以中指和無名指使筆前後活動，以小指使筆左右活動，故運筆靈活自如，“較空靈”；而“修腳法”則猶如捉刀，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提筆，以食指使筆前後活動，以小指使筆左右活動，故運筆沉著有力，“較平穩”。

在執筆高低上，曾國藩也有不同於他人的見解。虞世南雲：“筆長不過六寸，提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而曾國藩卻說：“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為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尚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雖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已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驗。”（《家書?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致諸弟》）倘若執筆“近毫根”，則僅能用指而不能運腕，而運腕比用指力量要大，活動範圍也要廣，因此執筆“近毫根”僅能寫小字且乏力道可陳，故不足取。清代書論家朱履貞說：“學書第一執筆，執筆欲高，低則拘攣。執筆高則臂懸，懸則骨力兼到，字勢無限。雖小字，亦不令臂肘著案，方成書法也。”

在運筆方法上，曾國藩強調“換筆”。他說：“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和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換則東方向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家書：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京寓致六弟九弟》）此處的“換筆”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一筆三過”，即每作一點畫，都要三折筆鋒，藏鋒逆入起筆是一折，中鋒提按行筆一折，回鋒收筆又是一折。概括地說，就是“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欲左先右，欲右先左”。

曾國藩在另一封家書中對此論之甚詳：“凡轉折之處，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跡，亦須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末向上挑，所謂磔也，中向上行，所謂勒也。初入折而下行，所謂波也。初入手所謂直來橫受也。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直橫入，所謂橫來直受也，上向左引，至中腹換向而右行，所謂努也。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磔波直入。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撤向外耳。……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換則向左矣。”（ 《家書：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黃州諭紀澤》）

曾國藩還強調“結體”。他說：“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家書：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諭紀澤》）又說：“然吾所教爾者，尚有二事焉。一曰換筆……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究，但求胸中有成竹耳。”（《家書：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京寓致六弟九弟》）如何做到“胸中有成竹”呢？曾國藩給的答案是臨帖和摹帖，他說：“作書者宜臨帖、摹帖。”（《日記：咸豐九年八月初四日》）又說：“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家書：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諭紀澤》）還說：“用油紙摹字，若常常為之，間架必大進。”（《家書：咸豐九年七月十四日諭紀澤》）並指出：“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家書：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諭紀鴻》）

曾國藩說：“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週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坤。作字而化遊自得真力彌滿老，即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即利之意也。”（《家書：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與諸弟》）在用筆上，曾國藩強調“乾道”，即陽剛之氣，他說：“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論詩亦取傲兀不群者，論字亦然。”（《家書：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致諸弟》）又說：“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家書：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諸弟》）在結字上，曾國藩注重“坤道”，即陰柔之美，他說： “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為主。”（《家書：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諭紀澤紀鴻》）又說：“作字時，先求圓勻。”（《家書：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諭紀澤》）並認為：“剛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日記：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十日》）由此可見，曾國藩書法的整體風格是陽剛與陰柔並濟，概括地說就是“寓圓潤於秀勁，合雄奇於淡遠”。

曾國藩書論的精妙處至今對我們不無啟迪，但他卻對自己的書法不感到滿足，由於一心想整合北碑南帖，兼容剛健婀娜，晚年的曾國藩曾說：“是日悟作書之道，亦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兩端，偏於陽者取勢宜峻邁，偏於陰者下筆宜和緩。二者兼併鶩，則兩失之矣。餘心每蹈此弊。”（《日記：同治四年十月二十日》）

曾國藩治學嚴謹，崇尚儒學，其學術思想以程朱理學為主體，把中國封建文化歸納為“義理、詞章、經濟、考據”四門學問，有獨特見解，對當時和以後均有一定影響。他提出“早、掃、考、寶、書、蔬、魚、豬”的“八字家訓”，反映了曾“修身、齊家”的封建道學思想。所為古文，卓然成家。文秉桐城派之衣缽，為一時所宗。其家書、日記，人頗稱道。其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計128卷；今輯有《曾國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