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广东书家对于全国之贡献

吾粤书家，始盛于明，而极盛于清。此四百年中，大家迭出，抗衡中原者，大不乏人，而最有贡献于全国者，明中叶有陈白沙。清末有康有为。

陈白沙书法之最大贡献者，为补偏救弊扶弱起衰。元明之世，吴兴书法，盛极一时，举世尽为靡靡之音，而莫之救也。以文徵明之天才功，不能脱赵派之窠臼，只从消极方面，矫之以有气而已。董其昌初年，鄙视吴兴，思别树一帜，以匡赵派之弱，诚有志之士也，然至晚年，又佩服吴兴至五体投地。文董为当时大家，皆深知赵派之缺点者，然终为赵派势力所支配如此，其他尚有何说。陈白沙崛起岭表，以其创制之茅龙笔，写苍劲之字。一新世人之耳目，如鹤立鸡群，翘然独出。又如群雌鬻鬻之中，忽见须眉男子。使人气为之舒，神为之壮。顽夫变廉，懦夫有立志也。孔子云“野人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白沙之书，倔强如野人，正甜熟之赵书之对症药也。昔人谓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功不在禹下。吾谓白沙之书，起元明之衰，功不在韩愈下。

康有为提倡北碑，对于全国书法，贡献尤大。自唐以来，千有余载，书风日卑，书法日弱，加以清代帖括取士，对于书法，但求圆滑，泯威性灵，莫此为甚。每况愈下，全国皆然，帖学之衰，成为不可掩之事实。康氏外收阮元包世臣张裕钊伊秉绶之说，内集冯敏昌李文田邓承修等之谕，以其卓越之天才与淹博之学问，著成书镜，集碑学之大成突过古人。吾尝纵观书史，每一代之书风，其始，必承袭前代，而后逐渐演变，始成为本代之书风，此历史之常例。惟唐太宗与康有为，则以一人之力，转变书风，迥异前代，成书史之变例。唐太宗尊帖，康有为尊碑。时隔古今，派分碑帖，然太宗贵为天子，上行下效，较易为力。有为以学感动天下，其事倍难。然自广艺舟（即书镜）印行以来，流遍全国，普及东瀛，不特我国书风，为之丕变，且扶桑国，亦奉为圭臬。康氏常有诗云：一散人间十万篇，洛阳纸贵过云烟。”又云：“传与鸡林译本成，已翻六版遍东瀛”，书缘黄结，自古至今，固鲜俦匹，而其贡献之伟大，实开吾国书史最光荣之一页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