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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书论析要 - 欧阳中石 - 七、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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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书论析要 - 欧阳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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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代

    清代的书论对书法的各个方面讨论得更为细致,但因体例不能统一,故稍显琐碎。

    冯班《钝吟书要》对唐、宋行书的取法和书风作出这样的归纳:

    “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唐人行书皆出二王,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

    梁 《评书帖》所言与之近似:“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

    这个时期的许多书论对于用笔尤为注重。朱履贞《书学捷要》曰:“学书要识古人用笔,不可徒求形似……”钱泳《书学》云:“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刘熙载《艺概》论用笔颇多,云:“书重用笔,用之存乎其人,故善书者用笔,不善书者为笔所用。”周星莲《临池管见》云:“楷书如立,行书如走,草书如飞,此就字体言之。用笔亦然……”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古帖之异于后人者,在善用曲。……至永师,则非使转处不复见用曲之妙矣。……故米、赵之书,虽使转处,其笔皆直。而山阴伪迹多出两家,非明于曲直之故,恶能一目辨晰哉!”这一段话对于实际书写很有指导意义,所谓“善用曲”,即与张照所说的“着意”、董其昌所说的“留得笔住”相同。张照《天瓶斋题跋》曰:“书着意则滞,放意则滑。”董其昌《容台集》云:“唐人书皆回腕,宛转藏锋,能留得笔住,不直率光滑,此是书家相传秘诀。”

    《艺舟双楫·答熙载九问》有两段将结字、章法之根本归结到用笔:

    “结字本于用笔,古人用笔悉是峻落反收,则结字自然奇纵,若以吴兴平顺之笔而运山阴矫变之势,则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匀之说也,若以端若引绳为深于章法,此则史匠之能事尔。故结体以右军为至奇。……盖二王以前之书,无论真行,帖中所无,不能撮合偏旁,自创一字以参其间;侍中以下,则渐可以后人体势入之而不嫌矣。”“烂漫、凋疏,见于章法而源于笔法。”

    这时对于书家气质与书品关系的讨论也更细致。钱泳《书学》谓:“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接右军,第过为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古人之书原无所谓姿媚者,自右军一开风气,遂至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谓姿媚为大病者,非也。”刘熙载《艺概》:“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凡书论气,以士气为上。”“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一些崇碑的理论虽然目的在于在行书之外另辟蹊径,但首先对历史上的行书作回顾与反思。

    阮元《南北书派论》分析行书的盛衰及风格原因说:

    “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

    “旧称〔《宣和书谱》〕初师钟、魏,携《宣示表》过江,此可见书派南迁之迹。晋、宋之间,世重献之之书,右军之体反不见贵,齐、梁以后始为大行。(《南史·刘休传》:‘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反不见重。及休,始好右军法,因此大行。’〕梁亡之后,秘阁二王之书初入北朝,颜之推始得而秘之。”

    “至宋人《阁》、《潭》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藐蚀,遂与隋、唐相反。”“北朝族望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能通变。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然其笔法劲正道秀,往往画石出锋,犹如汉隶。”

    阮元又于《北碑南帖论》中对行书上石提出自己的看法:

    “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是以御书《晋祠铭》〔贞观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后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虽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故开元间修《孔子庙》诸碑,为李邕撰文者,岂必请张庭 以八分书书之,岂亦谓非隶不足以敬碑也。”

    包世臣《艺舟双楫》对于临习法帖的落脚点和前景阐述得很详尽:

    “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故拟与察皆形质中事也。”

    “拟虽贵似,而归于不似也。然拟进一分,则察亦进一分,先能察而后能拟,拟既精而察益精,终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要之,每习一帖,必使笔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换后帖,又必使心中如无前帖。积习既久,习过诸家之形质性情无不奔会腕下,虽日与古为徒,实则自怀杼轴矣。”

    刘熙载《艺概》也对行书风行以及南派书风独领风骚的原因作了探讨:

    “……崔、卢家风,岂下于南朝羲、献哉!惟自隋以后,唐太宗表章右军;明皇笃志大令《桓山颂》,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颂,复在于兹’之语。及宋太宗复尚二王,其命翰林侍书王著摹《阁帖》,虽博取诸家,归趣实以二王为主。以故艺林久而成习,与之言羲、献,则怡然;与之言悦、谌,则惘然。”

    《艺概》还从王献之的法帖总结出技艺娴熟、淋漓挥洒对于书家的意义:

    “欧阳《集古录》跋王献之法帖云:所谓法帖者,率皆吊丧、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

    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中也有关于行草的专论,如(行草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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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1-03-14 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