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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书论析要 - 欧阳中石 - 四、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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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书论析要 - 欧阳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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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代

    宋代书论以随感式或题跋式的语录体最为典型,它们常常闪烁着耀眼的灵感,但往往极少考虑其体系、架构之完备,而且一些脱口而出的快语必须放到当时书坛的特殊背景中去理解。

    首先看黄庭坚《论书》两则:“《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

    第一条是以《兰亭序》为例谈临摹的,认为不必拘守古人字帖;第二条则更进一步,要减少亲手临摹,凭肉眼得其“神”,下笔便可随“意”。一般认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一结论就与黄庭坚等人所提倡的学习方法也有紧密的联系,它是宋代书风特色之所在,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后世论者对于宋代书法欠于法度的种种不满。针对初学者,在此有必要指出:至少在字面上看去,黄庭坚没有完全放弃临摹,所谓“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就是通常所说的“读帖”。读帖与临摹是不可或缺的,读帖侧重于大脑对形与神的思考和分析,临摹可以训练手的灵活,以便与脑配合,所谓“心手相应”。古人凡下笔即提毛笔,手上功夫了得,今人常用钢笔、圆珠笔乃至计算机键盘,对于运用毛笔很生疏,应该重视临摹以弥补不足。在临摹的方法上,一个行书学习者很本能地喜欢接受黄庭坚的观点:“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因为写行书时笔锋在字中流动游走,络绎不绝中有快慢变化,很少思考修正的时间。但是,本书提倡:虽一笔一画不失其位置。达到这个能力之后才可以谈变通。每个字都要通过特定的结构体势传达特定的神,写照而后能传神。

    可能正是注意宋代当时人疏于功夫的欠缺,一些书论强调楷书学习对于行书的重要性,而这一点在唐代似乎属多余之举。

    苏轼《论书》云: “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赵构《翰墨志》曰:“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

    姜夔《续书谱》对于行书用墨的特殊性与楷书作了比较:

    “用墨 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

    《续书断》专有“行书”一节:

    “行书尝夷考魏、晋行书.自有一体.与草书不同。大率变真,以便于挥运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虽曰行书,各有定体。纵复晋代诸贤,亦不相远。《兰亭记》及右军诸帖第一,谢安石、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之可观者。大要以笔老为贵,少有失误,亦可辉映。所贵乎作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学,可以兼通。”

    行书源流间题一直是书论不可避免的话题。至宋代,行书的最辉煌时代都已一一出现,但这似乎无助于对行书本原的解释,姜夔依然认为“行出于真”。这个局面大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张宗祥《书学源流论》云:“由正行草三体书观之,似由正而行,由行而草,草为最后起之字。然余有疑焉。”随着对出土材料的深入考察,行书不晚于楷书出现已是世所公认。郭绍虞先生云:“行也不出于楷”,“乃是行出于草而楷出于行”。“行书和草书是同性质的,所不同的,不过程度上有区别,行书偏于中和性罢了”。“那么行书之称何以要到汉末才起呢?这是因为以前虽有草体之实,尚无草书之名,所以行、草可以不加区别:等到草书之名既起,而且成为书家艺事,失掉文字的作用,于是便于书写的行书,就为适应需要而产生了。所以行书之起,是由于草书脱离实际,不便认识也不便书写,失掉文字的作用,才代替草书作用而新兴的字体”。祝嘉《书学史》云:“若求简捷,而便于用,则舍行(书)何求。故行书者,当创于草书之后,鉴于草之捷而不便也。”秦汉简牍陆续出土为考察字体流变提供了充分的材料,草书的成熟应早于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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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1-03-14 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