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

    唐代虞世南《笔髓论》兼论用笔法及行草各体书写规则。在《释真》一节，区别行书执笔位置与其它字体的不同：

    “笔长不过六寸，捉管不过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实掌虚。”

    并且强调了行书书写过程中,“行、草稍助指端钩距转腕之状”，即更加注重灵活运指、运腕对于行书(及草书)的重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笔髓论》中专有《释行》一节，与《释真》、《释草》成三鼎立。这样的理论格局是与行书在实际应用中所取得的地位相一致的。文日：

    “行书之雄，略同于真。至于顿挫盘礴，若猛兽之搏噬；进退钩距，若秋鹰之迅击。故覆腕抢毫，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坏转纡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墨玉瑕，自然之理。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如虫网络壁，劲而复虚。右军云：‘游丝断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又云：‘每作一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

    “悬管掉之”、“令其锋开”八字最为紧要，言简而意赅，正不得以字少而忽之也。后来人对行书用笔方法的阐述基本上还是这八字的深发。董其昌说：“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堰。”不正是“悬管掉之”么。

    张怀瓘《书议)声言：“其古文、篆籀，时罕行用者，皆阙而不议。议者真正、藁草之间。”因而，行书在张怀瓘书论中地位已非魏晋时期可比。

    张怀瓘能真正冷静地将各个字体独立区别开来观察。《书议》云：

    “(逸少)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举世莫之能晓，悉以为真、草一概。”

    在《书估》中又说：“如大王草书真字，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

    张怀瓘并且在行书内部进行细致比较区别，将“行书”析为“真行”、“行草”。云：

    “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珠，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采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子敬没后，羊、薄嗣之。宋、齐之间，此体弥尚，谢灵运尤为秀杰。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长告令，公务殷繁，可以应机，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帷叙事，彼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邻于神化。”

    《书断)首先于上篇分别介绍了古文、大篆、瘤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十体源流，关于行书，云：

    “案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敌谓之行书。王 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观其腾烟炀火，则回禄丧精，覆海倾河，则元冥失驭，天假其魄，非学之巧。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椐礼乐，则献不继羲。虽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为遒拔。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唯书之不同，可庶几也。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而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王珉《行书状》云： “邈乎嵩、岱之峻极，灿若列宿之丽天。伟字挺特，奇书秀出；扬波骋艺，余妍宏逸；虎踞凤 ，龙伸蠖屈。资胡氏之壮杰，兼钟公之精密；总二妙之所长，尽众美乎文质。详览字体，究寻笔迹，粲乎伟乎，如 如璧。宛若盘螭之仰势，翼若翔鸾之舒翮。或乃放乎飞笔，雨下风驰，绮靡婉丽，纵横流离。”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赞曰：非草非真，发挥柔翰，星剑光芒，云虹照烂，鸾鹤婵娟，风行雨散，刘子滥觞，钟胡弥漫。”

    《书断》中篇首先将历代著名书家按所擅字体归依，列表析为神、妙、能三品，每品九体；神品无古文，妙品、能品无籀文。神品九体25人次，含行书4人：王羲之、钟繇、王献之、张芝，在排列次序上显然有所考虑。妙品九体98人次，含行书16人。能品九体107人次，含行书18人。三品230人。籀文惟神品列史籀一人，实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九体229人次，行书占38人、继隶书51人、草书50人后居第三。姓名两见于隶、草者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张芝、钟会、卫瓘、荀舆、谢安、羊欣、王洽、王珉、薄绍之、箫子云、宋文帝、谢灵运、王僧虔、孔琳之、陆柬之、虞世南、智永、欧阳询、卫恒、张昶、郗愔、阮研、庾肩吾、王愔、庾翼、李式、杨肇、孙过庭.计31人。其中并见于行书榜者21人。而荀舆、谢灵运、卫恒、张昶、郗愔、庾肩吾、王愔、庾翼、李式、杨肇等10人虽隶、草兼长，行书却不能备位三品之中。而刘德升、胡昭、褚遂良、司马攸、王修、王导、陶弘景、汉王元昌、王承烈、箫思话、齐高帝、裴行简、王知敬、高正臣、薛稷、智果、卢藏用等17人虽不在隶、草兼擅者之列，却颇能行书。

    在行书学习的问题上，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揉合楷、草即为行书，如刘熙载《艺概》所言：“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

    上面的比较是否能够反驳这种看法呢?将书家列表析品后,《书断》又为每个书家各立一传，神品、妙品者在中篇，《书断》下篇是能品诸家的小传。各传所评颇能传神，多为书法学编著称引，本书各章多所散见。隋唐书论对于结构、笔画以及执笔有了比较务实的细致探讨，著名的如：隋僧智果《心成颂》主要分析单字结构的处理。有“回展右肩”、“潜虚半腹”等等名目；篇末附带一笔述炼行：“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连属而不背违也。”传唐欧阳询《八诀》析八种笔画、《三十六法》述“排叠”、“避就”等三十六种结字方法。李世民《笔法诀》小涉执笔，大段论点画。后来李华有“截”、“拽”(二字诀).韩方明《授笔要说》述把笔方法五种，林蕴《拨镫序》叙“推、拖、拽”四字法。这些篇章是与唐人尚“法”及楷书兴盛的大势相合拍的，它们所论大都更偏重楷书，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也对行书起到指导、借鉴作用。

    而大势所趋，明确针对行书的内容也随之产生。张怀瓘的一些著述颇为抢眼，其《论用笔十法》谈笔势与字势的重要，应该是面向诸种字体的统论，而在十法之中有两法则是明确地针对行书而言：“射空玲珑，谓烟感识字，行草用笔.不依前后。”“随字变转，谓如《兰亭》， 字一笔，作垂露；其上‘年’字则变悬针；又其间一十八个‘之’字，各有别体。”在张怀瓘《玉堂禁经》中，有更明确的对行书特定笔势的分析，如：“烈火异势”……此名联飞势，似连绵相顾不绝。……乃右军变于钟法而参诸行法。“散水异法”……此行书。法以徽按而响揭，意以轻利为美。钟、张、二王行书，并用此法。“三画布势”……此名递相竦峙，盖行书用之。“宝盖头异势”……此行书法。法以圆而飞动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