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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书论析要 - 欧阳中石 - 六、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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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书论析要 - 欧阳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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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明代

    明代书论继续对书法作更细致的分析。

    解缙《春雨杂述》云:

    “是以统而论之:一字之中,虽欲皆善,而必有一点、画、钩、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韫良玉,使人玩绎,不可名言;一篇之中,虽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极,如鱼、鸟之有麟、凤以为之主,使人玩绎,不可名言。此钟、王之法所以为尽善尽美也。”

    这样对于主笔的重视在后来刘熙载、朱和羹的书论都有所继承。应该看到,行书对于主笔的处理手段比楷书更加自由、丰富。

    丰坊《书诀》在归纳出正锋在包括行书在内的一些字体中居于主要这一前提下,推言“必通篆籀”对于行书等字体的重要性:

    “古人作篆、分、真、行、草书,用笔无二,必以正锋为主,间用侧锋取妍。分书以下,正锋居八,侧锋居二,篆则一毫不可侧也。”“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称谢安石《中郎帖》、颜鲁公《争座》书有篆籀气象,乃其证也。”

    丰坊还在《童学书程》中倡言:“学书之序,必先楷法”,“楷书既成,乃纵为行书”。篇中《学书次第之图》认为学楷书当“先大后小”,行书当“先小后大”;详列自右军《兰亭序》至赵孟頫《赤壁赋》凡78种行书帖。间杂附评云:

    “右军唯楷书差让于钟,其行书、草书迥绝千古,如孟子谓‘金声玉振而集大成’,道书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圣矣神矣,不可加矣。所以尽掩前人,作则来世。”

    “大令行书本于父,而天真焕发,逸气横生,故能济美当时,齐名百世。”

    “学行书以二王为祖宗,而魏、晋为羽翼。王氏四子(王操之、王徽之、王涣之、王凝之)传其家法,钟繇以下五人(张翌、谢安、谢奕、庾翼、李邕),皆淳古有篆籀笔意。”

    “行书大者,唐以前极少,右数家(指右军、大令、王慈、王志、颜鲁公、柳公权)皆有规矩可法。米元章过于豪放,古意渐泯;王黄华、张圣之遂为恶札之祖;元赵子昂、鲜于枢、 子山等,乃有可观。”

    “唐如大宗虞、欧、褚、薛,行书皆好,但各得一偏,未足为采学之法。唯泰和法本二王,而加以遒劲豪迈,称为书中仙手。元唯陈子昂得其法。”

    “元自子昂、仲穆、鲜于、之外,若邓文原、陈绎曾、陈子昂、盛熙明等,皆得晋人笔意。”“盖唐宋以来,得二王之法者,赵公一人而已。”

    项穆《书法雅言·常变》较孙过庭《书谱》更进一步论述了行书功用之特殊性:

    “是故宫殿庙堂,典章纪载,真为首尚。表牍亭馆,移文题勒,行乃居先。……至于行草,则复兼之。衄挫行藏,缓急措置,损益于真草之间,会通于意态之际,奚虑不臻其妙哉。”

    《书法雅言·正奇》以正奇合宜为尺度,将以前的行书发展总结为“三变”,而且认为一蟹不如一蟹:在项穆看来,最高明的是王羲之,“正奇混成”。其下王献之但“尚奇”,智永专“学正”,都有失偏颇,此为“初变”。再后来欧阳询“峭猛”,褚遂良“雕刻”,则不仅失于偏颇,而且违背了“正”、“奇”的本旨。“正”、“奇”的最高境界本来是针对字的内涵,“正”指“筋骨威仪,确有节制”,“奇”指“风情姿态,巧妙多端”;而欧、褚以下则流于外在形势,“质朴端重以为正,剽急骇动以为奇,非正奇之妙用也。”

    行书的“三变”自张从申以下,“张氏从申源出于子敬,气绝似北海,抑扬低昂则甚雕琢矣。”既违本旨,且不适度。

    明代赵 光《金石林绪论》有《行楷部》、《行草部》,又有《二王全帖部》,云:“行草为通俗之用,独举二王,拔其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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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1-03-14 1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