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大藏經)

佛教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僧俗人士用中華書法恭敬書寫佛經的文化傳統2000年來可謂傳承不絕。中華書法與佛經珠聯璧合，光明馨香溫潤著中華大地。

“若有書寫經卷者，繒彩花蓋持供養，此福無量不可計，以此法寶難遇故。”(《大藏經》)比比經義都闡明書寫佛經流傳，普及佛教，具有很大的修福功德。故從僧俗到帝王將相無不自書或請人書寫佛經。史上竟然出現民間書寫佛經遠遠超過求取功名的六經。《隋書經籍志》載：“開皇元年(581年)普詔天下營造經像……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至於民間寫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這種大量書寫佛經的需求導致具有書法功力的知識份子成為書寫手，書寫手行業興隆。書寫佛經等同禪修、誦經的修持生活，也成了漢傳佛教僧侶的一大特色。並由書寫佛經擴大到摩崖刻經、碑石刻經，研究書法等等，縱橫流覽2000年來的此種因緣，可以發現佛教僧侶及在家佛教徒對中華書法文化的保存、發展作出不可低估的貢獻。

北宋(968年)開雕《開寶大藏經》以前的1000多年，單行本佛經及約7000卷大藏經都是以精美書法的手寫本流通。唐鹹通九年(868年)木刻《金剛經》(現存大英博物館)是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世界上最早印刷本。專家考證：唐鹹通以前有木刻佛經，也僅是少量單行本流通。書寫佛經蔚為風尚的時光長達1000多年。以後雖然印刷業發達，但書寫佛經仍因修福、供養而流傳不絕，直至今日。現代高僧弘一法師以書法藝術書寫佛經，現已發現的就有27種。

古代書寫佛經的風靡導致書寫手行興隆，解決科舉落選或貧困知識份子的就業問題，同時，這些知識份子又為佛教普及貢獻了力量。

2011年正月初八，福建平興寺住持界詮法師在網路開講佛教古典名著《肇論》。《肇論》作者僧肇大師(384-414年)未出家時，因家貧，少年時就成為代人抄書的書寫手。他在抄寫佛經時被教義震撼，16歲的他出家成為鳩摩羅什譯經大師在東土的最初弟子，鳩摩大師門徒“十哲”、“八俊”、“四聖”中僧肇都佔有一席。

《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約465年)“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侶，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僧佑，齊代高僧，在定林寺主持搜集、校訂佛經，編定大藏經。)從《文心雕龍》所載的這一段文字，可知劉勰其實就是僧佑大師的私人佛經書寫手。後來梁武帝派劉勰去整理佛教經藏，完成後出家成為佛教僧侶。

僧肇和劉勰的履歷說明了當時佛教寺院內外都需要大量書法功力過硬的書寫手。而這些知識份子又因書寫佛經而通達教義，成為弘揚佛法的最中堅力量。僧肇和劉勰雖無書法家之譽，但他們對於中華書法絕對下過一番苦功。因為書寫佛經是用來流通修持誦讀，供養祈願，以得到修主消災的功德，故對書寫手的書法造詣要求很高。

書聖王羲之七世孫，南朝陳代高僧，書法家智永大師親自書寫真草《千字文》(此是集王羲之千字)800本，送浙東每座寺院一本。這可不是送寺院收藏，而是讓僧人臨帖練字，以書聖精美書體書寫佛經。以此可知，古代僧侶個個都必須苦練中華書法。

而民間的知識份子想加入書寫手行業，也要苦練書法。因為寫經修福風靡全國，寫經書寫手店肆遍佈：“王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設書寫之肆，惟王公達于眾庶，靡不求之，以至邀福佑，防患難，嚴之堂室，載之車舟，此其所以浩瀚於九流也。”歷史的真實確實如此：中華書法墨香與佛經戒定真香牽手邀得萬福同願行十方，修福消災功不唐捐！
摩崖書法刻經是從北魏(386年)開始，佛教僧侶運用中華書法在山崖露出的岩石上刊刻經文，以求教法與天地共存的又一書法與佛經互映輝煌的又一修福功德。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如隸如楷，雄深古穆的書體暢達經文空意，精美絕倫。磁州南響堂山《文殊般若經》以楷法作錄，間以篆意的書體融通般若(即智慧)美得難以比擬。鑲嵌在祖國大地上眾多的摩崖書法刻經的璀璨明珠，為山川日月增輝，為大自然增添神奇景觀，為書法流變保存了珍貴的金石史跡。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將北京房山雲居寺塔和石經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保護單位。房山石經(共計14510餘塊經碑)是從隋朝到明朝共1000多年，佛教僧侶運用書法刊刻石經的又一傑作。隋朝高僧靜琬痛感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毀滅佛教、道教事件，帶領弟子發願在房山雲居寺刊刻石經。以保存佛教經典正法永留世間。宏大的願力，艱苦卓絕的奮鬥，佛教僧侶不但保存了3480餘卷經典，保存了中華書法藝術演變的歷史金石。而且對研究各個時期的佛教、社會經濟、文化、文字、職官、雕刻及石刻藝術提供珍貴資料，此為世界各國學者所公認。

碑版石經，經幢石經，寺院處處題刻的書法對聯，書法匾額都是佛教僧侶淋漓盡致運用中華書法藝術展示佛經教義的苦心匠作。事實證明了中華書法藝術的美與佛經去惡行善的美親密融洽永駐世間。

“福為根基，眾生以安，福為天護，行不危險。”(《大藏經》佛教教義對修福功德的非常提倡，使得從古至今的佛教僧侶都非常重視練習書法，以得到寫經修福的功德。順便提一下，17歲前貧困流浪，25歲後十幾年的戎馬生涯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書法絕對是在他當和尚的8年時光中練就的。

古往今來佛教僧侶書法造詣很高的多得不可數，但只有少量的僧侶以書法家之譽名垂千秋。這是因為古人評定書法家標準非常苛刻：只有在書法師承上有所突破，有新的書體產生，有新創意等才會被推崇為書法家。在佛教僧侶中最有成就的書法家當推智永大師和懷素大師。

智永大師書法藝術成就就是對楷書“永”字八法的奠定，把唐代楷書的基本筆劃肯定下來，推進了民間醞釀已久的書法改革。《翰林禁經》雲：“永字八法自崔、張、鐘、王傳授、所用該于萬字，智永發其旨趣，授虞世南。”

郭沫若先生研究斷定“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真正的手筆者是智永大師。此是非暫置不論，而當時智永大師所住的寺院被求書者紛至遝來，戶限為穿，不得已而以鐵皮裹之，人呼之為“鐵門限”。智永大師的書法就是如此受人喜愛。

10歲出家的懷素大師深受他伯祖、僧侶書法家釋惠融的影響而深深地愛上書法。茶聖陸羽依據見聞寫的《懷素別傳》記載懷素“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中華書法源在大自然，書法家都通曉師法自然，但僧侶的懷素多了一分禪修的心眼觀察自然而師之，禪修定力自在出入書法史上形成稿草——章草——今草——行草的傳承，創出書法藝術新成就——狂草！

唐周越《梅園方竹》評“懷素草書飛動之勢，有懸石、墜石、驚電、遣光之若連也。”懷素大師被冠于草聖，一點不過譽。

智永大師“棄筆成塚”，懷素大師“盤板皆穿”，都成了激勵後人勤學苦練成才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