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爭端中的中國處境

新世紀亞洲格局的重組，表現之一是話語權的爭奪；中國的四大發明遭遇挑戰，說明文化軟實力關係當代中國的文化安全，要走出誤讀與妖魔化中國的怪圈。

1.新世紀亞洲格局重組與話語權爭奪

亞洲正在崛起，其動向大致有三：一是韓國宣布將在全球一百個地區開辦“世宗學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設“日語學習中心”欲與中國的“孔子學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輸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龍象之爭”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籌。

韓國是新興的文化產業大國。 1998年,韓國遭遇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提出了“文化立國”的方針，明確提出“兩個五”：力爭五年之內把韓國在世界文化產業市場上的佔有率從1%提高到5%；力爭五年內能培養出10000個內容創作者，其中10％有外銷的能力。為實施這一戰略，韓國先後頒布了十幾部法律法規，又於2001年成立了“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並且每年獲得政府5000萬美元的撥款用於文化事業的發展。 《大長今》的熱播，絕非一個電視劇而已，而是事關韓國的文化輸出、文化戰略。而且，他們要把“韓流”變成“亞流”，甚至“世流”。韓國祇有4900萬人口，卻在海外有12個韓國文化院。 2004年韓國文化產品已佔世界市場份額的3.5％，成為世界第五大文化產業強國。韓國成功地輸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韓國經濟。為了塑造東亞大國形象，韓國新辦的“世宗學院”將面向世界，尤其是東亞民眾免費教韓國文字和文化，使得現有學習韓語的百萬餘人借“韓流”大潮迅速膨脹。

東亞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早在1985年，日本經濟持續增長之時，就試圖從“經濟大國”轉向“政治大國”最終走向“文化大國”。日本的文化立國戰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試圖確立日本文化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使亞洲國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時，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為二戰罪行其國際形像一直不佳，為了塑造未來親善的國家形象，同時為了同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計劃在全球各地增設“日語學習中心”100所以上，學習中心的規模擴大近10倍，從而從文化深層次改善世界對日本的看法。據報導，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會議”在首相官邸舉行了分科會議，與會者一致決定把“到2025年將在校留學生數量擴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萬人”這一目標寫進5月的第二份報告中，說明日本致力於通過吸引世界而傳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軟件工業和區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經擁有了世界性聲譽，而其通過科技、軍事、文化獲得全球擴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從1985年日本的文化輸出到1998年韓國的文化輸出,其間我們中國重點在發展經濟，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是新世紀中國的發展戰略應該根據世界新格局有所調整，怎樣讓中國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後才是拿什麼讓世界人民欣賞。論實力，中國的GDP總量居世界第三，但論觀念和策略，中國卻沒有跟進。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的文化產業應該在推進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為。

東亞崛起的文化格局預示著當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轉折：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為文化競爭，或者說那種可見的國力“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我們更應該關注新世紀文化戰爭與中國文化安全問題。在我看來，經濟增長是重要的，但比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2.四大發明遭遇挑戰

東亞各國對中國19世紀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對20世紀以降的文化充滿隔膜，有意誤讀甚至敵視。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時，在文化方面卻沒有跟上。

20世紀後期，亞洲各國在經濟上、政治上爭大國話語權，而且在文化上爭首發權成為亞洲文化的新動向。近些年考古學界出現的幾個重大問題，表明所謂“遠東”各大國在“四大發明”和亞洲歷史問題上出現了話語權力之爭，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實際上，全球化中的“文化爭端”是“文化衝突”的先兆。

韓國學者以韓國慶州的佛國釋迦塔發現的雕版印刷本《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1966年10月）為據，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屬（鐵）活字印刷是韓國人的“發明”。一些韓國學者撰文，稱此經為新羅印本，刊印時間是公元706至751年，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強調韓國是雕版印刷的發源地。有的韓國學者甚至呼籲召開國際學術會議，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參加，要求國際社會予以公認。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錢存訓教授將這一消息傳進來，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其實，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單頁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羅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經表明中國是雕版印刷的發源地。 1906年在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捲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蓮花經》，同樣可以證明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

如果說，韓國質疑中國雕版印刷和金屬活字印刷的發明權，那麼，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堅持認為，活字印刷（鉛字印刷術）是德國人古登堡15世紀“創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對各個時代的潮流和嘗試進行了綜合。在前人的基礎上，他將合適的紙張、具有特定的連續性的墨水、合適的印刷機，以及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打出上千個字的打字設備組合到了一起。西方歷史學家一致認為，這一傑作是15世紀50年代於美因茨出現的。”事實上，這種發明比中國活字印刷晚了約四百年，當然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發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這樣說“他也可能曾受益於遠東的某些思想，那裡的人們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就開始利用某種活字進行印刷，並且發明了紙、絲綢、火藥和瓷器。 ”這種說法顯然難以成立，什麼叫“可能曾受益”？什麼是“利用某種活字”？這無異於以西方中心主義的方式，取消了畢昇的活字印刷的發明權。甚至有人懷疑畢昇的存在，認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見出土，其記載僅見於沈括的《夢溪筆談》，不過是一個傳說而已。這就完全不顧事實了。活字印刷術是北宋慶曆年間（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畢昇發明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詳細記述了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及具體工藝過程，是真實可信的。

“四大發明”中遭遇挑戰的還有“造紙術”。除了一些18—19世紀西方傳教士認為“紙是文藝復興時期於14—15世紀由德國人或意大利人發明的”以外，還有造紙術是“埃及發明”的說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製漿造紙雜誌》，

信中只是列舉文獻後說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質量相當好的紙，因而聲稱紙最初由印度人所'發明'”。這種觀點其實不值一駁，季羨林先生早就論證了梵文中的“紙”（kakali）字是7世紀才出現的，而印度的紙是由中國傳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學家藤村新一連續通過所謂的考古發掘，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進到了50萬、60萬、70萬年。日本人究竟起源於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學界一直想要解決的重大研究課題，與此密切相關的考古發掘就成為解開這一歷史之謎的重要途徑。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專門作假的“神手”。問題在於，他為什麼要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到70萬年？而且近年來揚言要推進100萬年挖出原始人遺骨？因為他要通過偽造日本歷史來改變整個世界歷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體揭露曝光，成為震驚考古學界的醜聞。這說明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社會思潮有所抬頭，某些人已經在不擇手段地粉飾甚至偽造歷史。

其實，問題的進一步複雜化，是在中國文化發源問題上，“西方文化東移造成中國文化之說”一度幾乎成為世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20世紀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對仰韶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後，即鼓吹中國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的，並將這一觀點寫進他的著作《甘肅考古記》一書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響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黃土的兒女》中，仍然堅持這一觀點。日本學者石田乾之助甚至推測出了具體的西方文化東漸的路線。 “中國文化西來說”得到不少中國學者的認可，包括章太炎、劉師培，甚至當時中國人編歷史、地理教科書，幾乎無不奉“西來說”為據，不惟坊間教科書為然，即使京師大學堂的中國史、中國地理講義，亦曾一時全採這種說法。

當然，同這種觀點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國學者提出“西學中源說”。如徐光啟、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認為中國傳統科技與西學之間存在相近之處，是受“一源輻射”影響，西學只不過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遺義”，“皆謂聖人所已言”，“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默相勘印”。黃宗羲講學時認為，西方的科學技術不過是拾中國聖人之餘緒：“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積極倡導西學的康熙帝同時也積極倡導“西學中源說”。梅文鼎、王錫闡、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學源於中學的說法，下迨清末，王韜、鄭觀應、陳熾、薛福成、俞樾、黃遵憲等依然老調重彈。這些說法，一方面表現了中國打開國門過程中“天朝上國”的民族中心觀念；另一方面，將西學納入中國學術系統中，可以迴避嚴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學。

近年來，韓國申遺“端午祭”以後，一些學者提出若干違反歷史的論題：中醫乃是韓國人發明，稱為“韓醫”，老子和孔子據說都是韓國人，甲骨文乃韓國人發明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是用韓國高麗紙寫的，還要改書法、書道為韓國的書藝，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瘋狂掠奪中華原創文化為己有的民族主義成為對中國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戰，也讓中國文化走向海外面臨了更多的危機和障礙。

3.當代中國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國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國內的和諧，一方面則依靠國際形勢的穩定，但是中國所面對的世界正以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們。首先，台灣問題懸而未決，成為中國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也成為中國文化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其次，各類中國分裂論甚囂塵上。早在1887年，日本軍國主義參謀部提出的《征討清國策》中，就曾明確地提出要把中國分成7塊，這就是東北、華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準葛爾）、甘肅。根據一些資料顯示，日本右翼學者中島嶺雄，在1993年曾發表文章，主張把中國分割成12塊，除了上面7個地區外，還包括香港、澳門、廣東、山東、四川等地區。同時，日本右翼政客宮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內，又拋出所謂《中國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國應在鄧小平以後“分成16個小國”，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廣西、寧夏、雲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國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灣島內則有一個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灣出版了一本書叫《和平七雄論》，這是又一個妄圖肢解中國的“七塊論”。這7塊包括滿洲（東北）、內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認為，台灣已經分割出來了，不必將其列入。

身處當代世界之中的中國，其未來處境並非可以高枕無憂。在20世紀末，美國《華爾街導報》的一篇文章說，中國是“花架子”的中國，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裝打領帶像模像樣，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褲，這叫做“花架子的中國”。正是因為中國內部發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國論”——日本最早提出然後得到美國的附議，而在21世紀初被李登輝加以系統化。以七國論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國等西方現代國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國分裂論，使得中國面對的國際形勢變得空前複雜。

在面對這些分裂輿論的同時，一方面中國應加強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設，建立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另一方面也應通過大規模的輸出有力回應各類分裂輿論。

國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徵，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王國維在後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國維有什麼關係？王國維早年研究叔本華、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學，是為了喚取民智，喚醒民眾，以救國人精神疲弱；然後寫《人間詞話》是要喚醒自己；寫《宋元戲曲考》 ——把唐詩宋詞之後所謂難登大雅之堂的戲劇重新加以闡釋並訂其譜系；再往後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藉發掘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雄強精神，喚起民眾的憂患意識；後來他研究敦煌學，是因為伯希和、斯坦因等從敦煌搶走了很多珍貴文物資料，使得中華文化命脈有中斷之險，如果中國學者不去研究敦煌，那麼誰研究？後來，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為那時他已經意識到外蒙古將從中國母體上割裂出去。王國維做的每一門學問都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關。那麼，今天如果“七國論”成功，難道匹夫無責嗎？如果“港獨”、“藏獨”、“疆獨”、“蒙獨”、“台獨”都出現的話，中國還是中國嗎？軍事強大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歷史上有很多軍事強大的國家內亂不斷，所以文化的重要性異常明顯。

為什麼這些亞洲國家先行一步進入現代化以後還要進而爭奪文化領先權呢？為什麼在經濟領域成功後還會有對文化領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領域優越性的圖謀呢？為什麼有人不斷想從文化上做文章大談分裂中國的“七國論”？對此中國應該怎麼辦？是繼續跟在別人後面作為第三世界欠發達國家？還是漸漸地學會同西方他者對話呢？是繼續全盤西化使中國文化成為即將消逝的文化？還是在對話中逐漸進入國際文化共識並強調自己的文化特性，從而生出一種真正的文化精神並使中國文化成為人類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淪為博物館文化？這些文化問題需要每一個中國人深深思考！

文化問題空前重要。如果當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統一中國，在今天看來會是多麼危險。科技、制度的並軌階段都將過去並成為常態，構成我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檢視衝突進而化解衝突，這種工作應由未來的思想家、學者、知識分子去做。

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亞洲的經濟是“雁形”經濟。領頭雁是誰？當然他們認為是日本，而且經濟中心是在大阪。中國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經濟的領頭雁是未來的中國，經濟中心可能是上海。韓國人不同意，說未來的“雁形”經濟中心應該是在韓國，它的中心是首爾（原名漢城）。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敏感程度相當高，不管是北邊的中俄邊境問題，朝鮮半島核問題，還是南邊的西沙群島問題和周邊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競賽問題，以及台海問題，中日東海油田問題、釣魚島問題等，都是一觸即發的。很多人認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國際文化形勢而言，我卻覺得實在應該居安思危！

2008年，美國CNN主持人辱罵13億中國人。這種對中國的不友好也出現在英國、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以及日本、韓國、印度等亞洲國家中。為什麼近年來美洲、歐洲和亞洲強國對中國都不太友好了呢？為什麼在中國走向富強和自主的時代西方對科學民主的訴求變成了政治仇視和文化對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西方的冷戰思維模式的幽靈作怪，認為國家間關係非友即敵，國際關係就是二元對立。

4.走出誤讀與妖魔化中國的怪圈

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國戰爭頻仍、民生凋敝，救國救民成為知識分子的當然使命。 20世紀30年代陳序經提出了“全盤西化”和“走出東方”的思想，胡適為避免“全盤”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現代化”的觀點，並導致一場重大的文化論戰。大半個世紀以後，對這場文化論戰的是非學界已經有了更清醒的認識，那種“全盤”之聲的誤區經歷了歷史的公正驗證，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經濟的崛起必將引發對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國的經濟崛起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但對這種事實的看法可謂判若天淵：一方面是中國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認為是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一方面是經濟科技的強大，另一方面世界對中國文化依然不了解。

《遠東經濟評論》、《紐約時報》等出於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偏見，指責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和所謂“中國欲向海外擴張”，反映出西方學人群體中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文化種族偏見。這種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立場應受到批判，同時，需要在學術思想上杜絕“文化戰爭”的錯誤觀念。

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立場在許多地方都有所表現。長期以來，西方對於中國有定式化的“印象”，將其視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帶有女性氣質的“第三世界”，因此儘管中國文化不乏其雄強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識到，中國也很少去展示。張藝謀的《英雄》進入美國後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公映時間推後了40天。因為審片專家組看了電影以後大惑不解，說過去看中國電影《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大都是以女性為中心。 《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醜又髒奔跑在黃土高坡、說著寶雞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視這片黃土地上孤獨行走的人。同樣，他們也很容易看到大紅燈籠高高掛下面中國式的惡習，從而使他們在“現代化”的咀嚼過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們美國“現代化”了，幸好我們不像那個愚昧落後的國家那樣。這是他們評委當時的看法。張藝謀突然出了一張新牌，讓這些評委感覺到理解很困難：黑色的軍陣，紅色的樹，藍色的天，白色的紗，而且秦軍軍威震地、萬箭齊發。當箭穿透趙國書院時，那位長者說國可破，家可亡，人可死，書法不能丟，文化不能亡。這說明了文化長於軍事，文化勝於戰爭。於是，美國人發現中國形像變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國，相反，軍威震天的秦國形象代表了雄壯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國。最後，這個片子終於得以播出，播出之後即獲得一片好評！

2009年12月3日，奧地利郵政總公司公開發行一枚孔子學院特種郵票。郵票圖案為維也納大學校園內的奧地利孔子學院教學樓，郵票下方分別用德文和中文寫著“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

韓國慶州發現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幾乎顛覆了中國的印刷術發明權。

《夢溪筆談》記載復原的泥活字版，正是由於我們的考古學家和文化學家在寧夏山洞裡發現了一本12世紀的泥活字印刷品，才奠定了中國無以顛覆的活字印刷發明權，奧運會才可以在世人面前展示我們的泥活字。

孔子像

王國維像。敦煌的劫難引發了羅振玉、王國維和陳寅恪等學者的憂慮。

《蘭亭序》代表魏晉書法成就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