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玉歷史故事之：從“吉盛堂” 到“大盛魁”

清代北方邊疆地區四通八達的驛道，也為內地商賈通往北方邊疆地區從事商業貿易提供了便利條件。當時清政府規定：官府驛站對民間過路商隊有保護職責和義務，所以，長城以北的驛路和驛站，對民間商業貿易產生了密切的關係。

早在17世紀90年代，康熙徵噶爾丹的時候，清朝政府為了保證軍需物資的供應，曾組織了大批的隨軍貿易商隊。他們隨同清軍通過驛站深入到漠北喀爾喀蒙古，從事軍糧和軍馬的販運，同時也兼做一些蒙古生意。如歸化城（今呼和浩特）旅蒙商號元盛德即是其中之一。這種隨軍貿易的商隊雖然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告終，可是，一些山西、直隸等地來的漢族商人卻利用已經開通的驛路和驛站，繼續從事邊疆地區的蒙古貿易，例如康熙年間，費揚古部隊在殺虎口（今山西右玉縣）駐防時，大盛魁的創始人王相卿、張杰和史大學等，在費揚古的軍隊中當廚夫或服雜役。同時，也為費揚古部隊採購一些生活日用品，得便時候，也採集一些蘑菇之類的東西，挑到歸化城販賣。由於他們經常出入於邊關集市，特別是為費揚古部隊採買食用牛羊，同蒙古人進行交易，因而逐漸學會了簡單的蒙語，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禮儀和生活習慣以及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費揚古的部隊，在康熙統帥下，進入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的時候，王相卿、張杰和史大學等也扮作小商販，肩挑著貨物隨軍前往，做隨營貿易生意。不久便以他們三人為主體，結合殺虎口的幾個人，形成了合伙的集體小商夥，以“吉盛堂”為“堂名”，初具商號雛形。其後創立了“大盛魁”。

大盛魁在長達二百多年曆史時期中，經歷了不斷發展的過程。

清朝徵噶爾丹後，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駐有重兵。烏里雅蘇台是清朝統治外蒙的一個軍事政治中心。在這裡駐有大量軍政人員，需要一些商號為他們的生活服務。大盛魁的初期，總號就設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和歸化城只是它的重要分莊，它就是以烏里雅蘇台為基地，為清朝的軍政人員服務，開展各項營業活動的。

隨著清朝對外蒙的統治進一步加強和大盛魁營業的發展。大盛魁為清朝軍政服務的範圍就更為廣泛。除清朝駐前後營的大員和大小部門的軍需供應，均由大盛魁經辦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納貢、值班和引見，也由大盛魁予以協助、聯繫，並以高利貸的辦法，貸給所需的一切費用。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發展。經營範圍更加擴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稅收也包給大盛魁。

1803年（嘉慶8年）清廷詔令派駐外蒙的將軍、參贊、辦事大臣和幫辦大臣等官員，會同外蒙各王公，嚴格檢查旅蒙商的經商票照，並嚴令每年徹底檢查一次。經過這樣的檢查，在烏里雅蘇台、庫倫、科布多、恰克圖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進行貿易的旅蒙商，很多因為沒有經商票照，或者因為所持的經商票照業已過期，被驅逐出境。有的還受到罰款和沒收貨物的處分。而大盛魁由於和清廷派駐外蒙的軍政大員、軍隊和王公貴族有著密切關係，因此它不僅沒有被驅逐出境，沒有受到絲毫損失，而且得到了一個大發展的機會。它以極便宜的價錢，接收了那些被驅逐的旅蒙商號的鋪底和貨物，開設分號。這不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筆意外的財富，而且接受了許多旅蒙商號多年來在外蒙的貿易關係。清朝政府沒收下的貨物，官員們不會處理，也以廉價賒給大盛魁，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種意外的好處。

道光年間，大盛魁一方面擴大銷售地區和增加經營貨物品種的數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賬的數量。這時清朝把徵收驛站的費用也包給大盛魁，這樣，大盛魁的業務就更加發展了。

咸豐以後，它又在一些城市廣為增設分支機構和小號，不僅獲得了大量利潤，也形成了一個自成體系的、龐大的商業網。      大盛魁就是這樣經過不斷發展，成為外蒙古市場上一家壟斷性的大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