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甲骨文書法是以甲骨文為表現對象的書法藝術。如何實現原生態殷商甲骨文書法向演生態現代甲骨文書法的藝術轉換，是甲骨文書法史上的重大課題。而重新審視20世紀之初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開端的這段歷史，對蘊蓄其中的本真資源的發掘和利用，可以為甲骨文書法未來的變遷與創造注入更多的活力。

一、“甲骨文”與“甲骨文書法”的界定

由於殷墟甲骨文典籍失載，在甲骨文研究早期，學者們對甲骨文的命名並不統一。

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情形：1、以甲骨質料命名，如“龜版文”、“龜甲文字”或“龜甲獸骨文字”等；2、以文字的表現手段命名，如“契文”、“書契”等；3、以文字的用途命名，如“貞卜文”、“貞卜文字”和“卜辭”等；4、以甲骨文的出土地命名，如“殷虛(今作墟)文字”。 5、以表現工具命名，如“刀筆文字”；6、以出土地或質料與表現手段相結合命名，如“骨刻文”、“殷契文字”等。自1921年陸懋德先生髮表《甲骨文之發現及學術價值》之後。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容庚、王國維、董作賓和郭沫若諸先生又陸續發表了篇名或標題中含有“甲骨文”的論文，此後“甲骨文”這一名稱才逐漸得到學界廣泛認同。

甲骨文是迄今發現我國最早的比較成熟的文字符號系統，不僅具有記錄語言的應用價值，同時還具有書法的藝術價值。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現存商代甲骨文書法主要產生於武丁到帝辛年間，經歷200餘年的歷史更替，書法風格變化紛呈，極具審美意蘊和藝術魅力。 1932年，董作賓先生在其所撰《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將商代甲骨文的風格演變劃分為五期：第一期書風雄偉；第二期書風謹飭；第三期書風頹靡；第四期書風勁峭；第五期書風嚴整。 1937年郭沫若先生則於《殷契粹編》序言中作過精彩的品評：“卜辭契於龜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輩數千載後人神往，文字作風且因人因世而異，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渾，帝乙之世，文咸秀麗。細者於方寸之片，刻文數十。壯者其一字之大，徑可運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結構，回環照應，井井有條。固亦間有草率急就者，多見於廩辛康丁之世，然雖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其一格。凡此均非精於其技者絕不能為。技欲其精，則練之須熟，今世用筆墨者猶然，何況用刀骨耶?>>足知存世契文，實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鐘王顏柳也。”總之，殷商甲骨文書法已經呈現出多樣化和個性化的藝術特徵，它使我們清楚的看到了殷商時期書法藝術的真貌，同時也為後世書法的演化與發展奠定了基本的藝術形式。

甲骨文書法是以甲骨文為表現對象的書法藝術。從藝術形態學的角度來看，殷商(包括西周)先民以甲骨為特殊的物質載體、以刻刀為工具契刻而成的甲骨文書法，因其極具藝術的原創性和生髮性，可稱之為“原生型甲骨文書法”。而近百年來書法家們取法“原生型甲骨文書法”，以紙張為主要物質載體、運用毛筆創作而成，用以表現主體精神意趣的甲骨文書法，可稱之為“演生型甲骨文書法”。但是，“原生型甲骨文書法”與“演生型甲骨文書法”甲骨文書法畢竟是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產生的藝術形態。因此在甲骨文被發現之後的歲月裡，如何讓“原生型甲骨文書法”在現代語境下“復活”，也就是實現甲骨文書法由“原生型甲骨文書法”到“演生型甲骨文書法”的藝術轉換，是人們首先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二、羅振玉及其《集殷虛文宇楹帖》

羅振玉，1866年出生於江蘇淮安府山陽縣，字叔蘊，一字叔言，號雪堂，晚號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縣永豐鄉，又稱上虞人、永豐鄉人。 1940年病逝於旅順。羅氏知識淵博，而又涉獵廣泛，在漢晉簡牘、敦煌寫本與敦煌學、內閣大庫檔案、金石學與古器物學、經學與古文字學諸方面，均造詣精深。特別是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以其大量著作為甲骨學研究奠定了基礎，推動了甲骨學研究的長足發展。

甲骨文被發現之後的第三年，即1902年，著名甲骨收藏家劉鶚(1857—1909)開始選拓墨本。羅氏在劉鶚家中見其甲骨文拓本，嘆為“漢以來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之文字。 1903年甲骨學史上第一部甲骨著錄——《鐵雲藏龜》，即是由羅氏親手墨拓並熱心鼓動劉鶚出版的。之後，羅氏又傾全力四方搜求，甚至於派親屬去安陽小屯村坐地收購，先後收得甲骨三萬餘片，成為國內學者中最大的收藏家。為使這批珍貴的甲骨材料得以流布，羅氏不辭辛苦，親自墨拓整理，先後編印出《殷虛書契》(1911年)、《殷虛書契菁華》(1914年)、《鐵雲藏龜之餘》(1916年)、《殷虛書契後編》(1916年)、《殷虛書契續編》(1933年)等，在甲骨文的傳播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其在甲骨文字考釋和殷商史研究方面也成就卓然，先後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虛書契考釋》(1914年)、《增訂殷虛書契考釋》(1927年)等，既“使甲骨文字之學蔚然成一巨觀”，又開啟了以甲骨文資料研究殷商史之先河。

如前所述，羅氏所處的時代對於“甲骨文”的命名尚未形成一致的認識。劉鶚曾在《鐵雲藏龜》序中第一個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這種提法表明了當時學者已經開始注意到表現工具與甲骨文字之間的關係。從書法史學的角度來看，對於甲骨文“以刀代筆”之特殊性的認識，理所當然地成為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的知識準備。令人婉惜的是，不久劉鶚即被袁世凱等迫害致死，未能付諸書法實踐，因而無緣成為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之開端的倡導者。而從上述羅氏有關甲骨文著錄的篇名中，我們可以看出，羅氏大都是以“書契”來命名甲骨文的。 “書契”語出《易>繫辭上》：“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我們以為，羅氏在體驗甲骨文書法之“書”與“契”關係的基礎上，屢屢借“書契”命名殷墟文字，無疑又將人們對於甲骨文字感性特徵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這對於後來的甲骨文引入現代書法以及董作賓、郭沫若諸先生對甲骨文“字形”與“書體”的關注與研究無疑也是一個極有益的提示。

羅氏在大量蒐集、著錄、考釋和研究的同時，亦親自墨拓、手摹甲骨文字，其數量亦無可勝計。長期面對那些新鮮的、生動的甲骨文實物和大量墨拓片，擅長篆書的羅氏自然會傾心於甲骨文書法豐富的藝術特性，並從中獲得藝術靈感，於是模仿性與創造性相結合的活動如臨摹、集字創作便會產生。據其長孫羅繼祖先生回憶：“先祖雪堂公早年習大小篆，中年見到殷虛甲骨文字，於是師法一變。記得我小時在日本京都初識方塊字時，公研究契文興趣正濃，也把契文寫成方塊字，叫我同時去認，當時情景宛然在目。”可見步入中年之後的羅氏，於甲骨文已是十分的專注，研習甲骨文書法亦已成為其生活中的常事。 1921年春，羅氏由日本回國，不久寓天津，閒暇之餘，流連甲骨，神飛翰逸，遂以甲骨文字集成百聯。 1921年2月，由羅振玉親自手書的《集殷虛文字楹帖》墨跡本由貽安堂石印出版。從此，古老的甲骨文書法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重又“復活”，揭開了新的篇章。而將羅氏此舉置於20世紀初期前後中國書法變遷的歷史過程中來考察，我們還會發現，伴隨著殷墟甲骨文及三代秦漢金文、西北漢簡和晉唐寫經等逐漸進入現代書法領域，長期以來碑學帖學此起彼伏、相互消長的格局逐漸被打破，中國書法藝術呈多元化發展趨勢。因此羅氏《集殷虛文字楹帖》的問世，不僅是甲骨文書法史上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也是現代中國書法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

三、甲骨的終結與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的開端

從書法史學的意義上來說，1921年羅氏《集殷虛文字楹帖》(以下簡稱《集帖》)的出版標誌著甲骨的終結與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的開端。我們以為，特殊的物質載體，對於作品藝術特徵的形成往往具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中國書法史上，鐘鼎文、石鼓文、秦漢碑刻篆隸、帛書、竹木簡書法都是以特殊的物質載體來表現並展現了獨特魅力。而伴隨著金石、竹木等物質載體的相繼終結，中國書法史既沒有停止，更沒有結束，而是隨著新的物質載體(主要是紙張)的出現，抖落了有形無形的歷史塵封，重又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復活”。

“甲骨”材料是原生型甲骨文書法賴以表現的物質載體，甲骨特殊的質地和形狀是形成原生型甲骨文書法藝術特徵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對於以書寫為主要表現手段的現代書法創作而言。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沿襲三千多年前的物質載體——甲骨。但是，甲骨的終結並非意味著甲骨文書法歷史的終結。在物質載體發生重大變更的情況下，如何在保持甲骨文那種帶有強烈“甲骨味”的藝術特徵前提下，實現甲骨文書法由“原生型”向“演生型”的成功轉換，是甲骨文書法進入現代所面臨的重大課題，也是歷史賦予那個時代人們的崇高使命。而羅氏以其淵博的學識、深厚的書法功底和藝術的創新精神，在甲骨學研究的草創時期，完成了這一歷史使命，遂成為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的不可無一又不可有二的開山。

羅氏《集帖》是甲骨文書法承前啟後的橋樑，它的出現既表明了“甲骨”作為甲骨文書法的一種特殊的物質載體的終結，更表明了甲骨文書法的生命時空在新的歷史情境下獲得了新的拓展。其在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中所具有的拓荒創新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集帖》展示了甲骨文書法利用新物質載體成功轉換的最初成果。以此為標誌，甲骨文書法的物質載體完成了由“甲骨”向“紙張”的轉換，創作工具和手段實現了由操刀契刻向運筆書寫的轉變。自此，甲骨文書法作為一種現代藝術不是以特殊的“甲骨”而是以紙張為主要表現載體，從而在創作空間上獲得了更大的自由。

第二、《集帖》標誌著甲骨文從商周先民占卜活動的結果轉換為一種現代書法家的藝術創作形態。由於近百年來鋼筆等硬筆作為日常書寫工具的興起，毛筆的應用性功能逐漸被抽離，演生型甲骨文書法一開始就走上了純藝術的道路，其藝術價值也將在創作主體的不斷追索中逐漸獲得獨立。

第三、《集帖》促成了人們對原生型甲骨文書法藝術特性的關注。在甲骨文發現初期，人們對甲骨文潛在的藝術特性還處於一片渾沌、茫然無知之中。羅氏《集帖》出現之後，1932年董作賓先生、1937年郭沫若先生對於殷商甲骨文書法風格的劃分或藝術特性的分析，除了他們對於甲骨文藝術特性的深刻體驗和獨到的洞察力之外，羅氏《集帖》直接或間接的提示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第四、《集帖》引發了甲骨文書法一系列的藝術形式的轉變。以有限而艱深的甲骨文字集聯創作既表現了作者的情趣才智。同時也使甲骨文書法於自然、質樸之外，增加了中國歷史文化的厚重感。甲骨文書法集字創作以羅氏集聯爲發端，進而衍化為集詩、集詞、集曲、集句乃至集文，而集聯作為一種創作模式始終是甲骨文書法集字創作的主流，也是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的主要形式。而以羅氏集聯爲出發點，又出現諸如以扇面、條幅、中堂、斗方和手捲等豐富多樣的甲骨文書法創作形式，適應了案頭品玩和廳堂展覽欣賞的需要，為甲骨文書法走向社會、面向民眾作了有力的鋪墊。

總之，羅氏《集帖》客觀上將甲骨文納入了現代書法藝術的視野，甲骨文書法開始步入一種重大的形態轉換時期，即由“原生型”向“演生型”的轉換。正是在這形態轉換的背景下，甲骨文書法才有可能由表層走向深層，才有可能逐漸步入20世紀現代書法藝術的視野。

近百年來，甲骨文書法從無到有，從初創到發展，乃至逐漸走向繁榮，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而羅氏開創之功，亦已得到學界普遍認同。而立足於2l世紀之初，重新審視20世紀之初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開端的這段歷史，我們相信，對蘊蓄其中的本真資源的發掘和利用，可以為甲骨文書法未來的發展與創造注入更多的活力。

原載《藝術百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