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在《海岳題跋》中說過,“顏真卿學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這則評論原本是對顏真卿的苛刻評價,故意批評顏書的“挑剔”,又說其“作用太多”,故失去了“天成之趣”,然而看米芾的“平淡天成”四字,可以想起上文提到的米芾在《自敘帖》中的“入晉魏平淡”,二者原來是異曲同工。由此可見米芾對“平淡天成”這種自然情趣的喜好。細細品讀魏晉先賢的經典作品,讀者大概可以更為透徹地理解米芾對魏晉意味偏好的原因吧,因此,得“自然”的同時又有了“古雅”的存在。

米芾對“自然”的評鑑似乎又與孫過庭對自然的說法暗合。孫過庭在《書譜》中說:“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也即是說,“初月之出天涯”和“眾星之列河漢”這種自然現像是屬萬物規律,物理之常然。所以,“自然”就是自然,是非力運所強得的。無獨有偶,歐陽詢《傳授訣》雲:“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痴;又不可瘦,瘦當形枯;復不可肥,肥即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要妙處。”同樣的意思,備體當自然,才為最妙處。 “得自然”對書法的要求就是不要刻意做作,須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本初意味。就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可名的事物都法於自然,這是世界的本原,書法更是不例外。於是《九勢》中給予了更為直觀的解釋:“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書體自現在所知的最早的甲骨文開始,它們的形體是根據字在宇宙中的本初形態而構成,嘗謂象形文字。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字的形體要根據社會的不同需要而作不同的變化,如隸變等等。然而其中的變化仍是在自然對它們的要求之下完成的,“無心於變,自然觸手盡變者也”,待書法積累至一定的階段,手中的揮運之功自然會對主體做出更為高級的變化,也即是“觸手盡變”。米芾的書法正是在積累數十年以後而獨得其秘,卓然成家。這正是客體給主體帶來的自然變化,這種變化是那麼難能可貴,而又非“力運”或“刻意做作”所能為。廣而言之,甲骨文演變至小篆,小篆演變至隸書,這些都隨自然的要求隨時而變。自然這個哲學的概念在書法藝術中要不斷發揮它的作用和顯示它的意義了。劉熙載論書中強調:“聖人作《易》,立像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後天,書之用也。”書的原本是“意”,立像就是為了盡意,為了表現書的本初形體或其形象的代表。這就回歸到了“自然”,“書之微妙,道合自然”。米芾正是以“得自然”為準則,在“備古雅”的基礎上對自己和古今人的書法做出他主觀而不失理性的評鑑。

《海岳名言》中針對“自然”和“古雅”的評論並沒有太多直接的評述,而“自然”和“古雅”在米芾評鑑書法時的間接體現卻不為少數。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如此,米芾在《海岳名言》的第一則評論中單刀直入。米芾坦言書論要貴在使人入其中,能清楚地了解評鑑者的意思,批評了那些只為“溢辭”或“遣辭求工”而忽視書論的本身意義的評論者。竊以為在這則批評中牽涉兩個意思,即前者是米芾要求“要在入人”,後者是對於做作的評論。那麼這二者就是批評的自然與否的問題了。可見米芾於不經意間對書論的要求也體現了他“得自然”的要求。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

自古乃今,餘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米芾首先指出世人書寫大字是越是用力捉筆,其字越是無筋骨神氣。這就要求只有做到無刻意做作書法才能漸入佳境。 “做作”正是與自然相對立的,就如米芾在另外一則評論中所說的做作一樣,“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做作即入俗。可見“自然”在書寫中的重要意義。對於字體的演變規律,米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字體的演變是根據其字形體態的變化而變化的,而字形的變化須自然得體。米芾以自然為準則,去衡量隸興以後的大篆古法,以及隸書的展促之勢。由此可見米芾的些許復古思想以及他對書法中“古雅”情趣的嚮往。這應該是米芾“得自然”和“備古雅”批評標準的一個補充。

米芾是一個認真的人,他狂放不羈的性格使他的言語不受外界的左右,他是歷史上少有的敢呵宗罵祖者。米芾以卓絕的書法和詭異的性格來面對他並不滿意的社會現狀和生活,從自己的真性情裡挖掘人生的真諦。筆者藉宗白華先生的話:“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竊以為米芾正是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真性情的代表。米芾的深情使他在基於“得自然,備古雅”的基礎上不斷追求書法藝術高級境界的過程中,與自然冥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