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备注：描绘江南水乡是吴冠中先生作品中典型风格的代表和最著名的题材。作为生于江南、长于水乡的画家，吴先生对江南水景有着浓厚的深情。如此深深的烙印与真切的情怀，使得先生笔下的水乡流露出情真意浓的雅致与灵秀。先生早期水墨画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双燕》，既是典型的以水乡为题材的作品。十分巧合也倍显难得的是，此幅水乡作品中也出现了一双飞燕虽此双燕非彼双燕，但同样在增加作品本身意境与情趣的同时，也注入了不同一般意义与别样的情结。

早在杭州艺专预科时期，学生不分科，统属绘画科，以西画为主，兼习国画。因为国画的老师是潘天寿，备受学生崇敬。吴冠中也受此影响，一度转入国画系。“但我那感情似野马的青年时期又未能安分于水墨淡雅之乡，我狂热地追求色彩，终于又改回了西画系，从此梦寐向往的是塞尚、高更、马蒂斯、毕加索……”“我一向着眼于中、西方审美之共性。我爱传统绘画之美，并曾大量临摹，深切地爱过，仍爱着。我也真正爱西方绘画之美，东也爱，西也爱，爱不专一，实缘真情，非水性杨花也。”因为在艺术家的眼里，“达芬奇的素描山水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卷》颇为相似；波提切利的作品突出线造型、平面感、衣带飘摇感，大异于拉斐尔、提香等浑圆丰厚的立体氛围，独具东方情致。郁特利罗的作品中可感到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及‘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中国实情，加之他表现手法中强调平面分割的对照及线之效果，我最早喜爱其作品也许缘于吻合了我的中国品味，而中国传统的或民间的绘画中也同样可发现西方所探索的因素。”正是基于如此独特的视角，吴冠中才能操觚水粉、油彩、彩墨、水墨、版画等几乎所有的绘画媒体，不懈地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创新的探索，在土土洋洋与洋洋土土、抽象与变形之间东奔西突，左右逢源。所以很难用一个笼统的概念来定义其艺术。如非如此的话，也许只能勉强用“造型艺术”来概而括之。

但虽说如此，在国中现状的艺术体制下，吴冠中的的确确始终不代表“主流”，甚至可以说，在不同的时期，是被“边缘化”的对象。1999年文化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吴冠中艺术展”，占了三个大厅。不仅规模空前，而且以文化部的名义为一个在世画家举办个展尚属首例。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国家对艺术家价值的肯定。吴冠中似乎也颇为感动，从展品中遴选了十幅巨作捐给国家。但展览一结束，便有人策划了三篇批判文章，在《文艺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浓烈的意识形态味道，恍如文革大字报再现，一扫个展的余韵。

不仅如此，单就作为画家资质而言，国内美术界对吴冠中也有臧否两论。譬如，说吴的书法“不行”等等。传统书画界历来有所谓“诗、书、画一体”说，当代艺坛也不乏这方面的“通人”或自诩“通人”者。对此，吴冠中并不避讳，而是坦言自己的不足：“三十年代我随潘天寿学画，潘老师说：‘有天分，下功夫，学画二十年可见成就，书法则须三十年。’潘老师的话我总是相信的，但当时对书法与绘画的比较则尚无体会，只根据他的指导临颜真卿、黄道周，及魏碑、石鼓文。然而，对书法的兴趣远不如绘画，对画的优劣感到一目了然，自以为很懂了，可是对书法却缺乏独立审评的能力……其后我专攻西洋画，连水墨工具都抛弃了，更谈不上再练书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纵然书法上的缺憾是一个事实，但画坛宗师的泰斗地位仍然难以撼动。

晚年，吴冠中除勤奋创作外，还以敢言著称。画家以切身之体验，痛陈体制弊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仅诸如“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笔墨等于零”、“艺术活动跟妓院差不多”的发言令许多官员和同行不舒服，所谓“以奖代养”、“撤销美协、画院”等建言也触及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作为解决方案，未必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但毋庸讳言，艺术家的激愤之言，很大程度上是对束缚、乃至阉割了艺术家创作力的艺术体制之患的不幸言中。

虽然直至1979年，吴冠中才拥有了一间11平方米的画室，可艺术家一生勤奋创作，著述（画作和著作）等身。除了给孩子留下几幅纪念性画作外，绝大多数都捐给了社会。其中相当多的作品，作为经济泡沫的一部分，还处于“充气”状态，价格日益飙升，但已与作者无关。作者轻掩画卷，已走进历史。

知我罪我，是耶非耶，升值贬值，官司荣辱，都不重要了。用艺术家自己的话说：“时代的变迁，个人的经历和年龄铸造了今天的我，无从后悔，无可自得，自己无法对自己作出客观的评价，倒是可作为别人的借鉴，蓑草乃新苗之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