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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世的启示—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的原因
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二、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
三、发展教育是宋代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四、鼓励文人关心国是
五、重视学习邻国文化
六、儒释道三教并重
七、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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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

 

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是分不开的。太宗组织文臣校订经史群书，如《五经疏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并编纂新书，北宋编有四部大书，这就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收稗官野史、小说笔记多达四百七十五种，很多书早已失传、残缺，赖此书得以保存，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小说史的重要资料。《文苑英华》上续《文选》，广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张说、李商隐等的很多诗文均赖此书保存，是清人编《全唐诗》、《全唐文》的重要资料来源。《太平御览》引书更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保存了大量古籍佚文。

今天我们读到的宋以前的总集、别集多含有宋人的收集整理、校勘笺注之功。宋人最推崇的前代总集一为《诗经》、二为《楚辞》、三为《文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被尊为六经之一。欧阳修、苏辙、范处义、王质、朱熹、吕祖谦、杨简、魏了翁等都有论《诗》注《诗》专著。宋以前奉毛传、郑笺、孔疏为神明，宋代兴起疑古思潮，认为《诗序》“不足信”，朱熹《诗集传》不录《诗序》，自行探究《诗经》各篇之义，成为《诗经》学集大成之作。汉儒解《诗》多附会道德化意义，宋儒多以人情说解《诗》。欧阳修说：“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之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遽失本义。”以人情说解释《六经》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

宋人特别推崇《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在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之后，唐代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楚辞》注本。而宋代的《楚辞》注本不亚于《诗》注，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之类。唐人有时对屈原的自沉汨罗似不理解，如白居易谓“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宋人却对屈原深表崇敬，苏轼的《屈原塔》诗颇能代表宋人对屈原的看法：“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苏轼还有《屈原庙赋》对屈原之死也深表理解。

对《昭明文选》宋人有不同看法。苏轼《题文选》批评《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也”。苏轼对《文选》的批评，并不为宋人所完全认可，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萧统“所失虽多”，但所得亦“不少”。因此，在苏轼后，宋人仍很重视《文选》。宣和年间无名氏曾仿《文选》，编成《宋文选》三十二卷。尤袤曾校刻《文选》：“尤公博极群书，今亲为雠校，有补学者。”可见即使在苏轼批评《文选》后，《文选》仍是宋人学习的典范。

陶潜诗自然质朴，富有抒情色采，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历代诗人所推崇。宋人在创作上学陶者更多，苏轼甚至尽和陶诗，对陶诗的评论也比唐人深刻得多。苏轼最欣赏陶诗的感情真挚，其《和陶饮酒》云：“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朱子语类》对陶诗也有不少中肯的评价：“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

宋人对李白集也作了很多搜集整理工作，宋初乐史所裒集的《李翰林集》，凡七百七十六篇。宋敏求后又多次辑佚，所得“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二十卷。”曾巩在京师编校史馆书籍时，曾校正考次李白诗先后，作《李白诗集后序》，称“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可见宋人对李白诗的辑佚、编年都下了很大功夫。

伟大诗人杜甫不仅在政治上终生潦倒，始终未能实现他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而且在文学上，也很少得到同时代人的应有重视。杜甫临死前一年在《南征》诗中沉痛哀叹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即使在他死后，在樊晃、元稹、白居易、韩愈高度评价杜诗后，其诗仍不甚被唐人重视。北宋前期，杜甫仍被杨亿讥为“村夫子”。真正普遍重视杜诗是在北宋中叶以后，他们广泛搜集、研究杜诗，而江西诗派更把杜甫作为自己的祖师爷。苏舜钦编有《老杜别集》。王洙编有《杜工部集》，无论收诗总数、古近体篇数以及“赋笔杂著”的篇数都与今存杜集接近。后王琪又在王洙本基础上，参照“古今诸集”，作了修订，这一王琪镂版本就成了后世所有杜集的祖本。今天我们还能读到一千四百多首杜诗，应该感谢他们。宋代杜诗的注家很多，当时号称有千家注杜。为了做到知人论世，不少宋人又为杜甫作年谱，为杜诗编年。评点杜诗较著名的是刘辰翁。宋人对杜诗的注释、编年、分类、评点，充分说明了宋人对杜诗研习之深，这在唐代是见不到的。

宋人十分推崇韩愈，北宋古文革新就以韩愈为旗帜。钱锺书《谈艺录》认为：“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在北宋中叶以前却很难找到韩文，其后韩文大行于世。宋人还为韩集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文谠注韩集“积二十年之久”。方崧卿尝校正《韩昌黎文集》，著有《韩集举正》、《韩文公年表》。朱熹著有《韩文考异》，还选《昌黎文粹》。

宋代古文革新的另一旗帜为柳宗元。柳开“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指韩)，字绍先(指柳)”。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在京城相国寺摆摊卖书。宋人曾多次刻印柳集，沈晦、常子正、严有翼、张敦颐都曾校正刊刻柳集，订正达数千余处。此外还有《韩柳音释》、《柳文切正》、《柳文音义》之类的专著。

宋初搜集李商隐诗文者，一为《文苑英华》的编者，李商隐《樊南甲乙稿》早已失传，今所存者，乃从《文苑英华》录出；二为钱若水，得李商隐诗“四百馀首”；三为杨亿，得“五百八十二首”，这已与今存李诗相近。没有他们的努力，今天我们就很难读到这样多的李商隐诗文。

李贺辞尚奇诡，宋代也有一些诗人效其体，范浚有《春融融效李长吉体》。薛季宣曾刊刻李贺集，有《李长吉诗集序》，谓宋代流传的李贺诗有蜀本、会稽姚氏本、宣城本，并对李的人品和诗品给了很高的评价。赵衍《有重刊李长吉诗》，称“长吉一出，会古今奇语而臣妾之。”宋末刘辰翁评点诸家集，亦含李贺诗。

《太平广记》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大型小说总集，北宋李昉等编辑。

秋声赋意图　青瓦白屋，瘦木飘摇，霜天渐晚，远峰朦胧，一派秋意萧瑟的景象。图中所表现的正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名篇《秋声赋》的意境。

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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