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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籍无闻到“天下第一行书”——浅析唐太宗对《兰亭序》的“接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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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籍无闻到“天下第一行书”——浅析唐太宗对《兰亭序》的“接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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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永和九年暮春,文人雅士兴会兰亭妙地,吟诗作赋,曲水流觞,诗成之后,王羲之戛戛独造,以一篇《兰亭》惊座四方,由此创造了东晋书法史上的奇迹,而且构筑了““天下第一行书”的千年佳话。丝毫不夸张地说,东晋以降的书法现象总能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兰亭”的光芒。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褚遂良临本,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cm,横88.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如果一味地称颂《兰亭序》的伟大,而冷落了唐太宗的“睿赏”,似乎并不合情理,正如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艺术作品本身“是存在于所有变迁着的存在体之中的,这所有存在体是作品本身的组成部分,它们与作品本身是同时并存的”[2]。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探讨唐太宗对于《兰亭序》的接受问题,对于我们书法史的学术建构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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