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恩等五人行楷扇頁

清代狀元共計112人，蘇州博物館收藏的“清代七十二狀元扇”，緣自吳湖帆私人收藏之《清代七十二狀元書箋冊》，是該館極富特色的館藏之一，其中匯集了清代三分之二的狀元，而從中也可以對清代狀元的書法豹窺一斑。

清代狀元汪繹的扇面

“七十二狀元扇”的書寫者是七十位狀元，之所以是“七十二”，因為其中有兩位狀元有兩幅扇面，分別是張謇和劉春霖的。最初，吳湖帆對清代狀元扇的收集範圍僅限於蘇府屬狀元書箑，繼之擴充至江蘇全省，進而欲囊括全清。

清代狀元翁同龢的扇面

這批狀元扇的來源無外乎三種：一是狀元本人親自饋贈，如清末狀元張謇、劉春霖；二是書畫友人手中有藏扇，這需要吳先生以自己的作品或者珍貴書畫、古玩等換取；三是藏扇在狀元後人手中，這往往需要吳先生費盡周折，不僅要出重金，而且要多次登門求索——由於狀元的後人也多珍視祖先的書法墨寶，若非經濟確有困窘，一般不願出手，直至被吳先生的誠摯打動，才肯交出狀元扇面。

翁同龢胞侄翁曾源的扇面

吳湖帆在收集到這些狀元扇之後，統一裝裱成冊頁，在裱邊的右面寫上該狀元的名號等資料，鈐上“梅景書屋”、“吳氏梅景書屋圖言印”等朱、白文印章，於新中國成立十週年之際，慨然捐給蘇州文管會，他語重心長地叮囑蘇州文管會的工作人員繼續蒐集，以集滿百十二把為快。現在，雖然狀元扇的數量並沒有增加，但能夠匯集清代所有狀元中的三分之二，已經是來之不易，而其中更是可以對於清代狀元書法豹窺一斑。

清代第一科狀元傅以漸行草書七言詩金面扇與最末一科狀元劉春霖楷書七言詩扇，兩位狀元一首一尾及第前後相距兩個半世紀，書扇歸於一處，實為難能。傅以漸是順治三年丙戌科狀元。傅以漸書法有很高的造詣，字體遒勁有力，揮灑自如，長馳短擊，恣肆縱橫，放達中仍不失矩度。劉春霖是光緒三十年甲辰科狀元。劉春霖的書法承襲唐代楷書風格，主要以虞世南、歐陽詢為宗，字體結構規整穩妥但並不刻板，用筆精健含蓄，墨氣和潤，頗具疏朗和諧的形式美和清靜的韻致。

這批扇面作者包括許多特色的狀元，如：順治年間騎著毛驢上朝的清首位狀元傅以漸、康熙年間的“白頭狀元”王式丹、雍正年間的彭啟豐、乾隆年間清廉耿直的王傑、嘉慶年間的吳信中、道光年間的吳鍾駿、咸豐年間的兩代帝師翁同龡、同治年間的陸潤庠、光緒年間的“狀元實業家”張謇，還有拒當漢奸的清代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等等，皆為清代傑出才俊。

扇面書法有行書、草書、行楷、行草等多種表現手法，有七言、五言和詩賦，內容大都健康向上，旨趣高雅。其中傅以漸的《行書七言扇面》，尺寸為31.5×60.5厘米，筆力蒼勁，宛若行雲流水；嘉慶狀元彭浚的楷書《洛神賦》書風飄逸灑脫，每個字都一絲不苟；道光三十年庚戌狀元陸增祥的《朱書行書扇面》線條勻稱，清新流利；還有時年72歲高齡的道光十六年丙申狀元林鴻年的《楷書紈扇》，書法挺拔勁秀，頗見功底。

除了個人的書法作品之外，還有兩幅合作書扇格外引人注目，一幅是乾隆元年丙辰科狀元浙江金德瑛與乾隆四年己未科狀元廣東莊有恭及雍正八年進士嵇璜合寫的行書金面扇，另一幅是有魯齋上款集五狀元書法於一扇，他們是潘世恩、吳其濬、朱昌頤、林鴻年、鈕福保五人。這五科狀元“魁星高照，喜躍龍門”的時間，前後相距達45年之久。

書扇之時，老狀元潘世恩已壽登耄耋，新科狀元鈕福保尚正當華年，五魁一堂，少長咸集，金面小扇，同留墨寶，堪稱空前絕後。吳其濬書法遠學米芾，近法梁山舟，欹側多姿，初顯倜儻；朱昌頤則能由歐而虞，稍見開張，規矩而不掩其情；林鴻年書法純學歐陽詢，循規蹈矩而終見筆，所謂具體而微；鈕福保學歐而顏，端嚴壯重，棱角聳峙，所謂過猶不及，因其刻板近滯；潘世恩書為五人之冠，學顏而能得其形神，寬而約、博而和，侃侃如君子臨朝、謙謙如學士面聖，清儀自遠，風規獨照。

在“七十二狀元扇”中，還有兩幅行草書扇面為“連中三元”的狀元所作，其一是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狀元蘇州錢棨，另一位是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狀元廣西臨桂陳繼昌。自隋唐創設的科舉制，至清末光緒三十一年被廢除，一共沿用了1300多年，而史料上確切記載“連中三元”的只有14人。錢棨善書法，初學顏真卿、柳公權，又學“二王”，書體秀逸滋潤，沉著嚴謹而不失雄健，運筆流暢，毫無“館閣”之氣。陳繼昌的書法清麗勁秀，特別是他的楷書，功力極好。

狀元幾年才一個，天下門戶萬千家，一門兩狀元在科舉時代同樣是極為罕見的事情。清代蘇州府就有兩對祖孫狀元，他們是陸肯堂與玄孫陸潤庠，奪魁相距189年；彭定求與長孫彭啟豐，奪魁相距51年。還有兩對叔侄狀元，他們是吳縣吳廷琛與侄吳鍾駿，奪魁相距30年；常熟翁同龢與胞侄翁曾源，奪魁相距僅7年。陸潤庠的行書運筆婉麗勁健，莊妍流美，有平穩舒緩之韻味；楷書筆圓體方，外柔內剛，一股儒雅之氣。彭啟豐工書法，善繪畫，又能詩文，著有《芝庭詩文集》。所作山水有倪雲林、黃公望筆致，書法則學祖父，善書瘦金體。

翁家一門都擅書法，功底深厚，頗具聲名，形成了一個翁氏書法群體。翁同龢常說自己寫字作畫“皆無章法”，“餘書以意行，不守法度”。其實，他在長期學書過程之中，不但下過很深的臨摹功夫，而且對於基本功訓練和技巧的把握，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教子侄們習書，總結了“論書十六字”：“鋒必抵紙，要用柳法。氣要完固，臂力浮起。”

清代科舉考試，書法優劣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一個準備應試的學子無不重視書法練習。狀元扇反映了清代科舉考試制度中官方的要求，比如文采要好，字體要好，而且每個皇帝對於書法的偏好不同，往往傾向於字體符合個人喜好的人為狀元，這也左右了清代書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