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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籍无闻到“天下第一行书”——浅析唐太宗对《兰亭序》的“接受过程”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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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籍无闻到“天下第一行书”——浅析唐太宗对《兰亭序》的“接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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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何延之《兰亭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羲之)挥毫制(兰亭)序兴乐而书,……是时殆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右军亦自珍爱宝重,留付子孙传掌”[12]。原来羲之珍爱《兰亭》,不愿其流落它所,仅限家传。如此这般,传至七代孙智永禅师时,《兰亭序》不得已传给其弟子辩才。辩才自得《兰亭》,深藏秘室,十分宝爱,然而他的小心翼翼还是未能保证《兰亭》保持“平凡”的命运。

    贞观年间,唐太宗登基即位。这个马背上骁勇善战的皇帝深知“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13]的道理,于是蓬勃兴起一系列整齐文化的措施。在他大兴儒学、张皇文统,建立新的教育和选举制度之时,所谓“身言书判”的“书法”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马宗霍在《书林藻鉴》概述道:“考之于史,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实。”同时,太宗又“诏京官职五品以上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案中书法以授之。”[14],除推行上述书法政策之外,太宗还定立王羲之为国人的学书偶像。他“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昭购求,殆尽遗逸”[15];“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 [16]到贞观六年太宗“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16],在这千余张真迹中,却惟独没有《兰亭序》,一场声势浩大的悬赏《兰亭》的活动由此展开。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的过程,有两种不同的记述。其一为《刘餗传记》的记载:“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其二为何延之《兰亭记》的记载:“辩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孙。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尝于所寝方丈梁上凿其暗槛,以贮《兰亭》,宝惜贵重,甚于禅师在日。至贞观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辩才之所,乃降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赍优恰……方便善诱”。面对赫赫皇权,辩才牢记先师的遗愿、恪守自我的誓言,“往日侍奉先师,实尝获见。自禅师殁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然而太宗渴望《兰亭》迫切之至,竭尽所能,命令“负才艺,多权谋”的大臣萧翼乔装打扮,和辩才结为朋友,最终智取兰亭。这第二种记载富有传奇色彩,历史上广为流传。虽然可能是历史史实的文学化渲染,具有“历史神话学”的意味,但它的形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足以见出太宗对羲之有多么崇拜。

    其实,据《刘餗传记》记载,隋炀帝见过《兰亭》真迹,“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外,陈天嘉中为僧所得,至大建中献于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这位同样喜好书画雅乐的帝王却没有对《兰亭》产生好感,仅以“王不之宝”留给后人无限遥想,在不轻易间把“第一读者”的身份拱手相让。何为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它当然并非第一个接触艺术作品的读者,而是在艺术接受活动中对经典作品的首次权威性的解读者,借用陈文忠先生的话说,“所谓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是指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17]。具体到《兰亭》而言,唐太宗责无旁贷地担当起“第一读者”的神圣使命,正是他的出现,让《兰亭》的接受史变得光怪陆离。假如离开了唐太宗,《兰亭》会在何时又会被怎样接受,都是无法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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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1-03-27 1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