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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左云发展边塞文化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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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左云发展边塞文化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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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左云县决定发展边塞文化,挖掘、整理、保护、修复当地的边塞文化遗产,开发利用边塞文化资源,增强当地人们的文化意识,营造和谐文化氛围,推进文化创新,发展文化产业,打造边塞文化旅游品牌,通过文化振兴崛起,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把左云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大县,我觉得这些设想既富有建设性,同时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左云发展边塞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又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的深入。在这里我想结合此次参观考察的所见所闻,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请领导和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第一,边塞文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把钥匙。

我们这里所说的边塞文化,实际上是指中国古代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在长期的交往、斗争和融合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遗产。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国家,古代中国的各个民族、各个政权之间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在生产和斗争中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之间的发展历程中,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区与北方的游牧文化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中原农业文化区的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和自给自足的生活,安土重迁;而北方蒙古高原一带的游牧文化区由于气候寒冷干燥,无法种植农作物,当地的人们只能发展畜牧业,逐水草而迁移。这些游牧民族以放牧牛羊为生,同农业民族相比,他们的生活更受气候条件的制约,恶劣的气候往往会造成牲畜的大批死亡,使其生活陷于困境;另外,游牧民族在经济上对于农业民族也有较强的依赖性,游牧民族所需的粮食、生活用具往往都需要靠农业文化区来提供。

在和平年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往往通过贸易往来互通有无,促进了各自地区的文明发展;但一旦游牧文化区发生重大灾害,牲畜大批死亡,人们生活没有着落时,或者是由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关系紧张,无法从农业民族那里获得粮食和生活用品时,游牧民族往往会采取极端的办法,试图通过武力抢夺农业文化区的财富。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机动性极强,来得快,去得也快,给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区造成很大的威胁。如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的鲜卑、匈奴等民族,隋唐时期的突厥,宋代的契丹和女真,明代的鞑靼,等等,都对中原地区的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把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往由无序变为有序,由武力变为和平,一直是摆在中国古代所有中原政权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边塞文化正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接触、冲突、融合的见证和产物,而中国文明实际上正是在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矛盾、冲突和融合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起来。不了解边塞文化,就无法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也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刻内容,比如让后人赞叹不已的长城文化,实际上就是边塞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历代政权之所以不断修建长城,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原的农业民族为了规范与游牧民族之关的关系所做的努力。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中原王朝因为无法击败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又要时刻防备突如其来的偷袭,广筑长城就成为农业文化区一种不失为明智而有效的对策。通过这道横跨东西的人工屏障,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这是历代政权修筑长城的最根本原因和最大动力,长城构筑中的设计施工,从位置走向的确定到障、堡、敌台、烟墩(烽火台)等整个防御体系的配置,以至城墙形制结构、选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构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叹为观止。长城在当时对于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保存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运用万里长城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汇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只有把长城的修筑放在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上、放在边塞文化的背景里,才可以更好地体会这一世界奇迹的形成过程。如今,兄弟民族之间早已是干戈化为玉帛,但边塞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碰撞中融合的历史见证,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很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从边塞文化的开发与建设工作,我们可以体味到一部浓缩的中国历史,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璀璨与辉煌。

第二,左云发展边塞文化大有可为。

左云地理位置险要,又正好是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历史上曾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友好往来的重要关口,也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发生冲突时的必争之地,游牧民族不到此难以南下,农业民族不据此不足以御敌。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往来、冲突与融和,都曾在这一带展开。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和人文荟萃,在左云这块宝地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厚重的边塞文化成为左云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亦成为传承历史的文脉,形成北方独有的文化魅力和旅游特色。如这里有春秋时期北狄白羊部族所筑的白羊古城,据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五路山的蹄窟岭相传是西汉时期王昭君出塞时所途经之处,动人的传说令人感慨不已;五路山上的土冢群据专家推断系北魏政权的皇陵所在地,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两狼山的李陵碑是北宋名将杨业壮烈殉国的地方,其英武的气慨令人肃然起敬;至于在边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长城文化,左云更是得天独厚。左云境内有三个朝代的长城遗址,即东汉长城、北魏长城和明长城。东汉长城从猪儿洼村起,向北延伸至宁鲁口与北支会交,长约32公里;北魏长城亦称畿上塞围,从宁鲁口起沿五路山底一直向右玉延伸去,长约11公里;明代长城称之为大边,从保安村东新荣区2.5公里入境延伸到二十边村西出境进入右玉县,全长43公里,明长城垣堞崇隆,墩堠峻整,雄险壮观,古老沧桑,尤其是八台子村西摩天岭长城,被人们称为小八达岭,是居庸关以西的一段雄伟长城;历史上的险塞关口、军马场、驻军屯兵、养马存草、养兵存粮、边卡驿站等边堡屯寨墩台在左云随处可见,如明代在左云所建的宁鲁、威鲁、黄土等城堡,是晋北的军事要塞及重要关隘之地;另外像镇门藏兵洞也是边塞文化的重要史迹。在游牧民族侵扰时,镇门天然洞穴成了戍边将士和群众躲避兵灾的洞穴,成为边塞文化一个别具特色的景点,等等。走近左云,人们处处都可以感受到边塞历史文化的气息和遗存,感受到一种内在的边塞文化神韵。


第三,对左云现阶段发展边塞文化的几点建议。

边塞文化既然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左云的边塞文化又是如此丰厚,发展边塞文化实为左云文化建设的一个明智之举。那么,现阶段应该如何来发展和建设左云的边塞文化?在笔者看来,似乎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相关的工作:

1、扩大对左云边塞文化的宣传力度。

左云拥有如此丰富的边塞文化资源,但它们却很少为外界所知,基本上处于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这与当前县里积极发展和建设边塞文化的目标很不相称。左云要发展边塞文化,需要加大对相关资源的宣传力度,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媒体、邮政(如发行相关的邮票、信封、名信片、贺卡)等各种资源,把左云的丰富边塞资源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左云,认识左云,体会左云边塞文化的迷人神韵,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左云领略这里独特迷人的边塞文化。

2、强化对左云有关文物古迹的调查、保护和修复工作。

文物古迹是左云边塞文化的重要见证,也是左云发展边塞文化的重要资源,加强相关文物古迹的调查、保护和修复工作对于左云建设边塞文化至关重要。县领导正在制订和实施“左云边塞文化”建设工程的各项措施,正在积极准备实施“长城保护修复工程”、“古城古堡保护修复工程”、“文物古迹建筑保护修复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工程”等各项措施,这无疑是十分必要而急迫的。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左云的文物保护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在前些年中宁鲁口4000多斤重的石棺下落不明,范家坟村的范都督坟惨遭破坏,另外3000多斤的崇祯年间铁炮也竟然不翼而飞,等等,这些文物古迹的破坏和丧失都是边塞文化珍贵资源的重大损失。建议县里加大对相关遗址、文物的调查和保护力度,尽快制订科学合理的各项措施,切实做好相关资源的保护工作,为进一步开展边塞文化的建设打好基础,同时也为左云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另外,文物古迹的修复工作也一定要以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为依据,尽量避免出现消极不利的结果,真正使左云边塞文化的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典范。


3、加强对左云文物古迹的研究。邀请国内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左云的历史丰富,文物古迹众多,但是从目前来看,相关的研究工作还显得很薄弱,亟待加强。建议当地政府加大研究力度,培养相关方面的人才,同时邀请国内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学者从事左云历史及文物古迹的研究工作,有了这些学者的参与,可以更好地挖掘、开拓左云的历史和文物内涵,提升左云的文化知名度,同时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政府制订更为科学有效的保护和发展边塞文化资源的措施,实现政府、学者、边塞文化资源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4、综合规划边塞文化的建设。

对于左云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政府需要有一个全局的理解与规划,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实际上,如果把边塞文化看作是一条横贯我国东西部的美丽风景线的话,左云就是这条风景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建议县领导在规划左云边塞文化的建设时,应当以整个边塞文化的历史和文化为北京,首先将左云边塞文化的建设纳入大同的文化旅游发展战略,作为大同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能彰显其意义和价值。在此基础上,把大同左云、右玉、晋北、内蒙古、河北、甘肃等地联系起来,互补开发,使整个边塞文化的建设系统化,规模化,这样更可以使边塞文化的建设深入人心,同时也使边塞文化更具规模,从而使左云边塞文化的建设取得更好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当地政府的有效领导下,通过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左云边塞文化的建设一定能够取得可喜的成绩,达到预期的效果。


作者简介:

刘国忠,男,汉族,1969年生于福建省政和县。1987至199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 1994-199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任教,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中国学术思想史及国际汉学等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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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迄今为止个人全部发表论著(译著)目录

著作(包括译著):

《〈五行大义〉研究》(专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古代帛书》,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杨树达卷》(合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国古代典籍导读》(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光明之城》(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选辑·隋唐至清卷》,任该书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主要论文:

《中村璋八与〈五行大义〉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
《评两部〈纬书集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
《汉学概说》,《人民政协报》1997年3月24日;
《国内对汉学的研究情况梗概》,《人民政协报》1997年3月24日;
《四十五年前的一部汉学史》,收入《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中村璋八汉学研究评述》,收入《国际汉学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李学勤学术研究评述》,《美术观察》1997年第6期;
《杜德桥与〈李娃传〉研究》,《书品》1999年第1期;
《试论十二生肖与三十六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
《〈唐五代韵书集存·辑逸〉补遗》,收入《清华汉学研究》第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古代文明的重新评价——记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文物天地》2001年第1期;
《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再探》,收入《新古典新义》一书,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出版;
《史源学的理论与实践》,收入《百年情结》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李学勤先生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建设》,《追寻远古文明的足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上下求索,寻证古史》,《好书》2002年第4期
《重写中国学术史是时候了》(与李学勤先生合写),《社会科学报》2003年2月13日
《评简帛数术文献探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4辑
《隋唐时期数术文化研究》,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提交工作报告,2004年;
《帛书〈式法〉“徙”篇试论》,收入《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古代数术研究综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越绝书·记军气〉篇试论》(与李学勤先生合写),收入《海峡两岸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李学勤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评中村璋八先生的汉学研究》(日文),《中村璋八先生伞寿记念文集》,汲古书院,2006年;
《从侯马盟书谈盟誓活动的数术内容》,《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
《〈五行精纪〉与〈三命通会〉》,收入《华学》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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