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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忆启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Article Index
百年忆启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人生回望:从皇族后裔到国学大师
启功口述历史:我不姓爱新觉罗
坦然面对生死:自撰墓志铭
婚姻:曾经沧海难为水
启功先生和他的君子之交
启功:别说我是书法家
诗词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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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忆启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启功先生的先祖弘昼是清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家学渊源,启功先生的诗、书、画有“三绝”之称,享誉国内外;他的文物鉴赏、鉴定,独具慧眼、识见非凡;他对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诗选词选等的教学与研究,下过一番苦功,自出机杼为学人垂范;2012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先生诞辰百年之际,谨以本专题表达崇敬、寄托哀思。


 回顾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波折,涉足了不少事业,也取得了一些所谓的成绩,但就以一些文章还存在错误和不足来看,我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我现在九十二岁了,眼睛由于黄斑病变,几乎失明,字是写不了了,画更画不成了,我常说:“祖师爷不再赏我这碗饭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我力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目前还带着多名博士生,遇到必须写的东西,我就用高倍数的放大镜凑合写一点,有的就请别人帮我整理。

回想一生,感慨良多—— 

“劳他莺燕殷勤唤,逝水韶华去不留。”——这是我年轻时的诗句,年轻时代已经是那么遥远了。

“易主园林春几许。”——我一生经历过很多改朝换代的事情。

“莫问临芳当日事。”——清朝的灭亡是必然的,我并不留恋它。

“改柯易叶寻常事,要看青青雨后枝。”——改朝换代并不可怕,它正是历史的动力,新生活总要代替旧生活。

“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这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

“岁月苦蹉跎”,“历史如长河,人各占一段,幸者值升平,不幸逢祸乱。”——我九十多年所经历的这一段既遇到很多暴风雨,也遇到暴风雨后的晴朗。

“绝似食橄榄,回甘历微苦。诗境与人生,大约全如许。”——回忆这一段生活自然有如打翻五味瓶,充满了酸甜苦辣各种味道,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说明了生活的充实。   “一句最凄然,过去由它吧。”——时代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大浪淘沙是历史的必然,但在江河流淌中自身出现的逆流和经历的险滩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它使经历者在回忆时心有余悸,在他们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创伤,但毕竟过去了,过多地纠缠毕竟无补于事,“放下为快”,还是翻过这凄凉的一页吧。

“荣枯弹指关何意,寒燠因时罔溯源。”——那些凄然的经历给人们带来的荣辱毕竟是短暂的,至于它背后复杂的原因又都是我辈人无法澄清的。

“莫名其妙从前事,聊胜于无现在身。”——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确实曾让人感到人生社会的难以理解,究竟往事如烟还是往事并不如烟,有时让劫后馀生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好在人们还在顽强地生存着,我还侥幸地活着。

“衰荣有痕付刍狗,宠辱无惊希正鹄。”——古人曾提出要达到真人、至人的境界,我觉得能随时抛弃荣辱,真正做到宠辱无惊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何必牢骚常满腹”, “自遣有方唯笑乐,人生难得是糊涂”,“多目金刚怒,双眉弥勒开。馀生几朝夕,宜乐不宜哀。”——为此人应该有乐观、达观的生活态度,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决不是苟且的遁词,人生、社会的很多事本来就是说不清的。

“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但做人的方正廉直是必须的。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我为北师大题写的校训,我自己要身体力行,作出表率。

“停来跛履登山屐,振起灰心对酒歌。”——我确实也灰心过,但在这大好时代,我要重新抖擞精神,为我热爱的事业继续奋斗。

“尚争一息上竿头”——我虽然已经老了,但壮心不已的精神不能松懈。

“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我扎扎实实地活着,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历史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价。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启功先生去世了。93岁,人杰人瑞。

很多年前,我在一本集纳了诸多奇文妙语的书《天下奇文》中,第一次读到启功先生自撰的《墓志铭》,乐而开怀:“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在我读过的多少墓志铭中,有这样超然幽默的文字呢!非有佛家的境界而不能为也。”

墓志有铭,刻画栩栩如生;人生似歌,吟唱娓娓动听。人生历程中的种种蜿蜒曲折都化作了养分,为学因此博大,为人因此宽厚。启功先生“六十六”岁上就说“非不寿”了,如今可是九三高龄,非博大宽厚而难以抵达也。对待声名、荣辱、生死,启功先生一直是这样乐观、旷达、诙谐。岁数大了的时候,身体不免闹出些毛病,他曾因心脏病几次住院,就笑曰:“嗨,我的心坏了坏了的!”作诗记病,有云:“填写诊单报病危,小车直向病房推。鼻腔氧气徐徐送,脉管糖浆滴滴垂。心测功能粘小饼,胃增消化灌稀糜。遥闻低语还阳了,游戏人间又一回。”不是抵达天地境界的人,能够“游戏人间”乎?

仁者寿。启功先生素以宽厚著称,非仁而有宽厚乎?笔者喜欢赏析书法,若干年前,我曾到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逛逛,就曾见到诸多未曾装裱的“启功书法”待售,当时多少有点怀疑真伪。后来才知,启功先生有“宽待仿冒”之美谈:一天,他到北京潘家园,看到许多店铺都挂有他的字,这里成了署有启功名号的书法作品的海洋,可见不着一件系他亲手所写,全是仿作。有人问他感觉如何,启功先生笑答,写得都比我好。对于有人建议写状子告他们,启功又笑了:“这些假字都是些穷困之人因生活所迫,寻到的一种谋生手段,我一打假,也把他们的饭碗打碎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众人听了哈哈大笑。宽厚是启功先生的一种本真品格,其实他拿起法律武器来讨说法也是好的,那不也是“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吗?

而今,启功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这样的高龄,按我乡下老家的说法,属于“喜丧”,是值得高兴的事,我此刻在南方的杭州遥祝启功先生自撰墓志铭终于派上了用场———我想启功先生对我的“祝贺”该是不会有意见的。

一种死是一种生的开始,“身与名,一齐臭”是不存在的———身火化,不臭;名流芳,蛮香。


在中华书局时期虽然政治上比较宽松,使我在那残酷的斗争年代得到暂时的缓解和喘息,但另一种难以抗拒的灾难又降临到我的头上。这就是我老伴的病与死。

我的老伴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属“章佳氏”,二十三岁时和我结婚,我习惯地叫她姐姐。我们属于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的夫妻,婚后感情十分好。她十分贤惠,不但对我体贴入微,而且对我的母亲也十分孝敬,关系处得十分融洽。我曾在纪念她的组诗《痛心篇》二十首中用两首最直白,但又是最真切的五言绝句这样记录我们之间的亲切感情:

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先母抚孤儿,备历辛与苦。得妇喜尝言,似我亲生女。

到我这一辈,我家已没有任何积蓄,自从结婚后,就靠我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特别是前几年,我的工作非常不稳定,在辅仁几入几出,几乎处于半失业的状态。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有点好吃的,自己从不舍得吃,总要留给母亲、姑姑和我吃,能自己缝制的衣服一定自己动手,为的是尽量节省一些钱,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我在《痛心篇》中这样写道:

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我剩钱买书,你甘心吃苦。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并去世,那时政治气候相当紧张,为了应付政治运动,我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那时的生活条件又不好,重活脏活、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如果只熬几天还好办,但她是成年累月地忙碌。看着她日益消瘦的身体,我心痛之极,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没有别的能感谢她,只好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一声“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她不但在日常生活中百般体贴我,还能在精神上理解我。我在辅仁美术系教书和后来教大一国文时,班上有很多女学生,自然会和她们有一些交往,那时又兴师生恋,于是难免有些传闻。但我心里非常清醒,能够把握住分寸,从来没有任何超越雷池的举动。那时有一个时兴的词,形容男女作风不正常地过于亲昵叫“吊膀子”,我可决没有和任何女生吊过膀子,更不敢像某前辈大师那样“钦点”手下的女学生:据说一回,一些弟子向这位前辈大师行磕头礼,正式拜他为师学画。他看到其中有一个他喜欢的女学生,就对她说:“你就不用磕头了”。这位女学生心领神会,后来就嫁给了他。我可没这么大的谱。这些风言风语也难免传到我妻子的耳中,但她从来都很理解我,决不会向我刨根问底,更不会和我大吵大闹,她相信我。如果有人再向她没完没了地嚼舌,她甚至这样回答他:“我没能替元白生育一男半女,我对不住他。如果谁能替他生育,我还要感谢她,一定会把孩子当亲生的子女一样。”她就是这样善良,使嚼舌的人听了都感动,更不用说我了,我怎么能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呢?

她不但在感情生活上理解我,在政治生活上也支持我。按理说,她一生都是家庭妇女,哪里谈得上什么政治,但架不住在政治运动不断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她不找政治,政治却要找她。先是我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接着在六十、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成牛鬼蛇神,各种打击都要株连到家庭,她也有委屈的时候,但在我的劝导下,她也想开了,不但对我没有任何的埋怨,而且铁定决心和我一起共度那漫漫长夜,一起煎熬那艰苦岁月,还反过来劝慰我放宽心,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不知这是不是叫逆来顺受,但我却知道这忍耐的背后,却体现了她甘于吃苦、坚忍不拨的刚毅和勇气。她不但有这种毅力和精神,而且相当有胆识和魄力,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远,能烧的烧,能毁的毁,我不是也把宗人府的诰封烧了吗?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她知道这是我的生命,比什么东西都值钱。后来我有一组《自题画册十二首》的诗,诗前小序记载的就是这种情况:“旧作小册,浩劫中先妻褫其装池题字,裹而藏之。丧后始见于箧底,重装再题。”她把我旧作的封面撕下卷成一卷,和其它东西裹在一起,躲过浩劫。受她的启发,我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起草的《诗文声律论稿》偷偷地用蝇头小楷抄在最薄的油纸上,一旦形势紧张,就好把它卷成最小的纸卷藏起来。幸好这部著作的底稿也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妻子为我保留下来的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所以我们称得上是真正的患难夫妻,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正像《痛心篇》中所说的:

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

但不幸的是她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迎来光明。她先是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幸亏后来多方抢救,使用了大量的激素药物才得以暂时度过难关。在她病重时我想到了我们俩的归宿,我甚至想,不管是谁,也许死在前面的倒是幸运,但不管怎样,我们俩将来仍会重聚:

今日你先死,此事坏亦好。免得我死时,把你吓坏了。

枯骨八宝山,孤魂小乘巷。你且待两年,咱们一处葬。

后来她的病情出现转机,我不断地为她祈祷祝福:

强地松激素,居然救命星。肝炎黄疸病,起死得回生。

愁苦诗常易,欢愉语莫工。老妻真病愈,高唱乐无穷。(《痛心篇》)

到了秋天她的病真的好了,我把这些诗读给她,我们俩真是且哭且笑。

但到了1975年,老伴旧病复发,身体状况急剧下降,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预感到她可能不久于人世,所以格外珍惜这段时光:
老妻病榻苦呻吟,寸截心肠粉碎心。四十二年轻易过,如今始解惜分阴。

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当时对我高度信任才让我从事这项工作,我自然不敢辞去工作,专门照顾老伴,所幸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为了既不耽误上班,又能更好地照顾她,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直到现在我还非常感激这个看护,很想再找到她,但一直没联系上。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我也消磨得够戗,她虽然命若游丝,希望我能陪伴她度过仅有的时光,但还挂念着我的身体,生怕把我累坏,不止一次地对我和别人说:

妇病已经难保,气弱如丝微袅。执我手腕低言:“把你折腾瘦了。”

“把你折腾瘦了,看你实在可怜。快去好好休息,又愿在我身边。”

病床盼得表姑来,执手叮咛托几回。“为我殷勤劝元白,教他不要太悲哀。”

到后来她经常说胡话,有一次说到“阿玛(满族人管父亲称阿玛)刚才来到”。我便想只要她能在我身边说话,哪怕是胡话也好:
明知呓语无凭,亦愿先人有灵。但使天天梦呓,岂非死者犹生。

在她弥留之际,我为她翻找准备入殓的衣服,却只见她平时为我精心缝制的棉衣,而她自己的衣服都是缝缝补补的:

为我亲缝缎袄新,尚嫌丝絮不周身。备她小殓搜箱箧,惊见衷衣补绽匀。

她终于永远离开了我,我感谢了前来慰问的人,对他们说我想单独和她再待一会儿。当病房里只剩下我们这一生一死两个人的时候,我把房门关紧,绕着她的遗体亲自为她念了好多遍“往生咒”。当年我母亲去世时,我也亲自给她念过经,感谢她孤独一人茹苦含辛地生我,抚我,养我,鞠我。当时的形势还不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紧张。而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就是“破四旧”,别人如果知道我还在为死者念经,肯定又会惹出大麻烦,但我只能借助这种方式来表达和寄托我对她的哀思。这能说是迷信吗?如果非要这样说,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只能凭借这来送她一程,希望她能往生净土,享受一个美好幸福的来世,因为她今生今世跟我受尽了苦,没有享过一天福,哪怕是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都没有实现。我把我的歉疚、祝愿、信念都寄托在这声声经卷中了。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在梦中追随她的身影,也经常彻夜难眠,我深信灵魂,而我所说的灵魂更多的是指一种情感,一种心灵的感应,我相信它可以永存在冥冥之中:
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鳏鱼岂爱长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

君今撒手一身轻,剩我拖泥带水行。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老伴死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我的境况逐渐好了起来,用俗话说是“名利双收”,但我可怜的老伴再也不能和我分享事业上的成功和生活上的改善,她和我有难同当了,但永远不能和我有富同享了。有时我挣来钱一点愉快的心情都没有,心里空落落的,简直不知是为谁挣的;有时别人好意邀请我参加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但一想起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就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

《夜中不寐,倾箧数钱有作》

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能。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古诗四十首 十一》

我把先妻的镜奁作为永久的纪念珍藏着,经常对镜长吟:

岁华五易又如今,病榻徒劳惜寸阴。稍慰别来无大过,失惊俸入有馀金。江河血泪风霜骨,贫贱夫妻患难心。尘土镜奁谁误启,满头白发一沉吟。

《见镜一首。时庚申上元先妻逝世将届五周矣》

凋零镜匣忍重开,一闭何殊昨夕才。照我孤魂无赖往,念君八识几番来。绵绵青草回泉路,寸寸枯肠入酒杯。莫拂十年尘土厚,千重梦影此中埋。

《镜尘一首,先妻逝世已逾九年矣》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我的大内侄女甚至说:“有一个最合适,她是三姑父的学生,她死去的老伴又是三姑父最要好的朋友,又一直有书信来往,关系挺密切,不是很好吗?”确实,从年轻时我们就有交谊,但这不意味着适合婚姻。还有人给我说合著名的曲艺艺人,我也委婉地回绝了,我说:“您看我这儿每天人来人往的,都成了接待站了,再来一位梨园行的,每天在这儿又说又唱的,还不得炸了窝?日子过起来岂不更不安生?”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那毕竟不现实。所以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结缘台静农

他们结识之初就投缘。当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字援庵)先生慧眼识人,聘请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任国文教师。后来授庵先生又把启功从中学部调到了大学部。其时,台静农已是辅仁大学的副教授和援庵先生的秘书。

两人以公事相识,以学问相知,彼此欣赏,视为可交的良友。

台静农字简伯,比启功年长十岁,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社团――未名社的六成员之一,与鲁迅先生相交相知甚深。

他们两人,一为时代骁将,一为清室嫡传;一为科班出身,一为私塾熏陶;秉性、相貌也一刚毅一柔韧、一方正宽坦一微圆舒展,未尽相同。但两人的志趣与为人之本,却大致一样:不看虚衔,只认实学;不媚世俗,只信真义;不屑功名,只好书艺,而且都深抱民主平等思想。

教书之余,启功喜欢到台静农处品茗闲聊;台静农也乐于随启功到清室书画大家的府上切磋书艺。当时,启功受宗老浦雪斋之教,临摹赵松雪的字。一次论及王梦楼,台静农说其字“侧媚、少筋骨,不可取”。启功悟到赵松雪的实际也同出一源,难逃针砭,决意改弦更张,练出了骨立神清、自成一体的书法。台静农通达事理,殷殷箴言,启功至为铭感。

1934年12月的一天,台静农突然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抓走。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被捕。在第二次被捕时,他的长子病死了。启功了解台静农是为参加进步活动而被捕,心里又担心又敬佩。台静农由援庵先生保释出来后,决定携眷南下教书。

这天下午三四点钟,启功去看台静农。见他正在独饮,便问:

“你怎么这时候喝酒?”“麻醉。”台静农淡然回答,谈笑仍一如平常,慢慢喝着酒,说着沈钧儒的字,说着别后的联络。1946年,台静农应许寿裳先生之邀,受聘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以“歇脚庵”命名书斋,寄寓并无久居之意。怎料时局变幻,两岸隔绝。他只好请张大千挥笔,把书斋易名“龙坡丈室”,此后,专心执教。但另一方面,“教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排遣”。酒也越喝越烈,越喝越多,常常用碗。他称自己的养生之道是:不养生而寿,处浊世亦仙。

启功留在国内,历经政治风浪而初衷不改,以教书为业,寄情诗书画,“天心圆月自从容”。

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交往渐见方便。启功托朋友带去自己的一些作品。台静农也托人捎回了手卷。其中一卷录的是苏东坡贬谪黄州后写的诗,以此寄托寥落、荒凉的心境和自求解脱的自嘲。启功得之,品字品诗,如嚼橄榄。   1990年春节,台静农被确诊患上食道癌。这年春天,他托人带来了他的三本书,里面的题款都亲笔写着“永念”二字。启功拿着书,目睹上面笔迹颤抖、苍郁顿挫的题款,就像系着三块石头,沉甸甸的,直坠在心底。

这年初夏,启功先生赴港访问。如果能借此机会促膝叙旧,一偿夙愿,是何等美好!可是,台静农先生已经步履维艰,难离卧榻;启功虽然走动尚好,但因人为的政治阻隔,无法往台看望病中的挚友。

“你赶快过来吧!不然见不着了。”海峡那边,台静农先生躺在病床上对着电话呼唤,声音出奇洪亮,然怆痛至深。

“我过不来,台湾方面不让来。现在情况好一点,可以打电话了,我们等机会见面。”海峡这边,启功宽慰着,祈愿着。他让人把他拿着话筒与静农先生通话的情景拍下来,放进为庆祝台静农九十寿辰并记录两位大家人品、书品、画品的《台静农启功专号》里。两位老人的平生风仪,借此留下了最有意义的记录。可惜,专号未出版,静农先生已经辞世。

启功嘱咐,把融着墨香的《专号》放进台静农的棺木里,借此承载心意、承载绵长的旧雨因缘。启功说:我们还是在一起了。

相知钟敬文

启功和钟敬文是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的邻居。他们一个住在6栋,一个住在2栋,前后楼间不过十余米。他们逾半世纪交往,或小坐,或长聊,平常如自家人。

启功比钟先生年少10岁,与钟先生的蔼然端肃相比,启功似乎更多一份顽皮和幽默。他们解放之初同在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启功和钟敬文夫妇在反右中都被划为右派,发配“劳动改造”。钟先生年纪大,干重活吃力,有时就会生气,而启功年轻些,脾气好,总是乐呵呵地帮钟先生夫妇完成任务,于是,患难中三人结成了别有滋味的“互助组”。

“文革”时,造反派批判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钟先生说“我权威有一点,但不反动”;启功却说“我反动有余,权威不足”,两人对大批判的藐视,可谓异曲同工。

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之父”,启功是蜚声世界的“中华文化菁英”,但两位老人都不看重这些,启功特别讨厌“国学大师”之类的称谓。平日里,他们各自勤勉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空暇时互相串门,谈天论地相得益彰。两老尤其推崇人品第一、学问次之的育人标准,对学生的修身有着严格的要求,教学中实行因材施教原则,完全摒弃“一山难藏二虎”的陋俗。

有一次,钟先生认真地对启功说:“我的字还不行,就拜你为师吧。”启功笑嘻嘻道:“我的水平只能教你的学生。”

钟敬文百岁辞世,所有的桂冠中,钟先生子女认为最贴切的是启功所概括的“人民的学者”五个字,因为钟先生是使学术平民化的倡导者和领路人。

趣交黄苗子

与台静农、钟敬文都年长启功10岁不同,黄苗子比启功小不到L岁,仅8个月。两人相似的地方很多,都是博大精深又不落尘俗的人。探访他们,最喜欢是看他们无拘束畅笑——眉心舒展,嘴巴大咧,只见牙齿不见眼睛,可掬的憨态里,仿佛储藏着不尽的智慧和宽容。哥俩般的两老,有长达半世纪之谊。

苗子生于书香门第,早年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八岁学书画,师从邓尔雅先生,几十年不懈努力,被誉为书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作家。但他说“我是个没正经的人,20多岁在绘画艺术方面偏爱漫画,30多岁才从漫画圈中下岗;书法呢,一开头就喜欢上怪怪的郑板桥体;做诗喜欢打油,诗、书、画,都倾向歪门斜道一路。”他认为,像钱钟书、启功这些人真正在某个方面取得成就,才能算家,自己和妻子郁风只是“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

启功说:“写字不用童子功。”黄苗子以自己为例,证明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他说:“有童子功的人,大了也不一定写得好;没有童子功的人,中老年后练字也有成功的,自己写字也是近30年成体。不要把写字看得太神秘。关键是要不断学习,互相研究和自己琢磨。”

作为书画大家,两人的书画常常被假冒。有人曾问启功,潘家园卖的字孰真孰假,启功说,别管了,反正写得坏的都是我的,写得好的都是人家的。苗子也是同样的态度,管不过来嘛,你生气也没用,不了了之也罢。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心灵游戏,自己闹着玩之余,爱好此道的人打个哈哈,也就满足了。

启功先生称自己是“大熊猫”,苗子则描述自己“从外形到内在,都很矮小,这辈子没有‘日高千丈’的希望了”。有一次,启功先生为苗子夫妇的画展题额时,署上“启功敬题”。


启功:别说我是书法家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

成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启功则不论尊卑,凡有所请,便欣然从命,不忍拂意。先生作书,不择砚墨,宣纸下垫几张旧报纸,口占诗句,握管直书,珠玑满纸,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启功很累,但启老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处世态度。

随着电脑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笔,墨,纸,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写”字,还希望电脑“写”多种风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团推出方正启体等18款新字体时,启功应邀来到方正集团字模部现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脑造字过程的演示,并就电脑造字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作为著名书法家的他对于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大加赞赏,连说三个“好”字。如今,以之为源的方正启体点画活泼,体势清朗,眉目清秀,体态大方,体现了启体典雅遒丽、豪迈潇洒的书法风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点。

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那是“东方之子”的名人访谈节目,记者是把启功作为大书法家来采访的。可是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的确,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经7年点校《清史稿》;20世纪50年代注释《红楼梦》。

启功年幼时,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1933年,21岁的启功虽说没有读完中学,而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为了启功的生计,陈垣帮他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家境贫寒的启功,能有这份工作实属不易。可是,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他中学没有毕业,没有文凭。

启功悲凉地走出校门。既然是书生,就只好用书生之法讨生活,于是他终日习书作画,以卖字画为生。1935年,经陈垣介绍,启功又站在了辅仁大学美术系的讲坛上。只是又因为他没有文凭,而被再度辞退。

两次被“炒”的启功并未心灰意冷。他清醒地意识到,惟有自强不息,提高自己的真才实学,数倍高于别人,才能立稳脚跟。古道热肠的陈垣第三次介绍他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他又第三次站在了讲台上,并成为一位没学历的大学教授。今天,启功说:“当时师生之谊,有逾父子。”

从那时起,他便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习惯,几十年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先后教过中国文学、中国美术和唐宋诗词、历代散文选等课程,也由助教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启功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很早就名满学界和书画界,在全国也堪称妇孺皆知。当然,一般人知道他,多是因为他字写得好,被誉为“中华第一笔”。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说因为写字不像画画费事,所以他也乐意写字,因而也就写得多,影响大。这样说,当然是自谦语,但也不无道理。也因此,他不太喜欢人称他“书法家”,更愿意人称他“教授”、“学者”。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他说:“我的主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而总是那样谦虚自抑,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

有人指着赝品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比我写得好。”

启功几十年过惯了穷日子,现在条件改善了,他的书画作品若论价何止“一字千金”,但生活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粗茶淡饭,土鞋布衣。他的住所除了有几张极普通的沙发可供人安坐,其他都是老旧家具,还不及一般人家的装修和陈设,不知道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住房的主人竟会是“国宝”级的人物。“我主张生活俭朴,室内家具全是多年不变的老面孔。朋友和学生们来访,只有一杯清茶。可是他们知道我的喜好,来时从不空手,这个送来个洋娃娃,那个带来只玩具熊。我的书柜日益变得名不副实,成了十足的玩具王国。看着那些可爱的小宝贝,我有时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见识卓异,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难以理解的是,他对个人的作品从不看重。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一向的仁者情怀。

启功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学习的心得和经验,尽可能多地留给后人。为了整理论文和书稿,他经常晚上静下来加班加点。有时,为了不打断思路而通宵不眠。

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特别强调,“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启功于1988年8月义卖书法绘画作品,以筹集基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此后两年时间里,启功几乎达到了“手不停挥”的创作境界,常常是夜半书写,还捐出1万元作为装裱费。1990年12月,《启功书画义展》在香港隆重举行,从300多幅作品中选出的100幅字、10幅绘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加上启功应社会各界需要所写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163万元。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时,启功推辞,他说:“以先师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2001年9月19日,启功先生一阶一阶走上二层楼,参加全国第一个大学“宏志班”励耘实验班开学典礼。见到了30名品学兼优而家境贫寒的学子,老先生将8万元“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奖金悉数捐出。在此之前,启功还曾捐过3万元建河北希望小学,捐出两万元资助一个山里孩子在学校吃午饭。执教70年的启功,究竟为贫困生付出了多少?他摆摆手说:“记不清了。”

他总是说过去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日子真难过,现在有钱但对于他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思念亲人的启先生动情地说:“我最亲爱的人,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儿,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现在他们都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启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于北京,满族。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尔鲁先生(羲民)、吴熙曾先生(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援庵先生(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援庵先生慧眼识才,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至今。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近体打油诗词

失题

填写诊单报病危,小车直向病房推。

鼻腔氧气徐徐送,脉管糖浆滴滴垂。

心测功能粘小饼,胃增消化灌稀糜。

遥闻低语还阳了,游戏人间又一回。

夜中不寐,倾箧数钱有作

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

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

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

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

《西江月》

七节颈椎生刺,六年铁饼拴牢,

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

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

《洗冤录》里篇篇瞧,不见这般上吊。

《渔家傲》

眩晕多年真可怕,千难苦况难描画。

动脉老年多硬化,瓶高挂,扩张血管功能大。

七日疗程滴液罢,毫升加倍齐输纳。

瞎子点灯白费蜡,刚说话,眼球震颤头朝下。

词与联

《渔家傲》
痼疾多年除不掉,灵丹妙药全无效。 

自恨老来成病号,不是泡,谁拿性命开玩笑。

牵引颈椎新上吊,又加硬领脖间套。

是否病魔还会闹,天知道,今天且唱渔家傲。

《沁园春》

细雨清晨,透户风寒,汗出如浆。

觉破房倾侧,俨然地震,板床波动,竟变弹簧。

医嘱安眠,药唯镇静,睡醒西山已夕阳。

无疑问,是糊涂一塌,粪土之墙。

病魔如此猖狂,算五十余年第一场。

想英雄豪杰,焉能怕死,浑身难受,满口"无妨"。

扶得东来,西边又倒,消息未传帖半张。

详细看,似阎罗置酒,"敬候台光"。

《沁园春•自叙》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

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

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

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

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

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

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

从此后,定收摊歇业,再不胡抄。

《贺新郎•读史》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

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

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账,电子机,难得从头算。

竟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

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

还使劲,龂龂争辩。檐下飞蚊自生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

谁参透,这公案。

《联语》

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

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

Last Updated on Wednesday, 08 August 2012 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