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法如何创新

书法必须变化，必须发展，必须创新。这是人们对书写的共同认识，也是书法艺术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首先，汉字演变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不断创新的历史。

传说中皇帝史官苍颉造字留下的遗迹，是古时“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中“书”的楷模和祖先，后来的籀、篆和隶、草，都是从“书”的祖先中发展变化而来的。

晋代卫恒形象地把这种变化称之为古文字的子孙，他说：“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意思是，籀是儿子，小篆是孙子，隶书乃曾孙，草书即玄孙。唐楷又是什么孙呢？反正中国书法体的演变，是个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过程。如果没有发展、变化和创新，在书法领域哪有今天这样丰富多彩、斑驳陆离、异采纷呈的众多书体、流派呢？

关于书法的创新，在晋代人们已经很明确提出来了。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献之在小时候就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他不仅认为法度不是固定不变的，且古法往往有局限性，所以后人应加以变通，而不应拘于常规（“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他还劝他父亲改变书体。鉴于王羲之在改变章草为今草方面作过重要贡献，但仍未完全摆脱章草的笔法体势，所以他劝王羲之说：“大人宜改体。”应创造一种与章草不同，而介于草和行之间的书体。可见王献之有多么强烈的求新求变意识。

唐虞世南更从军事上用兵布阵的多变来比喻写字应该多变。他在《笔髓论》中说：“故兵无常阵，字无常体矣；谓如水火，势多不定，故云字无常定也。”意思是军事用兵布阵，根据情况变化而变化；水火也变化莫测。书法的体势也不能固定不变。他甚至认为，“达性通变，其常不主”。书法既反映作者的性情和自然的变化，那么字的变化就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

第二、书法的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

清代何绍基说得好：“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书者应当自立门户、自成一家，但关键是博采众长，师古而化，才能走出自己的路。董其昌也认为：“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学习书法，必须从临习古人碑帖入手，否则，必将走向邪路。

赵孟？曾严厉批评一些人“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早晨刚学会拿笔，晚上就吹乎自己掌握了书法，甚至已经成“家”了，真是庸俗浅薄。到什么程度才敢言求变，谈创新呢？应当是达到“通”的程度，才敢言变。唐释亚栖在《论书》中提出：“凡书通即变。”必须“精通”，才可言变。他还举例说，“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都是先得书中法，后自变其体，以传后世，名垂书史。载叙伦对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说得更深刻：“古法尽能新有余。”古人法度尽已掌握，才可锐意创新。“鲁公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二人才使自己的楷、草达到极至。

第三、求新求变必须遵法，走正道，而不能无法。

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并序》中很明确地说：“夫学书作字之体，须遵正法。”强调习书练字，要遵守正确的法则。他进一步举例说，比如，不要把字写得上宽下窄；点画不要过密，密了就像痨病缠身；也不要过疏，疏了像浸在水里的禽鸟；字体不应过长，长了像条死蛇挂在树上；又不要过短，短了像只被踏死的蛤蟆。这都是书法的大忌。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羲之说的“正法”的含义。宋代董？说得更严重：“不合于法者亦终不可与语书也。”写字不合法度的人，没法和他讨论书法。

很多人认为怀素的草书简直达到“颠狂”的地步，他难道还遵什么法吗？赵孟？回答得好：“怀素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也。”怀素的草书已达到神妙境界，看似随意书写，颠狂奔放，千变万化，但始终不离魏、晋人的法度。

清·宋曹在《书法约言》中告诫所有想“自成一家”、“以立我法”的人，“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悟生于古法之外而后能自我作古，以立我法也。”在掌握古人成法基础上，悟得古法以外的新意，才说得上创新。有此领悟，然后能自我成法，自立面目。清人冯班认为，不论唐人的谨严、晋人的潇洒，“然未有无法者”；宋人多取意，“意”也就是法。他特别反对那些根本不知古人是怎么回事，就奢谈变古、越古的人，是根本不能有什么成就的。他说：“变古法须有胜古人处，都不知古人，却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书耳。”必须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去创新，去追求个人的独特风格。

第四、怎样做，才能既求变创新而又不“堕恶道”、走邪路呢？

应当坚持四条：

１、奇而不怪。

书法追求新奇、追求变化是应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创新、不变化，书法就呆滞，失去生命力。但追求新奇、用笔奇特，不能怪异；可以纵横潇洒，但应收纵有度，不失真态，奇不失正。清人王澍在《论书剩语》中谈到：“以正为奇，故无奇不法”，而“正须笔笔从规矩中出，深谨之至，奇荡自生，故知‘奇’‘正’两端，实惟一局。”没有正无所谓奇。如果能把端正严谨视为奇荡，那么，每每作字，必先务端谨，奇荡会自然而生，用不着去苦心追求。

历来名家都认为书法的狂与怪是书之下品，不足为鉴。北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予谓草之狂怪乃书之下者，因陋就浅，徒足以障拙目耳。”他认为，草书过于放纵，以至流入狂怪，这样的作品只能列为下等。既粗陋又浅薄的草书，只能蒙蔽那些不识书法者笨拙的眼睛，蒙不了真正内行的人。

明代项穆特别指出，作书有三个不同的阶段，须有三方面避忌，称为“三戒”，即“初学分布，戒不均与欹；继知规矩，戒不活与滞；终能纯熟，戒狂怪与俗”。一般在懂得规矩法度而又技法纯熟之后，要防止书写颠狂、怪异和粗俗。他形容“狂怪与俗”犹“如醉酒巫风，丐儿村汉，胡行乱语，颠扑丑陋矣”。真可谓把“怪”、“俗”挖苦得深入骨髓了。

２、变而不撰。

可以变，提倡变，但“变”应不失规矩。对于变，宋米芾提出两条原则：“变态贵形不贵苦”，“贵形不贵作”。明倪后瞻承袭米芾的说法，把它表述为：“变态贵和不贵苦，贵异不贵撰。”意思都在说明，字的结构变化贵在适当改变字的形态，而不是故意弄出一幅粗恶的样子；可以适当改变形态，但不要矫揉造作；变形应自然和谐，不可故作丑怪；可以创新，但不能任意拼凑。

求变，应该学习和掌握真本事。“元常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唐·李嗣真《书后品》）说的是，钟繇每作一点都多有变化，王羲之每一个字都各有不同的姿态。这种妙境怎么才能达到呢？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忘熟。”用心要精益求精，手法要纯熟。如此，才能“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底、纯熟的技巧、高超的笔法，只在“怪”、“撰”上动心思，怎么可能写出超凡脱俗的作品呢？

３、险而复正。

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过：“初学分布，但求平正。”初学字的结构安排，要掌握法度严谨，力求均匀平正。而“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掌握了平正之后，就要致力于追求字的险峻、峭拔。“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达到险峻、峭拔之后，重又回到平正上来。一些人不是这样，片面追求字的险绝的情势，忘了平正，结果却适得其反，想以峻、拔取胜，因一味险绝，难免落入俗套。其实，宋欧阳修早就对这种人作过评价：“今书前不师乎古，后不足以为来者法，虽天下皆好之，犹不可为；况天下皆非之，乃独为之何也？”既不继承传统，又不足以为后人效法，即使天下人都喜欢，也不能那么写；何况天下人都提出非议，何必偏偏要独行其是呢？

４、今不同弊。

这个意思也来自于孙过庭的《书谱》。他认为，书法的学习和创作，最可宝贵的是，既能继承古人的优良传统，又不背离时代的潮流；既追求当今的风尚，而不与时人弊病同流。他的原话是：“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从中可以看出，孙过庭在继承与发展问题上鲜明的观点。书法应该继承传统，但不能拘泥于古人；书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具有时代特色，但不能沾染、更不能去迎合时人的一些不良习气。孙氏的这一名言，对今天所有的书法爱好者都有警示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