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04202019

Last update03:20:24 下午

Back 丁仕美书法 书法欣赏 丁仕美《右玉精神礼赞》(2010年),草书书法自作诗直幅 - 右玉历史故事之:从“吉盛堂” 到“大盛魁”

丁仕美《右玉精神礼赞》(2010年),草书书法自作诗直幅 - 右玉历史故事之:从“吉盛堂” 到“大盛魁”

文章首页
丁仕美《右玉精神礼赞》(2010年),草书书法自作诗直幅
右玉精神概述
右玉历史故事之:从“吉盛堂” 到“大盛魁”
没有老虎的杀虎口(多图)
全部页面

右玉历史故事之:从“吉盛堂” 到“大盛魁”

清代北方边疆地区四通八达的驿道,也为内地商贾通往北方边疆地区从事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清政府规定:官府驿站对民间过路商队有保护职责和义务,所以,长城以北的驿路和驿站,对民间商业贸易产生了密切的关系。

早在17世纪90年代,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清朝政府为了保证军需物资的供应,曾组织了大批的随军贸易商队。他们随同清军通过驿站深入到漠北喀尔喀蒙古,从事军粮和军马的贩运,同时也兼做一些蒙古生意。如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旅蒙商号元盛德即是其中之一。这种随军贸易的商队虽然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告终,可是,一些山西、直隶等地来的汉族商人却利用已经开通的驿路和驿站,继续从事边疆地区的蒙古贸易,例如康熙年间,费扬古部队在杀虎口(今山西右玉县)驻防时,大盛魁的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在费扬古的军队中当厨夫或服杂役。同时,也为费扬古部队采购一些生活日用品,得便时候,也采集一些蘑菇之类的东西,挑到归化城贩卖。由于他们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特别是为费扬古部队采买食用牛羊,同蒙古人进行交易,因而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仪和生活习惯以及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费扬古的部队,在康熙统帅下,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时候,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也扮作小商贩,肩挑着货物随军前往,做随营贸易生意。不久便以他们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形成了合伙的集体小商伙,以“吉盛堂”为“堂名”,初具商号雏形。其后创立了“大盛魁”。

大盛魁在长达二百多年历史时期中,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乌里雅苏台是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驻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服务。大盛魁的初期,总号就设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城只是它的重要分庄,它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1803年(嘉庆8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业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受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账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业务就更加发展了。

咸丰以后,它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     大盛魁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古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




或许你会感兴趣的文章:
比较新的文章:
比较旧的文章:

最后更新于: 2013-06-14 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