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罗振玉及其《集殷虚文宇楹帖》

罗振玉，1866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县永丰乡，又称上虞人、永丰乡人。1940年病逝于旅顺。罗氏知识渊博，而又涉猎广泛，在汉晋简牍、敦煌写本与敦煌学、内阁大库档案、金石学与古器物学、经学与古文字学诸方面，均造诣精深。特别是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以其大量著作为甲骨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长足发展。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的第三年，即1902年，著名甲骨收藏家刘鹗(1857—1909)开始选拓墨本。罗氏在刘鹗家中见其甲骨文拓本，叹为“汉以来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1903年甲骨学史上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即是由罗氏亲手墨拓并热心鼓动刘鹗出版的。之后，罗氏又倾全力四方搜求，甚至于派亲属去安阳小屯村坐地收购，先后收得甲骨三万余片，成为国内学者中最大的收藏家。为使这批珍贵的甲骨材料得以流布，罗氏不辞辛苦，亲自墨拓整理，先后编印出《殷虚书契》(1911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6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殷虚书契续编》(1933年)等，在甲骨文的传播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其在甲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研究方面也成就卓然，先后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增订殷虚书契考释》(1927年)等，既“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又开启了以甲骨文资料研究殷商史之先河。

如前所述，罗氏所处的时代对于“甲骨文”的命名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刘鹗曾在《铁云藏龟》序中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这种提法表明了当时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表现工具与甲骨文字之间的关系。从书法史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甲骨文“以刀代笔”之特殊性的认识，理所当然地成为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的知识准备。令人婉惜的是，不久刘鹗即被袁世凯等迫害致死，未能付诸书法实践，因而无缘成为甲骨文书法艺术转换之开端的倡导者。而从上述罗氏有关甲骨文著录的篇名中，我们可以看出，罗氏大都是以“书契”来命名甲骨文的。“书契”语出《易>系辞上》：“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我们以为，罗氏在体验甲骨文书法之“书”与“契”关系的基础上，屡屡借“书契”命名殷墟文字，无疑又将人们对于甲骨文字感性特征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对于后来的甲骨文引入现代书法以及董作宾、郭沫若诸先生对甲骨文“字形”与“书体”的关注与研究无疑也是一个极有益的提示。

罗氏在大量搜集、著录、考释和研究的同时，亦亲自墨拓、手摹甲骨文字，其数量亦无可胜计。长期面对那些新鲜的、生动的甲骨文实物和大量墨拓片，擅长篆书的罗氏自然会倾心于甲骨文书法丰富的艺术特性，并从中获得艺术灵感，于是模仿性与创造性相结合的活动如临摹、集字创作便会产生。据其长孙罗继祖先生回忆：“先祖雪堂公早年习大小篆，中年见到殷虚甲骨文字，于是师法一变。记得我小时在日本京都初识方块字时，公研究契文兴趣正浓，也把契文写成方块字，叫我同时去认，当时情景宛然在目。”可见步入中年之后的罗氏，于甲骨文已是十分的专注，研习甲骨文书法亦已成为其生活中的常事。1921年春，罗氏由日本回国，不久寓天津，闲暇之余，流连甲骨，神飞翰逸，遂以甲骨文字集成百联。1921年2月，由罗振玉亲自手书的《集殷虚文字楹帖》墨迹本由贻安堂石印出版。从此，古老的甲骨文书法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又“复活”，揭开了新的篇章。而将罗氏此举置于20世纪初期前后中国书法变迁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我们还会发现，伴随着殷墟甲骨文及三代秦汉金文、西北汉简和晋唐写经等逐渐进入现代书法领域，长期以来碑学帖学此起彼伏、相互消长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中国书法艺术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因此罗氏《集殷虚文字楹帖》的问世，不仅是甲骨文书法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也是现代中国书法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