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隶书：侧锋用笔与方形结字

在距今一千八百年至两千三百年之间，中国书法发生了第二次重大演变——出现了隶书这种新书体。隶书的特征是侧锋线条和方形结构。隶书是不能用金属利器在甲骨或者青铜器上刻划出来的。它之所以为隶书的书法艺术特征，是因为它有“蚕头雁尾”，这个“蚕头雁尾”在开始和结尾之间的变化，必须用侧锋才能表现出来，侧锋就伴随隶书产生了。在简牍上书写篆书出现侧锋是因为工具的原因，不是书写的本意，而隶书则是有意而为。“蒙恬造笔”与“蔡伦造纸”均是秦汉时代的发明记载。其实，笔与纸的运用应早于秦汉。随着时代的发展，毛笔的广泛使用，和人们开始在帛和丝织品、甚至在纸上写字，书体与书写技术均随之发生变化。在纸帛上书写一幅字的整体结构要求就和写简不一样，简只有一行，如果写成圆的，在窄窄的竖条里面，自然可以处理好空间关系。如果拓展开来到了一张纸上以后，圆的东西就很难处理字和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牍上的字大多两行、三行，最多是五行，在处理字和行的关系中还是受到长形的约束。如果把写字的空间扩大，像商周金文《散氏盘》一样，有时就很难辩识其行。书写的面积扩大以后，处理字与行的关系时，方形是最稳定的。所以，纸和帛的运用促进了圆转的篆书与古隶简化过渡到了方整的今隶这种新书体。

在方的结构形成以后，线条书写与成形的规定性就发生了变化。转折由圆变为方，转折时不再中锋圆转，而是换锋折出。起笔和收笔的时候，必然有笔锋的变换，书写时对起、收的刻画就形成了“蚕头雁尾”。我有一个观点：文字之始即是书法之始。第一个人创造文字的时候，就想把文字处理成一种抽象的、美的符号。这是一种艺术发生学的思考。书法发展到隶书，在思考如何把字写得更美的时候，必然要修饰它的笔画，于是出现了侧锋写方块字。侧锋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中间最重要的技术与技巧发展阶段之一，没有侧锋就没有其后更为辉煌的中国书法。在隶书书写中不用侧锋就不能书写出“蚕头雁尾”，如果完全中锋，就如甲骨文、金文的线条起首一致，从而失去应有的艺术表现。虽然圆的中锋线条在书写中间也有美的创造，但其表现的丰富性和隶书有质的区别。我们要把中锋和侧锋放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去看待，这两个技术层面的东西伴随着中国书法八千年的发展，从而促成了由中锋到侧锋的重大技术与技巧转换。只有侧锋才能更为充分地描绘线条的本身，这是毛笔在纸帛上书写而导致的书法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曾在《论中国书法美术化倾向》⑩中讲到中国书法的线条和绘画的线条根本区别在于绘画的线条是描绘具体的物象，而中国书法的线条是描绘他自身。所以，隶书出现“蚕头雁尾”之后，不再如同篆书中的象形字书写那样描绘具体事物的一个什么形态，而是刻画这个线条本身。当然，中国写意画中的线条有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恰恰是因为它吸收了书法的用笔特征。它是在描绘物象中同时也描绘自己，通过这样的线条表现就能知道画家的审美意象和情感状态。所以，传说任伯年仅凭吴昌硕随意画的几根线条，便认为吴昌硕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线条丰富的表现性，奠定了写意绘画的基础。线条因为中锋和侧锋的运用而富有特殊的表现力。比如隶书中间最主要的横画，有齐头的、有粗腰的、有细腰的、有上翘下方的，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各种用笔表现出古人对线条丰富的处理，而这些笔画的处理，正是通过侧锋来实现的。用笔如果都是“万毫齐力、锋在中行”，便无法写出“蚕头雁尾”。

从古隶到八分书即今隶，又经历了将近五百年的时间。现在见到最多的隶书，主要是东汉末期出现的标准铭石隶书。秦汉时期的书分三体：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即草体书(11)。隶书在其后近两千年的时间，按照铭石书的方法书写“蚕头雁尾”。自战国开始的古隶没有明显的“蚕头雁尾”，是因为有一个艺术发展的过程，最后在东汉末期，以蔡邕为代表的书法家总结出隶书的最高成就，形成以《熹平石经》为代表的标准隶书。

中国书法由篆书的圆发展到隶书的方、由中锋发展到侧锋和文字书体的发展是密切关联的，方块字的出现是文字与书法的双重努力的结果。方块字是战国末期至汉代形成的，为了便于识读和美的欣赏，用方块稳定的字形协调整篇的文字描写。一个长的手卷用圆的字形书写肯定会不稳定，产生动荡感，这种动荡感影响审美的专注。跳跃必须和静止相辅相成，才能给人以稳定感。书写实践与审美观念的递进，使文字与书法均完成了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