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百年变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沈从文在昆明(1938年,选自《沈从文全集》)。
创办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钱少
新京报: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中国文学门”,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现代大学的学科中,法学、医学和神学是三大最古老的学科,那么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中文学科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开始并没把“中国语言文学”作为相关诉求。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废虚文”而“兴实学”。
新京报:可“文学教育”最终还是进入了改革者的视野,为什么?
陈平原:因为不管是举人梁启超,还是大臣张百熙、张之洞,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据当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的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大学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报: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
陈平原:对比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不难感觉到文学教育的逐渐浮出。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列十种“溥通学”,十种“专门学”。前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故有“文学第九”之列;后者培养朝廷亟须的专门人才,故只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但不可能成为“专门学”。
新京报:问题在于“文学”还是成了一门“专门学”。
陈平原:因为在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对“功课”的设计,比戊戌年间梁启超所代拟的详备多了,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细目。将“词章学”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不再将其排除在“专门学”之外,总算是一大进步。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文学”从“专门学”变成了一门重要学科?
陈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堂(接近欧美大学里的“学院”)。
其中,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单有设想不行,还得有合格的教师、学生、校舍以及教学资料。1910年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有虚有实;中国文学门之所以步履比较坚实,不是因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钱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