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胸口有辆小轿车!”一位邻居经常这样开玩笑。5年前,他因心脏病住院,被植入5个心脏支架,而一个支架的价格是2万多元,加起来的花费等于一辆轿车。然而,这辆昂贵的“轿车”并未给他带来好运,最近他不幸猝死。
很少有病人会需要3个以上支架,但不少病人却被放了5—10个支架。过度医疗是技术崇拜和利益驱动杂交的怪胎,它已经使现代医学正沿着越来越昂贵的方向前行。
我国一位著名心脏科医生,70岁时出现心绞痛,但他没去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药物,现在已经87岁,仍可轻松爬上二楼。
同是心脏病,为何不同命?除了个体差异外,能否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是重要影响因素。应该承认,心脏介入技术的诞生,是医学的一大进步,它替代了部分心脏搭桥手术,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痛苦。然而,任何医学技术都是有界限的。一旦超越界限,就会走向反面。如今,滥用支架之风愈演愈烈。专家指出,给无适应症的患者放支架,将大大增加血栓或者出血的风险,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最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接受冠脉造影检查的美国人中,有1/5是“非必须”的。冠脉造影是心脏病患者安放支架前的一项必要检查,统计显示,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事实上,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专家指出,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但不少病人却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2009年,我国共实施心脏介入治疗23万例,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耗材费就至少50亿元。其中,无效和无益的支架有多少呢?
支架滥用,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医学新技术的滥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病人不仅承担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而且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例如,为了发现病灶,医生往往习惯建议病人做CT检查。但是,专家指出,接受一次全身CT扫描,相当于在位于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心2.5公里处接受的辐射量。在每年新增癌症病例中,由滥用X射线和CT检查引发的占相当比例。
那么,医学新技术为何容易被滥用?
一是技术崇拜。当今,一些医生过度追求和盲目崇拜高精尖设备,习惯用高新技术解决常见疾病,而忽视了最基本、最适宜的传统技术,忽视了患者是否用得起。例如,一些医院把介入手术当成技术领先的标志,看一个科室“牛不牛”,主要看介入手术数量多不多。
二是利益驱动。一些医生把新技术当成牟利的工具,在金钱的诱惑下,背弃了医学的人文精神,不断制造“医疗需求”,从中获取不当利益。例如,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在中国的售价,远远高于美国的售价,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回扣空间,致使部分医生把多放支架当成生财之道。
可见,过度医疗是技术崇拜和利益驱动杂交的怪胎,它使医学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道,正沿着越来越昂贵的方向前行。如果放任过度医疗泛滥,必将使国家的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最终陷入难以为继的边缘。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过教训。
当前,我国医疗资源不足与浪费同时并存。只有用最严格的制度约束过度医疗,减少无效的支出,才能让医改获得成功。否则,再多的投入也会被吞噬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