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骨文的发现
1899年,一场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大地震”,使得全球文化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中国的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成堆的龟壳和牛肩胛骨上刻着一行行古怪的文字。无言讲述着消亡太久的历史故事……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又叫“卜辞文字”,“契文”或“殷墟文字”。内容多为占卜的记录,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到十一世纪,即商代后半盘庚迁殷到帝辛灭亡时期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的文字。清末年被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在耕田挖沟时掘出。光绪二十五年时由古董商人携至京城,由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判定为殷商遗物。并审定为最早的古文字。甲骨文自从1899年开始发现,迄今已达百年有余的历史,到底是什么人首先认识和搜集的,学术界公认是来自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山东烟台王懿荣纪念馆馆长吕伟达在其主编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一文中,对殷墟卜辞出土,发现及王懿荣殉难后,甲骨文被后来者继承等一系列问题作过详实的交代。著名甲骨学宗师胡厚宣生前在其《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论著中引用大量的事实依据和详细材料,实事求是对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作了盖棺定论性总结:“在甲骨文发展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是在189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已亥,由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与王懿荣同时辩别搜集甲骨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
1910年罗振玉在其《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说:“光绪已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予闻河南之汤阳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
1917年王国维在他代替姬佛陀所作《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说:“光绪戊 戌己亥,洹曲厓岸,为水所池齧,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
1923年,有容庚《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一文刊(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说:“甲骨文字发见於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之小屯中,东西北三面,洹水环焉,殆《史记?羽本记》所谓‘洹水南殷墟上’彰德府志所谓‘河亶甲城’者是也.……清光绪二十五年(民国纪元前十三年)始出见於世.
其文字刻於龟甲兽骨上,估客携至京师,售於王懿荣。”综上所述;王懿荣为首先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已举世公认。
王懿荣在《尚书?多士》篇中就读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但在春秋末期,孔子在谈到古代的礼制时,就发出了“殷礼不足征”,文献不足的感叹。那么殷代的典册是什么样?它们都到哪里去了?王懿荣带着这样疑问,对所搜集到的甲骨进行研究。很快就确定甲骨上所刻的确实是文字,是商代用来占卜的卜骨,是商代的档案,也就是殷商人的典册。王懿荣身后的甲骨文大部分转入了刘鹗之手。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曾以所著《老残游记》而闻名于世。刘鹗精算学,水利,善医术,曾在上海行医。后弃医经商,但尽蚀其本,乃投效于金石学家吴大澂门下。光绪十四年(1888)黄河在郑州决口。刘鹗以治河有功,而声誉大起。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候补知府。因为是吴大澂的学生,涉猎了金石学,所以与王懿荣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成为至交密友。王懿荣还没有来得及对所搜集的甲骨文资料进行总结,著书立说,便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国殉难了。当时王家把王懿荣生前收藏的甲骨文,大部分转让给了刘鹗。
刘鹗自己也大量收集甲骨文。一是委托一位商人奔走在昔日的“齐鲁赵魏之乡”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收集到约三千片,加上其儿子到河南收购甲骨,共计五千片。甲骨文的确定,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不仅给中国的历史学,古文字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在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金石书法艺术的研究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王懿荣不仅是确认甲骨文的第一人,也是开创我国甲骨文研究历史的先驱。王懿荣这个名字,永远值得纪念!是他慧眼识珠才有甲骨文重见天日。尽管王懿荣身前没有对所发现和收购甲骨卜辞留下理论言辞。但历史是忠实的裁判,会记录下这位功臣的足迹 。
甲骨文的发现奠定了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的历史地位。
二、甲骨文的书法
殷墟甲骨为刀笔文字,从出土的甲骨文字看来,那时已有毛笔和朱墨,有调和朱墨的石臼和砚盘。墨书的“祀”字,见於一块陶片,候家庄1001号大墓里还出过一个朱书的石碑。朱书的文字,还常见於卜骨的背面,甲骨文还有一些朱书未刻或书后只刻了一半的卜辞。说明殷代已有书写的毛笔和颜料。特别是有的龟甲上大字填朱,小字填墨,朱墨互衬,鲜艳夺目。这种迹象决不是偶然,可以窥见殷人书家纯朴的审美契刻技艺。在卜辞契刻中,有单刀、有双刀、有复刀,用刀和削契刻。有的刻后又复刮去,也有刮去又后重刻的卜辞。有的在一片甲骨之上,分别涂朱或涂墨。记事文字,有的还镶有松绿石,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宰牛骨”和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虎骨刻辞”,原来都镶有松绿石,现在已经残去了绝大部分。但著录在《殷契佚存》黄浚旧藏的那片“壬午获白兕”的残片,上所镶嵌的松绿石,就清楚可见。这些个文字,琳琅绚丽,殊为美观,真是一种极为精妙的艺术佳构。
研究甲骨及书法,其甲骨文三次重大发现及三个重要地点值得关注和重视。
1936年殷墟考古发掘之YH127坑所藏17096片甲骨(它占近百年来发现的15万甲骨片总量的十分之一以上),系由安阳出土后运至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三分之二是在南京室内剥离出土的。此次发现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整理的刻辞卜甲达三百版。其中有一块产自马来半岛的大龟长达四十四,宽三十五厘米,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卜甲。由董作宾、胡厚宣两先生率技工细心剥离、整理、著录。
1973年殷墟考古发掘之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甲骨文发现最多的一次。此次发掘多出于殷代的窖穴与文化层中,并与陶器共存,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其出土刻辞甲骨,以卜骨占绝大多数,卜甲只占甲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四。在卜骨中,大块的基本完整的牛肩胛骨上百片,这是以前未有的发现。给甲骨学和商史研究及武丁时期甲骨书法特征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颖的资料。
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发掘甲骨1583片,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居多,其中完整的卜甲755版,特别珍贵的是上有刻辞的完整卜甲三百多版,占有字甲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是自1936年H127坑及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以后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花东H3甲骨卜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甲骨文断代研究,学术界都采用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①中列举五期分法,十项标准。一些学者在断定某片甲骨的时代,常依据字体进行分期,将其上的干支字与董作宾制定的甲骨文『干支五期演变』中的字体进行对照。由于甲骨出土不断有新的资料出现,对董作宾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一些标准进行分期甲骨时代,以不能解决新出土甲骨断代的需要。学者们认为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必须从多方面考虑。要注意区分不同的卜辞组对卜辞出土的地层、坑位、共出陶器等形态,为研究那些较早的卜辞显得尤为重要。要注意对卜辞的内容(称谓、贞人、事类、字体。文例等),进行综合性分析,才能在董作宾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新问题,新资料作科学的判断。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尚有更新的出土资料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在人们面前。
河南安阳因出土甲骨,北京因山东人王懿荣发现甲骨,南京因研究甲骨(特别是1936年YH127坑,17096片甲骨研究),成为甲骨文研究重要的圣地而举世闻名。甲骨文书法的创立要首推罗振玉和董作宾,是罗振玉的创立和董作宾的实践,使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光大。现代甲骨文书法史从实际意义上讲是由二位宗师开局,才有今天这样百花齐放的书法创作格局。
103年的现代甲骨文书法史,在中国漫长的书法长河中是短暂的,但其意义承上启下。最早的中国文字体系的形成是甲骨文,而最晚露出“庐山真面目”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法珍品也是甲骨文。这无疑给中国书法史增添了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