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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鸭头丸》帖后宋高宗赞语考证 - 王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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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王献之《鸭头丸》帖后宋高宗赞语考证 - 王国辉

王献之《鸭头丸》帖后宋高宗赞语考证 - 王国辉 8 年, 7 个月 之前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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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晋琅琊临沂人,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书法与父齐名,并称“二王”。传世墨迹以《 廿九日帖》、《中秋帖》、《鸭头丸帖》等最为著名。

  《鸭头丸帖》,墨迹本,无款,传为王献之书。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行草书两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此帖原藏宋太宗秘阁,宋亡后为元文宗藏,后赐柯九思,明重入内府,后又从内府散出,万历年间归私人收藏家吴廷,崇祯时藏吴新宇家,光绪时为徐叔鸿所得。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帖卷上钤有宣和诸玺:“双龙”、“宣和”、“政和”等。文后有“天历之宝”大方印,印下有虞集题记云:“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以上印玺及款识均为真迹原配。

  在后又拼一纸,为宋高宗赵构赞语:“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上钤印“御书之宝”。再后为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董其昌,清周寿昌等人题跋。

  对于帖后的宋高宗赞语一纸,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系从它处移来,论之甚详,此不赘述。然后又提出以下疑问:“按此为宋高宗赵构所书,庚申是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书法极精,确是真迹。但首句‘大令’系挖去原文该书,笔画僵硬,与下文其他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刻《泼墨斋帖》时已同今本,可知拼配早于万历年间。”文中对高宗赞语被挖改成“大令”之前的原文是什么,以及拼装、挖改的时间并没有具体说明。本文即就此问题试做探讨。

  自宋《淳化阁帖》后,公私刻帖蔚然成风,王献之名迹《鸭头丸帖》也多次被摹刻入各类丛帖中,考查各帖所刻《鸭头丸》版本之异同,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鸭头丸》,宋时曾刻入《淳化阁帖》第十及《大观帖》第十,这两种丛帖按刻帖体例均不加刻跋文。又《淳化阁帖》刻于淳化三年(992),《大观帖》刻于大观三年(1109),因移装宋高宗赞语的时间必晚于其所书年代1140年,两帖自然也不可能先行预刻。

  明时,《鸭头丸》刻入《东书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馀清斋法帖》、《玉烟堂帖》及《泼墨斋法书》等集帖中。

  《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明永乐十四年(1416)周宪王朱有燉临摹上石,所刻以《淳化阁帖》为主,参以《秘阁续帖》及宋元人书,第八卷“历代名臣书”中收王献之《鸭头丸帖》,王跋。此应为翻刻《淳化阁帖》。

  《宝贤堂集古法帖》,十二卷,弘治九年(1496)晋庄朱钟铉之子朱奇源命王进、宋灏灯摹勒上石,其序云:“…取《淳化》、《绛帖》、《大观太清楼》、《宝晋》诸帖,且我朝以书著名者不下数十家…择其尤者…摹勒上石。”其中卷六、七为王献之书,所收《鸭头丸》亦无跋。容庚先生《丛帖目》云其卷六、七分别是与《大观帖》九、十同,此应为由《大观帖》中翻出。

  《玉烟堂帖》,二十四卷,万历四十年(1612)海宁陈元瑞摹集,上海吴之骥镌刻,其中卷二十收《鸭头丸》,无跋。《玉烟堂帖》有董其昌序云:“予友陈元瑞,结集历代名迹与石刻佳本若干卷…”此处的《鸭头丸》也应为帖翻帖。

  上述三种明刻丛帖所刻《鸭头丸》,虽均无虞集题记及高宗题赞,但因摹自《淳化阁帖》、《大观帖》等,非从墨迹摹出,在高宗题赞问题上自然不足为凭。明代最早从墨迹摹出且保留宋高宗题赞原文的刻帖乃是《馀清斋法帖》。

  《馀清斋帖》,二十四卷,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始刻,成帖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安徽歙县吴廷撰集。吴廷,字用卿,号江邨,新安巨富,喜收藏。出其自藏晋、隋、唐、宋名迹,敦请董其昌、陈继儒鉴定,并由杨明时钩勒上石。帖首有董其昌题“馀清斋”三字。法帖原石现藏安徽歙县博物馆,原石拓片展于歙县博物馆“新安碑园”。

  因《馀清斋帖》所收多为历代之精品,摹刻又极为精良,此帖一出,即大受推崇。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称赞此帖:“刻极精祥—钩勒亦精善,为明代著名之帖。”杨守敬《学书迩言》云:“《馀清斋帖》…大抵以墨迹上石,又得杨明时铁笔之精,故出明代诸集帖之上。”张伯英《法帖提要》则云其“精品颇多”。

  《馀清斋帖》虽名噪当时,然而此帖刻成后极少捶拓,流传不广。欧阳辅《集古求真》云:“《馀清斋帖》全帙至为难得。”郑裕孚《汇帖举要》也称其“全卷不易得”。因拓本难得,故世人难得一见,而此帖在解决宋高宗赞语问题上正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馀清斋帖》中《鸭头丸》一帖,刻入续帖第一册中,刻本与今传墨迹本相对较,有两处不同:其一,高宗赞语墨迹本“大令”,而刻本为“右军”,说明高宗赞原应是在王羲之某帖之后,后被移接到《鸭头丸》帖后。且高宗赞在刻入《馀清斋帖》时还未改成今本的模样,这又为两字的挖补时间的确定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依据。

  其二,墨迹本高宗赞语纸后又有题名三行:“河东柳充、圣美,京兆杜昱、宜中同观于安静堂。元丰己未十月望日。”而刻本在高宗赞语与柳充等观款之间又有一跋,跋文照录如下:

  “润之携此书以相示,使予终日临卷而忘倦,虽然竞不能穷其下笔用意之法。古人有论逸少书者,云烟霏雾结,凤翥龙蟠,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正,谓是矣。元丰乙丑仲夏望日丹阳章靖仲宁题。建昌夏千必强同观。”

  此跋今墨迹本中已佚去。

  徐邦达先生认为柳充、杜昱观款“应与高宗赞语同时同处移来”,当为确论。《馀清斋帖》所刻章靖一跋又为这条论断提供了一条旁证:元丰乙丑为1085年,元丰己未为1079年,两者仅相差6年,章跋和柳款原来当然应该是在一起的,又章跋也提到逸少书,正与高宗所题“右军”合,高宗赞、柳充款、章靖跋三者显系同时由王羲之某帖后移来。而章跋也必是在挖改高宗赞语“右军”为“大令”之时割去,以避免跋文中“大令”与“逸少”自相矛盾。

  又徐邦达先生所云“王肯堂刻《泼墨斋帖》”一句有误。王肯堂,金坛人,曾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成一帖,帖名为《郁岗斋墨妙》,其中并无《鸭头丸》一帖。《泼墨斋帖》,实由同为金坛人的王秉錞编次,长洲章德懋镌刻。

  关于《泼墨斋帖》摹刻年代,张伯英《法帖提要》云“刻之年代,无考”,容庚《丛帖目》记卷末有“ □□□年金坛王氏泼墨摹勒上石”篆书两行,可知张伯英、容庚诸先生所见皆为已残损的较晚拓本。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云其“初拓少见”,故年代难考。又张彦生同书中记为:“明天启四年夏四月,金坛王氏泼墨斋摹勒上石。”

  《馀清斋帖》所刻入《鸭头丸》的续帖帖尾有“万历甲寅夏六月馀清斋摹勒上石”篆书纪年字样,据此即可将两字的挖补时间确定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至明天启四年(1624)四月这十年间。

  高宗赞语唯赖刻帖得以保存原貌,《馀清斋帖》可谓功不可没,而后人对《馀清斋帖》中所刻《鸭头丸》一帖亦多家褒扬。墨迹本后有清周寿昌跋云:“第细审真迹,始知各汇帖钩刻失真,当以明吴氏馀清斋刻为胜。杨守敬《书学迩言》:“王大令鸭头丸帖,馀清斋刻之,有宋高宗赞,清超绝尘。阁帖已刻之,重浊不堪矣。”其《平帖记》又云:“(鸭头丸帖)阁帖已刻此,试以馀清斋较之,真天渊矣。”这也应该是歙县博物馆《馀清斋帖》珍贵的书法价值与史料价值的体现之一吧。

  又《鸭头丸帖》,宋时著录于《宣和书谱》,仅录帖名。明时最早见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神宗帝天藻飞翔,雅好书法,每携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乐毅论》、米芾《文赋》以自随。予闻之中书舍人赵士祯言如此。”此段后又被陈继儒改易数字引入《妮古录》。张丑《清河书画舫》则直接引用《妮古录》文字。

  清时《鸭头丸帖》曾著录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鸭头丸》正文后,又录虞集题记而无高宗题赞。此书著录书迹体例为不正文,后录题跋,且所录极为详尽。清时高宗赞语早已附于《鸭头丸》之后,可知卞永誉成书时并未看见原迹,而是引用他书。《式古堂书画汇考》引用书目极为宏富,《鸭头丸》一册则源于何书已难考证,但至少可以推出虞集题记时,高宗题赞一纸还未拼上去。虞集题于天历三年(1330)正月,故高宗赞语拼装时间当晚于1330年。

  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证》于《鸭头丸帖》条下记:“此帖真迹万历间藏新安吴用卿家,刻《馀清斋》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题为右军之赞,柯九思等未敢有异论,恐惧误。”方不知“敕赐九思”之时,柯虞诸人还不曾于帖后见到所谓高宗赞语,“异论”从何而来。《鸭头丸帖》早在《宣和书谱》中即已定为王献之书,余绍宋《书画书录解》卷六考定《宣和书谱》一书撰于宋宣和二年(1120),20年后宋高宗断无赞其为右军书之理,此赞实为妄人多事才引起“前人亦有谓此为右军书”(杨守敬《平帖记》)这样不必要争论。

  综上所述,王献之《鸭头丸》帖后宋高宗题赞乃是元天历三年(1330)正月至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之间由他处移来拼配成,原文“右军”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至明天启四年(1624)四月这十年间被挖改为“大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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