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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书法 接受史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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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王羲之书法 接受史 研究

王羲之书法 接受史 研究 8 年, 5 个月 之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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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玉如  

  摘 要:王羲之书法的流传,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接受。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是王羲之书法接受史中重要的内涵。研究王羲之书法接受史,在其审美规律或赏析方面,会给人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王羲之书法 接受史 启示

  中国千百年的书法与王羲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后世的人们根据各自的艺术实践,不断从王羲之书法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随着哲学的演进,美学的丰富,人们又反复赋予了王羲之书法新的意义。在中国书法史上,还没有任何书法家能够像王羲之那样在跨越了如此巨大的时空后仍然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的。但在以往的书法研究中,人们往往注意了王羲之书法作品是如何产生的,而忽略了它们是如何被接受的,忽略了读者的接受在书法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王羲之书法接受史的研究有助于从书法的生产、接受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来把握王羲之书法发展的动态过程,深入认识王羲之书法发展的全貌。

  本文将从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三个方面对王羲之书法接受史展开论述,以期在审美规律或赏析之道上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考察王羲之书法千百年来的显与晦,形成效果史研究。所谓效果史研究就是对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分析欣赏的研究。根据接受史理论,效果史研究是接受史研究中的基础部分。在效果史考察基础上,继续深化,就进入了阐释史研究,即对书法的创作根源、内涵、风格特征、审美意义等进行的分析阐释作出现代思考和重新分析,以提供新的思考结果和学术见解为目标。阐释史研究是接受史研究的核心。

  千百年来,不同时代的读者通过书法接受活动参与王羲之书法意义和价值的创造,使王羲之书法作品的价值和地位不断被重新确立,并通过自己的接受活动,对王羲之书法加以能动的评判。如“晋人尚韵”,韵者,“意味悠长不尽也”,“事外有远致”。“韵”是后人阐释、接受的主要内容。作为书法,不单单是线条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情感的体现,喜怒哀乐,形诸笔端。王羲之本人也强调“韵”,他说:“吾 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得书意较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自论书》)“意”,即“韵”也。从“韵”这一角度看王羲之书法,千百年来人们形成了共识,也是人们孜孜追求的最高的书法艺术境界,“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梁·袁昂《古今书评》)。“右军笔法入神,奇绝”(梁·唐怀充《跋王右军相温破羌帖》)。“风气”、“神”,回味无穷,有说不尽的弦外之音。用生动的形象作比,将“韵”解释得更为含蓄,使人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萧衍可谓肇端,这是帝王引导下的书法接受,为后人接受王羲之书法开辟了道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其字势雄逸,贴切形象。唐代是诗的国度,论王羲之书法,也充满了诗情画意。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王羲之传论》,高度评价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返直。”李嗣真在《书后品》中从四季气候变化、早晚晦暝不同、平原峻岭各异等方面,比喻了王羲之书法:“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为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谷卷舒,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又如松岩点黛,蓊郁而起朝云,飞泉漱玉,洒散而成暮雨。”这段文字,其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更把王羲之书法喻为一幅优美的画,这是书法史上阐释其“韵”最为生动的一篇。书法是情感的体现,线条之中孕育着喜怒哀乐,李嗣真在《评右军书》中还就王羲之情感的变化作了这样的比喻:“右军书每不同,以变格难俦,书《乐毅论》《太史箴》,体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顺孙之象;《逍遥篇》《孤云赋》,迹远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画像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矜庄严肃之象。皆有意以成字,非得意以独妍。”这真是书如其人。对于王羲之书法的“韵”,历朝历代欣赏书法的都特别推崇,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清·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王羲之书《兰亭》取妍处时带侧笔。余每见秋鹰博兔,先于空际盘旋,然后侧翅一掠,翩然下攫,悟作书一味执笔直下,断不能因势取妍也。所以论右军书者,每称其鸾翔凤翥。”秋鹰攫兔,饥鹰独出,奇矫无前,将王羲之书法的“韵”寄托于形象,更是绝妙无伦。

  王羲之书法的“韵”,成了千百年来人们欣赏、效法的重要内容,只有融会贯通,才能不断创新,达到新的境界,如果当作僵化的模式,只能学习其“韵”而迷失了“韵”。

  “韵”,并不是书法的全部,人们在充分认识其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又把视角转向了另一重要方面——“法”。“韵”和“法”是相互交融、互相渗透的两把双刃剑。“韵”为“法”增添了腾挪的翅膀,“法”又给“韵”提供了依附的实体。“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书法发展到王羲之,用笔已脱尽隶法,形成自己完整的用笔系统,在表现风格上,笔法内擫,用笔正侧并用,以正为主,这大大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力。王羲之本人也很重视书法技巧,曾作《笔势论十章》告诫后人,如讲“作点之法,必须磊磊如大石之当衢路,或如蹲鸱,或如蝌蚪,或如瓜子,或如鹗口,或如鼠矢”。讲到“日、月、目、具等字之例,中画不得触其右,右又宜粗,踠脚兆刂 斡上捺下撚,终始转折,悉令和韵,勿使蜂腰鹤膝”。讲到“作字之体,须遵正法。不宜密,密则似疴瘵缠身,不能舒展;不宜疏,疏则似翔禽溺水,诸处皆慢……”后人对此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及评价,特别是在唐代,王羲之书法被视为经典作品,“法”被得到了强化。“汉魏以来,章法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贴》是也。”这是唐·蔡希综《法书论》对王羲之的评价。唐人很重视对王羲之书法技艺的研究借鉴,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价王羲之笔法:“王羲之……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明代汤临初在《书指》中评价王羲之书法:“右军书于发笔处,最深留意,故有上体多而重,左偏含蓄而迟,盖自上而下,自左而右,下笔既审,因而成之,所谓文从理顺,操纵自如,造化在笔端矣。”董其昌评王羲之,“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尤其是“右军用笔内扌厭 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元·袁裒《题书学纂要后》),后人多次评价。明·丰坊《书诀》中有了进一步评论,他说“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清·朱和羹《临池心解》中说:“正锋取劲,侧笔取妍。王羲之书《兰亭》,取妍处时带侧笔。”这比丰坊强调“正锋”又多了“侧笔”。一代又一代书法家关于王羲之书法用笔的研究,左右了一代又一代书法风气,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一个书法家及其作品产生了创作影响,被人摹仿、借鉴、创新,就形成了它的影响史。王羲之及其书法,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首先是历代帝王的推崇。梁朝出现第一次学习王羲之的高潮,源于梁武帝萧衍的提倡。梁武帝擅长书法,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特别是梁武帝评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的重要依据。第二次学王羲之书法的高潮在唐朝。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书法,而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并智赚《兰亭序》真迹,可见其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宋代对王羲之书法也推崇备至,宋太宗赵光义下令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编成《淳化阁帖》,其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阁帖》的广泛流传,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宋高宗亦喜欢王羲之书法,曾临《兰亭序》赐孝宗。明清是崇尚帖学的时期,明成祖朱棣曾选二十八人专习二王法帖。清朝乾隆帝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为三件稀有宝物,并以“三希”名堂。

  王羲之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历代书法家对技艺的借鉴、创新。王氏后裔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如王昙首、王僧虔、王褒、王慈、王志、王筠、智永等。历朝历代的书法家大都从王羲之身上汲取了营养。南唐·李煜在《评书》中指出:“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此历代宝之之训,所以夐绝千古”,这段论述可以看出王羲之书法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这一接受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代评论家项穆在李煜评价的基础上,继续评论道:“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辣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兆页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李,米芾复兼褚、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项穆的评价是否公允,后人自有评断,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王羲之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王羲之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南朝羊欣、王僧虔、萧衍、萧子云等,大大推广了二王体系,从而为唐代的“王学”高潮铺垫了深厚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唐宋代,书法巨匠多于历史上任何一朝,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薛稷、李邕、孙过庭、徐浩、李阳、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等都是此中佼佼者。五代以降,李煜及苏、黄、米、蔡等承前朝余绪,刻求意趣上的创新,在前代的窠臼中开拓前进。赵孟兆页可以作为第三阶段的代表,明清的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以及清代的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都是写王体而又有新意的书法家。

  王羲之书法,不仅在国内得到公认,而且在海外影响深远。天宝十三年(754年),鉴真和尚携带大批书法作品抵达日本,其中有王羲之《丧乱》《二谢》《得示》三帖,为日本皇室所藏,王书开始传入日本。元和元年(805年),日本人空海回国,带回王羲之等书家墨迹一大批,从此中国书法大兴于日本,有“三笔”、“三迹”等代表书法家。“三笔”指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空海归国后潜心书法,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融会贯通,善作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被人誉为“日本的王羲之”。嵯峨天皇和橘逸势其作品均有王羲之余韵。其“三迹”是指小野通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这三人熟习王羲之书体,把王羲之书法融入日本书法之中,使之日本化,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日本体。朝鲜为中国近邻,其书法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如韩石峰,有摹王羲之《兰亭序》《草书千字文》等众多墨迹流传于世,朝鲜王朝派往中国明朝的使团中,韩石峰每次必以写字官的身份出现,他是朝鲜书法史上学习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较高的一个。

  通过对王羲之书法效果史、阐释史、影响史这三大方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只有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者的不断接受,才有王羲之书法的真正的价值。艺术作品是多要素、多层面的审美结构,尽管时代不同,人们接受王羲之书法的用意也不会相同,但如果没有后人对王羲之的接受,我们不可能对其有很深入的了解。同样,正因为王羲之书法有极强的可接受性,才使后人对王羲之书法进行多角度的接受,从这里可以再一次看到接受史研究的必要性。

  作者简介:徐玉如(1955- ),山东省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及书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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