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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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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自觉

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自觉 8 年, 7 个月 之前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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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明信  从中国书法史看,文字的书写在漫长的演变之后,从东汉末年开始在观念上产生了某种崛起的契机。这是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先秦到汉,各种金文和刻石上的汉字已具有明显的艺术意味,但尚未被视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到了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分化开来,开始各走各的路。这种变化,是与西汉大规模发展的政治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西汉王朝文字的书写和应用空前频繁起来,朝廷据《尉律》来课试选拔精于八体书者,任以郡县和中央各机构的文吏,吏民上书奏事,如文字不规范,则举其事而纠其罪。《尉律》虽在汉武帝以经艺取士后舍而不用,但朝廷对文吏升迁,“能书”却一直是考核的一项。书法与仕途挂钩,促使了汉代人对书法的重视。为了书写的方便快速,字体冲破了秦代小篆,产生了隶书、草书等多样的写法,文字书写的好坏也成为做士人的一个必备条件,从而又使文字书写开始与文人的生活情趣联系起来。这就是书法在东汉末年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条件。

  东汉末汉字书写的艺术自觉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去考察:第一,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皆已出现,使书法具备了形式方面的条件;第二,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过去是含糊地交杂在一起,到了东汉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分化;第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第四,在这个时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本文拟着眼于上面四个标志,对东汉末书法艺术自觉的背景进行研究。

  一、五体的完备

  两汉是各种书体孕育、产生和演变的时期。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在笔法和形体结构上,与篆书相对单一匀称的格局相比大为丰富。而篆书在汉代已不是实用性书体了,它只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上使用。

  (一)隶书写法的完成早在秦朝时,日常使用中已产生笔画方折、结体简约、书写便捷的隶书。当时奏事、官狱繁多,而隶书书写因方便、简易被广泛使用。隶书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汉字书写方式。与篆书的不分起止、没有首尾的线条相比,隶书的线条起止分明,且充满了提按顿挫的运动感。这种新书体一出现就迅速地代替了篆书,除了实际应用方便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它加强了书写者对笔墨趣味的体味和把玩。从西汉简牍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篆书的图案意味被迅速地弱化,渐渐形成了汉代隶书的基本造型和用笔方式。在汉代,隶书本身还在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由西汉早期偏于纵势的古隶演变为有明显波磔而偏于横势的隶书。这种习见于东汉中后期碑刻中的隶书,即后人一般所称的八分书。

  东汉中晚期是隶书的全盛时期。碑刻是东汉书法的主要遗存,东汉人立碑的风气,与这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谶纬学说的社会氛围有关,文字的刻石具有某种神秘的含义,同时也与东汉大力表彰贤良方正、有名节的人有关。因此,尽管当时政府重要公告都以章草来抄写,但对碑刻文字却十分严肃,通常写得规范而整齐。正是从碑刻上,汉代人成熟发展了一套规范的隶书写法,反过来说,正是在大量的碑刻活动中,规范的隶书写法也找到了广大的用武之地。与金文相比,东汉石刻可以说是走向庶民化。青铜器放置的环境是很贵族气的,所以它应用的范围较窄,从而给它带来了大抵庄重典雅的风格。而石刻则不然,因为造福乡里、铺路架桥,十里八村的乡民醵资树碑,以扬功德。又如长者去世,生前行善积德,后辈子孙为之竖一块石碑,以记行实,以彰道德风尚……这样的生活内容和需求,每家每村都可能有,于是就竖碑成风,书法庶民化的渠道被打开。一般来说,碑文不仅讲究其文章内容,而且也重视书法水平,因为这表示对碑主的尊重。这种情况无疑给书法作品带来大量创作的契机,这就是东汉书法艺术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书法一旦走向平民阶层,它在风格上是无法依国君、贵族等少数人的口味加以人为控制的,于是出现了书写风格的多元性。这归因于社会环境对风格的刺激与影响。

  (二)行书和楷书的出现汉代篆、隶、章草诸体成熟,行书和楷书虽最后产生并成熟,然而它们也在这个时期已开始出现。日本清原实门在《四山摩崖研究》中说:“大致说来,秦汉时期,篆、隶书向楷、行、草书发展,书体显得多样化,今天的楷、行、草的雏形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八分书有较强的装饰性,笔画讲究起止,多用于正规场合,以示庄重。但日常应用为了简便省事,逐渐产生了一种也是由古隶分化出来的俗体隶书,它不注重波磔,转折处多作圆转,较多地使用尖撇,并出现了钩笔,一些笔画也往往连带。到东汉中后期,这种俗体隶书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书体,即行书。而楷法掺于隶书之中的明显期,当属东汉中晚期。例如东汉元兴元年的《王稚子双阙》,上有“汉故”二字,其书体显然具有楷书特点,如两字之撇画已由隶书的逆笔回锋蜕变为楷书的顺势出锋,其收笔也少了波磔,而“汉”字由扁方变为正方形。再从东汉永寿二年的《朱书砖》看,该砖的书法楷意浓厚,其横画多楷书的顿锋回收,尤其是“泥”字的左旁三点,纯粹是楷书的笔法及其形态。由上可知,行书和楷书出现于东汉中晚期,随后盛行于魏晋南北朝。

  (三)草书的确立与盛行关于草书的产生,许慎《说文解字叙》指出:“汉兴有草书。”但从出土的秦末汉初的资料看,只有写得较为草率的隶书,尚无草书的实物。现在能见到的是在居延汉简里夹杂着的草书。由此可知,草书的出现略晚于八分书,草书中的波挑是吸收于八分书的。这种保存有隶书的笔法、字字独立的早期草书,魏晋以后为区别于连绵纵逸的今草,称之曰“章草”,而汉代人只称之为“草书”。

  八分书作为规范的隶书形成的同时,手写系统文字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草化为章草;二是除去波磔,渐渐演化为楷书。章草的基本写法早在东汉中期已形成,当时的文件、书信、账簿甚至药方一般都用极简便的章草写成。这时候,由于章草书写的即兴式发挥和愈来愈复杂的用笔技巧被激发出来,书家们沉迷于变化多端的笔墨技巧的表现与玩味之中,由此造就了东汉末一大批爱好艺术化草书的书家。赵壹的《非草书》从反面证明了东汉末草书的艺术追求盛行。赵壹从儒家实用观点出发,认为草书是无益于圣人之治也无助于应用的赘物。他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尽管如此,人们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它,赵壹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况:“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骨出血,犹不休辍。”为什么崔瑗、杜度、张芝等当时书家们对草书如此沉溺? 既然赵壹说草书那样无益于实用,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发现草书里有无穷的审美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以充分自觉的艺术意识写汉字的第一代书法家。

  二、蔡邕与书写的艺术化倾向

  蔡邕也是与这些人一起属于书法艺术的第一代人物,而且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值得注目的开拓型书法家。东汉末,朝风衰败,到了灵帝朝野提倡经学,朝廷主持刻石经儒家《七经》,于是蔡邕书刻石经。石经完工后,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前来观赏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传》)。这种场景具有特殊的含义。石经文字,其目的本在于实用,即让后人有一个标准本子,以校核勘误,也可据以攻读。然而,当时前来洛阳的人不都是仅为这种实用目的而来的,即除研究经文外,还观赏蔡邕的书法。如果是一般的人去写,不会有这种场面的。其实,蔡邕并非刻石经的第一人。早在西汉平帝之时,王莽就令当时古文字学者甄丰摹刻古文《易》、《诗》、《书》、《左传》为石经,但由于甄丰在书法史上缺乏足够的影响,因此,虽着先鞭,却并未得重视。在实用书写领域里,包含着新的艺术成分,蔡邕的书写首先具有这种意味。此外,我们在蔡邕创立的“飞白书”里又看到了其书写的艺术化倾向。飞白书,相传是蔡邕创造的一种书体。张怀瓘《书断》云:“汉灵帝熹平年,召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飞白书纯粹是为了文字的美化,它与实用无关,虽说以飞白这种文字的装饰性美化不是真正的书法之路,但在东汉末书法的艺术自觉时期,飞白书是与实用相对,作为审美活动而存在的重要事例。蔡邕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的功绩,不仅在于他创立了飞白书这种特殊风格的书体,更在于他通过飞白书把书写导向审美的倾向,这正是我们研究东汉书法时应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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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书法理论著作的出现

  专门的书论著作,到了东汉才出现,书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加自觉地发展起来。没有理论的指导,艺术的真正繁荣难以期望。书论著作的出现证明书法的艺术自觉已进入了相当高的程度。中国第一部书论专著是崔瑗的《草书势》,它以形象比喻来形容草书的形态美,例如:“兽企鸟峙,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抱枝。”这种形象的比喻,体现了汉魏晋时代书法理论的特点。其目的就在于以书写作为审美对象。与崔瑗同时代的赵壹写出了中国第一篇书法批评论文《非草书》,说明书法理论的问世引起了重要的反响。东汉书法艺术的自觉还孕育出一位书法理论家——蔡邕,他写了《笔赋》、《笔论》、《篆势》、《九势》等四篇书论,对书法的艺术本质作了形而上的思考,并且对书法的形式和线条提出了全面的要求。这反映了文士们将书法已看作艺术。

  从整个汉代来看,严格意义上的书论专著不多,原因有二:其一,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尚未为人普遍意识到。到了东汉末,作为一门艺术的书法,才从实用领域中分开,独立走自己的路。在此之前,用艺术眼光来看书法的甚少。其二,著作散佚较多,如崔瑗所撰《飞龙篇·篆草势》,《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仅存其目,至《宋史·艺文志》已不著录;蔡邕所撰《圣草章》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均仅存其目。张芝撰《笔心论》,侯康在《补后汉书·艺文志》云:“芝见蔡邕作《笔势》,遂作《笔心论》五篇。”但也已不复存在。先秦时期谈诗和乐的言论很多,而谈书法的则无。只有《荀子》曾讲到仓颉创造了文字,《易传》包含了与书法有关的思想,但未直接讲到书法。因此,东汉末书论专著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从此以后,论书法和书法理论就逐渐成风。

  四、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纸的发明

  东汉书法艺术的自觉与繁荣,还有两点原因不容忽视。第一,东汉时知识分子群体有了显著的发展。西汉太学生不过千余人,到东汉,京师太学生达三万余人。 班固《东都赋》也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虽有夸张,但也可见各地官学的兴盛。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治国平天下,这种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无论对政治、社会,还是对文化艺术,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书法也得以迅速兴盛繁荣,遗存下来的那么多的东汉碑刻,就证明这一群体的活动。第二,中国典籍最初主要用竹木和缣帛书写,东汉时发明了纸,《后汉书·蔡伦传》云:“自古书籍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古代,人们把字写在竹简上韦编成书,这样太笨重,后来用轻巧的缣帛书写,但这又太昂贵。蔡伦以后,制纸技术日渐改善,推广至全国,甚至海外。汉末东莱人左伯能作纸,唐张怀瓘《书断》卷下记载:“左伯字子邑,东莱人……尤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韦诞字)之墨,一点如漆;伯英(张芝字)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他在《书断》卷中又引韦诞奏言云:“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经丈之势,方寸千言。”

  至2世纪后期,纸的质量更加改善,可以适应于书家们的各种要求,而且制纸成本也大大降低,因此,纸就成为最普遍的书写材料。崔瑗答葛元甫的信中说:“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北堂书抄》)由此,可知当时已有了缣帛和纸的贵贱之分。纸的出现和推广,使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也使书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纸价廉质轻,使用方便,特别利于书法的反复训练;契刻在竹简和石碑上,基本上要一次成功,而书写在纸上则可以反复琢磨,直到理想的程度为止。同时,纸比任何一种书写载体更能体现笔情墨意的书法美。

  (作者宋明信 单位: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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