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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11到日本海啸:十年间,中国人修正民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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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从911到日本海啸:十年间,中国人修正民族情绪

从911到日本海啸:十年间,中国人修正民族情绪 8 年, 7 个月 之前 #497

  • jiada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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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年前在9.11事件之后中国网络上部分极端民族主义愤青失态表现相比,今天的情形让人感觉恍如隔世。是什么让国人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其中缘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北京时间3月15日晚,天津泰达球场,在2011年亚冠联赛小组赛天津泰达队对日本大阪钢巴队的比赛开始之前,参赛双方以及看台上的球迷集体为此次日本地震的罹难者默哀,以表达对日本民众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他们抗震救灾的支持。

  这一幕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最容易刺激中国人敏感神经的日本遭受地震重创,面对这一灾难,中国人的态度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以悲悯之心为日本祈祷、以人类的名义向日本伸出援手、以谦逊的态度向日本的文明意识学习,成为了此次中国人看待日本大地震的主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在精神上和文明程度上的自我更新。

  当悲悯与钦佩成为主流

  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在没有记者提问的情况下主动谈起了日本地震。他说:“三天以前,日本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震灾害,给日本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想借此机会,向在这次灾难中遇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全体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他说,“中国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们感同身受……”

  “中国各界第一时间声援日本抗震救灾”,这是一则新闻通稿的标题。在日本地震发生之后的几天内,在中国的各大媒体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巨震当前,以悲悯之心为人类祈祷”,“以人类的名义 向日本伸出援手”“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太过渺小......”。

  除了祈祷与慰问,向日本先进的救灾机制与民众的高素质学习,也成为了媒体讨论日本地震的另一个焦点。在各门户网站的首页上,连续几天都用专题的形式介绍了日本先进的抗灾机制,以及日本临震不乱的国民秩序和文化。很多中国人通过网络和报纸,看到了地震中日本的强大与自信的细节,看到了日本国民惊而不乱、守法守序的高素质,有中国人发出钦佩的感叹:如果真到了世界末日,我希望是日本的样子。

  当然,在网络上,还有一些粗鄙的民族主义者表现出幸灾乐祸地情绪,但基本都是陷入被网友群殴的境地。“你有病,得治。”这是微博上,一位网友对某英语教育明星发表“报应论”的讽刺回应。

  与十年前在9·11事件之后中国网络上部分极端民族主义愤青失态表现相比,今天的情形让人感觉恍如隔世。是什么让国人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不断挑起中国人的极端且有相当粗鄙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绪瞬间消亡于无形,其中缘由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极端的对日民族情绪的隐退

  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一股重要的思潮,而近二十年来,日本一直是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极端化,极端化化的一个最重要来源。历史的积怨,以及国家发展水平的实际差距,造成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对日本的心理厌恶。而全球化不断的加深,中日各种层级的往来又不断深入。客观上又给了中日不断接触的机会,也造成了各种摩擦和矛盾不断出现,反过来又给民族主义情绪极端化以机会。这种情绪化的极端民族主义总是以寻找对手为出发点的,有着常年历史积怨和现实竞争关系的日本就成了最好的靶子。找到对手,再妖魔化对方,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手段,这也就注定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本身是极端和肤浅,经不起推敲的。

  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开放,网络媒体的进一步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狭小世界,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一面。通过更真实的信息和观察,人们看到“战后的日本是靠辛勤的劳动和不断完善的制度实现了腾飞,而不是靠战争与掠夺。人们逐渐发现,战后的日本民众早已对侵略与专制深恶痛绝。人们看到了,在汶川地震中奔赴灾区的日本救援队全力以赴的身影,以及那曾经遍布日本街头巷陌的捐款箱。

 空洞呐喊的落幕

  在古代中国,人们的民族自豪其实是一种文化自豪,是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优于四夷。 美国学者白鲁恂曾说,民族主义的发展必须超越种族或民族归宿的要求,建立实质性的内容去激发大众的情感、设立规范和准则。也就是说真正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对本国的热爱与认同的基础上,而非是“寻找一个他者”的基础上,暂时的同仇敌忾并不能加强个体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反而会透支个体对本民族的热爱。

  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不能是无原则、无内容的,真正站得住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关于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一种实质性的认同。近些年流行起来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缺乏这些实质的文化内核,要说其内容,几乎只有排外一个使命和特征,爱国变成了毫无理由的妄自尊大,其诉求更显得像是空洞的呐喊,对暴力正义观的推崇。

  邓小平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断言。特别是二战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早已不是靠武力说话,一个民族是否受尊崇,也不在于其是否凶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了文明的竞争。这一点,看看那些发达的欧洲小国家的吸引力就很清楚了。

  在这样一种新形势下,民族主义的内涵决不能仅仅靠排外,而必须要建立一套具有普遍说服力的文明体系。这样一个把空洞的民族主义的“实在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已经指出,爱国首先不是仇视日本,而是向日本的优点学习。爱国就是去追求实实在在的文明的进步。

  中国人将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中国繁荣与崛起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世界其他国家,而是自己自身的某些缺憾。在这样一种视角之下,中国人审视日本,不再是仇视,而是学习。

  现代商业社会的民族观

  二战以后,美国提出给欧洲提供巨额援助,帮助欧洲恢复因战争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这就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在四年里,美国用国内纳税人的钱,通过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了欧洲13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对帮助欧洲迅速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复苏的欧洲市场也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动力,美国和欧洲最终实现了双赢。

  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商业社会的逻辑,那就是,如果你想富裕,如果你想发展,你最好有一个富裕和发达的邻居。现代商业文明与合作可以使人类财富总量获得爆炸式的增长,在科技和制度的进步与完善之下,我们不再需要通过掠夺自然资源致富,相反,侵略与掠夺已经因为成本过高、收益过小而正在被现代文明抛弃。一个国家的富裕靠的是文明,而不是武力。而事实上,类似马歇尔计划这样的故事不仅仅是发生在美欧之间,中日之间也有相似的情况。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提供给中国的官方开发援助近4兆日元,对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中国市场的开发与成长也给了日本企业更大的机会,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就是中国。

  其实,极端民族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不理解这种现代商业社会的逻辑,依然还是以传统小农社会的逻辑来看待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以为世界财富就是一个你有我无,你多我少的零和游戏;以为世界秩序就是一种你抢我,我抢你的丛林。

  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人越来越理解现代商业社会竞争共赢的逻辑。中国人逐渐明白,日本的发展与繁荣,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中日两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地震所带来的经济冲击,中国同样受损。地震之后,日本股市连续暴跌,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股市,都因此大幅下挫。这就是现代商业社会,当中国人逐渐理解了它的逻辑,就不可能再对日本地震有失态的表现。

 中日互为镜像的两千年
  陈丹丹
  古代中日的渐行渐远


  传说中,为秦始皇率领童男童女海外寻仙的徐福,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去了日本。所以,其后在日本岛上生活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徐福一行的后人。

  这一传说是否为真,并无确论。但中日文化发展在早期的时间差距,的确非常醒目。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日本还处在新石器时期的绳纹时代。

  教科书教导我们,摊开地图,可以看到日本的文化中心,从古至今,在不断从西向东迁移。早期,最兴盛的是靠近中国与朝鲜之文化核心的九州,因为这更方便日本吸收中国和韩国的文化养分,之后,文化之都向奈良、京都、江户(东京)转移。很显然,这一文化中心从西到东的迁移过程,也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不断打造“自我”之主体性的漫长过程。

  在日本尚无自己文字记载的年代,要寻得当时的故事,只能到中国或朝鲜的典籍里去找。在《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弥生时代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故事。当然,在那个时候,“日本”这个国名,都尚未出现呢。

  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寻找中国印记,这当然并非难事。武士的起源,与日本对唐律的借鉴,息息相关;“天皇”的名号,也由唐朝来。国人皆知遣唐使,而日本也在唐末停止派遣遣唐使,固然这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但也呈现出日本力图疏离于中国文化的尝试。所谓“大和绘”,及其独一无二的“脱顶鸟瞰”、“一抹眉目”的手法,乃是要在中国画 (“唐绘”)之外,另辟蹊径。鼎鼎大名的《源氏物语》,带来一个问题,为何在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时代,重要的小说都是女性所写?英国学者Ivan Morris在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 Court Life in Ancient Japan一书中指出,这关涉到“空间”与“语言”的性别。其时,“内外”、“公私”领域划分严格—男人在外部/公共空间中工作,女人在内部/私人空间里徜徉。男人们用汉字写正式公文,女人们则因有闲暇,又无公事羁绊,得以使用汉字之外的另一种书写系统—创作!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一原初颇为“性别化”的额外空间与语言实践,促进了日语逐渐削弱汉语影响的独立发展,为日本之民族、文化及其自我意识的增长,提供最重要的基础—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指出的,语言,乃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媒介。
  在前现代世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日本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对“自我”的不断追寻(从中国习得,又力图发展自己的语言、绘画、文化),以及对中国影响的摆脱。德川幕府时期,统治者即开始拒绝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现代,先生/学生的关系更加翻转,而中日之间,还有一个西方。按照日本思想家竹内好《何谓近代》中的说法:“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

近代中国的“以日为师”

  美国学者阿迈斯托在他的《世界:一部历史》里列了一幅18世纪的日本绘画。画中的远景,是中、日、荷兰三国的灭火队伍各施技术灭火,相较之下,荷兰的技术最高;画中的近景,则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荷兰女士坐在桌边。日本离荷兰人靠得很紧,是着意结交与倾慕的样子,中国文人则无可无不可地坐着,态度疏离。

  这一幅18世纪日本绘画所呈现的—中国对西方的疏离与日本对西方的热切,恍然折射了中日在近代起口的“殊途”。甲午战争无疑大大彰显了这一“殊途”,并成为近代中日关系的重大转折点,而这,也要放在整个东亚的背景下看。《马关条约》的第一条,是“中国确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国家,朝鲜对中国的贡、奉献、典礼永远废止”。这一条款鲜明呈现出中、日、韩在政治上的交缠。

  与此同时,国人对日本及其政治、学术、文化的认识也不断在翻转。对维新志士来说,明治日本是改良的最佳样本。吴令华《梁启超晚年对日本认识的变化》记载了当时梁启超所感受的:

  “梁先生说:‘我在护国之役前,脑海中全无反日的思想。不但不反日,但觉其可爱可钦。护国之役后,方觉彼可畏可恨又可怖。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我亲见明治维新后一个新国家的兴起,朝野上下,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居然将一个千古无闻的蕞尔小国,变成新兴的现代文明强国,真如呼吸清晨晓风,脑清神爽。回视满清政府的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邋遢,相形对比,越觉日人可爱可敬。当时他们说彼等真心希望中国复兴,愿与中国并立为世界强国,我亦深信不疑。’”

  由赞叹日本为“现代文明强国”,到“护国之役后,方觉彼可畏可恨又可怖”,以梁任公先生的爱憎分明,有这样的骤然之变,当然不足为奇。而他当日对明治日本的推崇,及随后“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呼喊,也代表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东洋之邻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是甲午战争后,无数中国人涌入日本学习现代知识—所谓“师敌”,另一方面则是对此“师敌”的质疑。一方面,是大批学子、激进青年、革命者在日本得以接触新知、办杂志、闹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时不感到来自这一异国/敌国的压力。著名的,如鲁迅笔下的“幻灯片事件”,促使他弃医从文;郁达夫《沉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也在日本人的环境中一面自我勉励: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一面自伤自怜: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

  事实上,在学术、文化领域,近代以来,日本乃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中转站。当时诸多新词语,固然在中文中早有词源,但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词,皆经由日文重新引入回中国。政治、法律各方面的新学,许多都由日语译本转译而来。从所谓“翻译的现代性”来说,日本/日语是不可忽视的、国人理解“西学”的中介。罗厚立在《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梁启超》一文中引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中言:“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罗文也提到当时围绕“倭学”(日本学)的争论。在文化守成派那里,那些“游学日本”的年轻人“舍吾学而学倭学”,实乃舍本,但这也的确是当时的一个趋向。晚清以降的许多报刊广告,介绍的都是日本的政法学校。

 既“恨”又“敬”的对日情绪

  当然,当日本侵华日益肆虐,民族大义容不得丝毫含糊。在这一点上,梁启超提供了铮然鲜明的立场。他抛却日本人数次营救他的个人之“恩”,明确表示:“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1936年,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也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 《且介亭杂文附集》 )

  但有识之士自然不会轻视日本这一民族值得学习的地方。这里仍以鲁迅为例。在《“日本研究”之外》一文中,鲁迅针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排日风潮,指出:“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 《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在此强调的,是日本人的研究精神。在与儿岛亨的谈话中,鲁迅也说,“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有一点是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1928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此书的第1节题为《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必要》。戴季陶指出,去日本的留学生差不多有10万人,然则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对日本的研究乏善可陈。与此相比,则是日本研究中国的书籍,分类为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等,有几千种,每月杂志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都有几百篇。

  中日历史的共同命题

  “认真、勤勉”,乃是世所公认的日本人的优点。但竹内好却对此提供了一个战后日本人的沉痛自省。在《何谓近代》一文中,竹内好承认:“日本文化是进步的,日本人是勤勉的……不断地寻求新奇,不断地变成新的,这就是日本人的勤勉。……在追求新奇方面,比日本更勤勉的民族大概不多吧。”但在竹内好看来,这体现了日本人的“优等生文化”:“在迈向近代的转折点上”,日本“拼命追赶欧洲”,力图“更漂亮地变成欧洲”。但无论再怎么漂亮地变成“他人”,都意味着“主体放弃了自我成为自我的可能”。在竹内好那里,这也意味着日本“没有进入历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直在力图走出自己的路。当日本抱着“优等生心态”成为东亚赛场上的看客,中国却始终 “在历史的状况之中”。

  竹内好的反思之言,实际上提供给我们另一种启示。许多国人早已注意到,日本人在精确、严谨、不含糊等很多方面,将散漫的中国人抛得很远。学习是应该与必须的。日本人自我的反思也提示中国人也不必妄自菲薄,因为我们自近代以来,已经、并仍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如竹内好所赞叹的,始终“在历史之中”。

  在《何谓近代》中,竹内好有言:“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在漫长的时间中,无论中国、日本,都经历了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而如何能在每一个“殊死搏斗的瞬间”迸发自我,如何在与“他者”的相遇/斗争中仍能保持自我、更新自我,这恐怕是中国与日本的共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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