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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碑帖兼融的书法艺术 - 罗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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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翁同龢碑帖兼融的书法艺术 - 罗勇来

翁同龢碑帖兼融的书法艺术 - 罗勇来 8 年, 7 个月 之前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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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碑帖兼融的书法艺术 - 罗勇来  

   翁同龢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与许多风云变幻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同时,这位清廷重臣、两朝帝师还赢得许多“天下第一”的美誉。青年时代,二十七岁便殿试一甲第一,“状元及第”。晚年在维新运动中,他积极支持变法,被推尊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此外,他还工诗、擅画,尤以书法著称于世。近代书论家称之为“乾嘉后一人”,“同光间天下第一”。翁同龢不但是近代重要的思想家,也是晚清书坛重镇。

   一,家世生平及政治生涯

   据翁同龢自撰的《松禅年谱》,他于道光十年(1830)四月出生于父亲在京任上的寓所罗圈胡同。五岁时随母回到原籍常熟,六岁即从表伯朱启宇先生开蒙读书。九岁那年,父亲翁心存为孝养父母而辞官归里,翁同龢便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资治通鉴》、《周礼》、《史记》等书。十二岁从李惺园先生授读并开始作诗。十三岁时,父亲又授之以刘宗周(蕺山)的《人谱》,“日夕读之,懔懔恐失坠”。少年的翁同龢早慧,这些严格的启蒙教育,为后来科举应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道光二十三年,十四岁的翁同龢考入了常熟县学游文书院。同年,翁心存也被聘为游文书院的“掌院”。所以,县学的学习阶段,实际上仍然是在父亲亲自指导下读书。父亲在人品和性格方面,予翁同龢相当重要的影响。后来在仕途上所走的道路,也完全与父亲相同。

   十六岁应院试,拨入苏州府学紫阳书院读书。入学时即受到老师的激赏,“勉之,他日大器也”。紫阳书院是当时江南的一所著名学院。许多名流,如俞樾、俞正燮、李兆洛、冯桂芬、刘熙载等都曾在此讲过学。在这里,翁同龢结识了许多未来政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潘祖荫、洪钧、吴大瀓、陆润庠等。其中潘祖荫更成为终身的挚友。

   二十七岁会试,中第六十三名进士。殿试终于一举夺魁,“状元及第”即授翰林院修撰,署纂修官。从此开始了顺利的仕途阶梯,两年后,派为陕西乡试副考官,再擢升为陕西学政。

   同治三年,因翁心存去世,翁同龢奉旨“弘德殿行走”,接替父亲授读年方六岁的小皇帝同治,同时为两宫皇太后进讲。这一任命,对于三十五岁的翁同龢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荣幸。他的教学,“每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不但深得两宫太后之意,也博得了童年小皇帝的欢心。十年后,同治死于天花,翁同龢再被命“入值毓庆宫”,成为五岁新皇帝光绪的老师。

   在此后二十年里,翁同龢几乎担当了保姆和老师两重角色,与光绪帝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君臣如父子”,在人格和思想方面,都予以这位皇帝以很大影响。光绪亲政后“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1前后两为帝师,“纳诲两朝垂三十年”。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留下了一段难得的佳话。

   从“弘德殿行走”到“入值毓庆宫”,翁同龢忠心尽职,以其淳厚平和的秉性和渊博的学识,得到了实际上的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信任,不断被授予各种日益重要的职位。最终进入清廷权力中枢,成为晚清朝中最重要的汉族大臣。先后曾任:国子祭酒及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并多次出任学政、考官、阅卷大臣。授擢内阁学士,都察院御史,又先后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两授军机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更获得“遇庆典穿戴貂褂赐双眼翎紫缰”的殊荣,真是恩宠有加。怀着“感戴”之情,翁同龢也终能恪尽职守。数十年间,处在极为复杂的两宫与皇帝、满臣与汉臣、官场南北派系、新旧两党等各种矛盾关系中,皆能曲尽其理,调和宫廷。在重大国事和外交等方面,则能遇事直言,矢诚矢敬,“有古大臣风”。

   “四海人才归进退,一言品题判升沉”。2他深知人才的重要,在历次学政、考官任上,认真为国家选拔人才。当时许多著名人物都出于他的门下。如王懿荣、李慈铭、沈曾植、梁鼎芬、汪鸣銮、张謇、文廷式、张元济、缪荃孙等。这些门生,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经济、外交、学术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光绪推行新政的中坚。

   在刑部任上,他认为那些盗者“多系家贫孤寒所致”,因而修改了盗犯量刑过重的条例。还为积案三年,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的杨乃武案平反,使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官员被惩处。在户部十年,掌管国家财政,为筹措军饷和战败赔款费尽心力。在国势日益衰退的情势之下,参予处理了许多极为困难的外交事务。作为枢臣,翁同龢在内政外交上都担负着极大压力,常常心力交瘁,“日念以菲才当枢要,外患日近,内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自毙。”3在这些极不平等的外交事务之中,他力求能减少赔款,或以赔款代替割地,尽量减少主权的丧失。

   甲午战败,同时也唤醒了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激起了变法维新的思潮。翁同龢多年来身处屈辱外交最前沿,感受当然更加深刻。“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4并认为“变法须从内政根本变起”。5年青的光绪帝,正是在翁同龢的影响之下,决定实行变法。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翁同龢以其声望和地位,很自然地被推到“帝党”领袖的位置,成为实际上发动“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他在为光绪代拟的变法纲领性文件《国是诏》中,表明了对当时“国势”的认识和变法的必然性:

   “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施,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当他见到以康有为为首的《公车上书》后,即大为赞叹,予以极大关注与支持,并向光绪秘密引见了康有为。

   正是对变法的积极态度,遭到了保守派“后党”的忌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以“渐露揽权”,“近来办事多未允协”的罪名被开缺回籍。“百日维新”失败后,六君子被杀,九月,西太后再下一道严旨,说翁同龢“滥保匪人,狂悖、跋扈,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接着不断传来令人“心悸头眩,几欲投地”的坏消息:光绪被囚、通缉康梁、捉拿文廷式,甚至要诛杀或流徙翁同龢。后因八国联军入京,两宫仓皇出逃,保守派的反扑方才停止。

   在忧谗畏讥,心惊胆战的心情之下,翁同龢在家乡虞山脚下又蛰居了六年。整理了一生的日记、诗文稿,将其中涉及康有为和维新变法,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内容尽皆删去。又自订了年谱,闲时则以书画排遣,“仆以病体,守拙山中,离群索居,形同木石。偶有书画,聊用遣怀。”6

   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四日,病危的翁同龢口占一绝,诀别亲属:“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便溘然长逝。其上皇太后皇帝遗疏中,尤有“所愿励精图治,驯富致强,四海苍生,咏歌圣德”之语。墓今在常熟虞山麓。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得知翁同龢逝世的消息,深怀知遇之恩,以长诗挽之,对其一生作了极高的评价:

   “中国维新业,谁为第一人,峨峨常熟相,凿空辟乾坤。
   他日新中国,元功应尔思,铸金范蠡像,遣祭曲江碑。
   洒泪随欧海,招魂葬楚辞。乾坤何日正,生死论交悲。”

   此外,在晚清极为腐败黑暗的官场中,贪污纳贿,买官鬻爵成风。翁同龢为官数十年,位高权重.却能坚持操守,一生正直清廉,极为难得。以至于晚年被罢官回籍后,竟至于“家无薄田输官租,又无一椽安厥居”,7只好租屋安身。生活上也靠亲友接济,甚至卖掉收藏的字画度日。聊可慰藉的是,昔日的门生故旧经常来探望,不时予以馈赠。其中尤以他最为激赏,一手拔擢的张謇关照最殷。翁同龢给张的信中说:“悠悠海内,唯真相知知我贫耳。”8当一个人将其终生事业,与民族,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联系时,他个人的悲剧也就是时代的悲剧。

   少年翁同龢很早就开始学诗,十三岁便有颇为不凡的诗句:“第一回圆月,奇功第一人。”(《夺昆仑关》咏北宋名将狄青)但他无意作诗人,学诗是为了应制。从现存的诗作看,六十九岁开缺前,以唱和酬答、书画碑帖题跋为多。这一部分诗作,后来他的门生缪荃孙为之辑集作序谓:“抉四始之源流,怡情书画。分九宵之謦欬,酬答宾朋。”9大体可以概括。开缺后,伤时事,忧民疾,抒愤懑,诗格近于苏黄、老杜,无疑更有意义。举其一可见,如《将之江右视筱珊侄》:

  “海程行过复江城,无限苍凉北望情。
  传语蛟龙莫作剧,老夫惯听怒涛声。”10

   翁同龢生前并无诗文集,直到民国时,才由他的后人和门生为他搜集刊印了《瓶庐诗稿》八卷,《瓶庐诗抄》四卷,(附《诗余》一卷)以及《瓶庐诗补遗》一卷。近年由翁同龢记念馆编的《翁同龢诗词集》是以前诗集的重编,并有所增补。

   自二十九岁(咸丰八年1858)六月赴陕甘学政任开始,四十多年从末间断的日记,涉及清晚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重大事件的细节,内容极为丰富。诸如当时事件中的人际关系、宫廷内幕、科场轶闻、山川风物,乃至读书心得、书画碑帖鉴赏考证、家庭个人生话、思想情感流露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翁文恭公日记》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合称“晚清四大日记名著”,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读之史料。

   翁同龢一生还留下了大量尺牍信札、序跋文稿等,经整理,刊出多种。比较著名的有:宣统三年(1911)的《翁同龢手札》十册,1921年常熟开文刻本《瓶庐诗抄》六卷,1935年函芬楼影印的《瓶庐丛稿》十卷,以及近年翁同龢记念馆编印的《松禅自订年谱》等。

   二,书学经历与书学思想

   清代科举考试,书法优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一个准备应试的学子无不重视书法练习。六岁的翁同龢从启蒙读书时便开始“写仿”,而且“父课之甚严”。十四岁入泮后,更加认真学习书法。

   少年时代的刻苦学习,不但使他科举考试一举夺魁也为他后来成为晚清书坛著名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常熟是一个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江南古城。入清以来,文人辈出,书画家更多。翁同龢在游文书院时,接触当地的前辈名流中,就有好多位书家。如其时已八十多岁的钱泳,也在游文书院授读。钱泳不但擅诗文,尤工书,长于金石考证。曾在京为成亲王刻《诒晋斋法帖》。其著作《履园丛话》中,以书法碑刻考证部分最有价值。另一位书院的师长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常州人,曾是曾国藩的重要幕僚,酷爱金石,长于小楷。翁同龢晚年有诗:“□□千言重剖疑,兰陵静叟是吾师。”35即指赵。此外与“常熟四大书家”王叔和、屈小农、刘雨宸、刘云樵也经常讨论八法,研习书艺。又尤与屈小农“亲之独厚”。这些前辈师友,予少年翁同龢的书学以很重要的影响,使他日后的书学观视野更加开阔,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咸丰九年,翁同龢三十岁。当时已任陕西学政之职。他托以足疾,请求开缺现职。真实的目的是:回京为营救“落职入狱问死”的三兄同书而奔走。在返京途中,经华山、山西、直隶等地,顺道拓得大量汉唐碑刻。到京后,有暇便去厂肆寻碑帖。在这一段日记中,不断有购买碑帖拓本和刻苦临习碑帖的记载:

   “得《曹全碑》,精拓”。“购《张迁》新拓裱本”。“得《史晨碑》,虽残失六十余字,然神理俱足,当是百年前物”。“《石门颂》《开通褒斜道》议价未成”。一面为营救兄长四处奔走,一面“日夕临帖以解忧”:

   “阴,大风。竟日临帖,夜中鲁处消寒小集,见吴荷屋所藏《魏晋集帖》四册。”(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日记)

   “晴。以《阁帖》及《集帖》还尊古斋。见乾隆《淳化阁帖》,甚精,于积古堂铺见《亭云》《墨池》二帖,皆旧。”(同年十二月十七日日记)

   不久又对汉碑产生了浓厚兴趣:

   “晴,借得《娄寿碑》双钩本,发兴摹之。”(同治二年八月八日日记)
   “竞日摹帖。”(同年八月九日日记)

   大约三十岁开始,碑帖并重,广收博取。此后,翁同龢在清廷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政务日繁,应酬益多,但于书法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厚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虽然有许多不得已的应酬之作,但他所追求的书风却并没有受到这种官场习气,应试干禄书和“大卷白折”气氛的制约。

   光绪二十四年开缺回籍,翁同龢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这是他晚年人生的大不幸,但对于他的诗词书画艺术,则是一大转折,得到了一次升华。为排遣郁结的心绪,他“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虽云“自娱”,实际上极为刻苦,“日临汉碑数十字,寒暑不辍”。一位近七十岁的老人如此苦练,侄子翁曾桂劝之,“弗听”。为避文字之祸,又删削整理了四十年的日记、诗文稿,又撰写了年谱。大量笔札工作的磨练,使其晚年书风,特别是行草书达到了纵意所适、心手自如的境地。如其手札《题沈莲客遗照》《题松甫先生勘书图》《题华亭二鹤》等,都写得纵恣跌宕,酣畅淋漓。

   翁同龢没有关于书学、书论方面的著述。他的书史观、书法艺术观和书法批评观,散见于日记、书信、诗文、题跋中。与其书风相一致,体现着兼融、宽博、不拘一格的思想。他也无意作金石考据家,也没有当时十分流行的碑版著录、考证之类的专集。但长年浸淫于其中,涉猎之广,探究之深,却决不逊于当代的学者。

   ㈠,关于重视基本功和技法的训练

   翁同龢晚年,一再说自己写字作画“皆无章法”,“余书以意行,不守法度”。其实,他在长期学书过程之中,不但下过很深的临摹功夫,而且对于基本功训练和技巧的把握,形成了自已独到的见解。他教子侄们习书,总结了“论书十六字”:“锋必抵纸,要用柳法。气要完固,臂力浮起。”11并且指出:“横划之平,为书家一大关键。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涩。”12而对于毛笔把握使用,则腕力最为重要:“腕中无力不得佳书。”楷书尤其如此:“大抵楷书执笔须坚实,腕方有力,但藏锋之诀,刻不可离,否则笨且板矣。”13

   他对前辈书家何绍基特别推崇。曾认真研究过何的学书过程、用笔方法,他认为何绍基之所以能形成遒劲而独特的书风,是因为曾于汉碑下过极深的临习功夫:

   “于篆日写数十,于《张迁》《衡方》各临百遍,笔势乃如蛟龙翔舞。而兢兢于悬臂中锋,横平竖直,岂狂怪一流哉。”14

   还指出,何的用笔方法完全来自篆隶:

   “道州先生篆隶,皆悬锋直下。晚年乃益挥霍离奇。其用意以钟鼎结体,而以李、蔡沉古之力运之,故变化无穷。”15

   翁同龢一再强调了书法学习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些基本法则:臂要悬,腕力要坚,笔要实(锋必抵纸),气要完固,中锋,横平竖直。把握了这些要领以后,还必须有大量的临写之功。经过“墨池笔塚”的训练之后,才能“笔势如蛟龙”。翁同龢自已的实践也正如此。

   ㈡,碑帖兼融 隶楷并重

   大约自道咸以来,碑学益昌。论书之尚北碑贬南帖,渐成一时风气。许多碑学书家认为,宋以下刻帖皆以摹翻过多,流于软靡,不堪为范习。如何绍基就说:“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于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16到同光年间,“碑学之兴,帖学大坏”更成大势。杨守敬的《书学迩言·评帖》说,诸帖之祖《淳化阁帖》“真伪杂糅,米襄阳、黄长睿已疵议之,董香光尤所不满。盖以所见墨迹对校,即真者知其钩刻亦不精”。似乎忽然发现,数百年来的书法史都是对刻帖的批评。

   汉末至唐初,是由隶到楷的转变期。清人于这一阶段的书迹,所见刻石多而墨迹少,对隶、楷之间的演变过程认识不能全面。因而强调了这两种书体之间的差异和对比,而忽视了二者内在的传承与延续。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认识,所以翁同龢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对碑、帖和隶、楷二者能较为全面的地加以观照,在他的论书诗和碑帖题跋中有不少这方面的阐述。关于宋帖,他说:

   “夫有宋诸刻,纵多糅杂,山阴法乳,赖以津迷。论者于北碑南帖强为轩轾,抑以偏矣。”17

   对于奢谈碑学,推波助澜以为时尚的风气,他更是反感:

   “最恨世人谈笔阵,每嗤帖贾说碑林。”18

   他还认为著名楷书碑刻,欧阳询的《醴泉铭》“古本肥体可掬,时露隶势”。19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也“沈雄峻肃,力厚而锋敛,固非全用楷法也”。20他在褚遂良与东汉的《韩勅碑》(即《礼器碑》)之间也找到了承裔关系:“韩勅分书细入丝,褚公书势远相师。”21

   关于这一阶段书史,他还指出了隶与草(今草)之间也存在着递变关系:“其实随手变体,汉人已然。六朝三唐,尤趋草势。”22这一观点在清人书论中亦不多见。在碑风极盛的氛围中,翁同龢的这些见解无疑是很值得注意的。

   ㈢,论书不拘一格

   在《翁同龢日记》、《瓶庐丛稿》、《瓶庐诗抄》中.有许多对历代和当代书家的评论,从中也反映出他的宽博包容、不拘一格的书学思想。比如,翁同龢自已的书法平和含蓄,从不作奇崛怪诞的书风。但他却并不反对丑拙夸张。对傅山“宁丑毋媚,宁拙毋巧”的主张大加赞扬:“丑拙还应胜工巧,评书我最爱霜红。”23

   对于明代祝枝山的大草,清人多持贬意。王澍(若林)就认为其“骨气未清”。翁同龢不同意王澍的批评,认为祝的草书非世俗之“闲素”可比而加以肯定:

   “世间狂草舆台耳,冲淡方知骨格清。
   却笑若林工论断,漫将闲素拟先生。”24

   同样被清代碑派书家贬之为“甜俗软媚”的赵孟頫,在翁同龢看来也堪与著名的《三体石经》相提并论:

   “三体石经后,谁与笔势雄,
   人知铁门限,我羡水晶宫。”25

   清代论家大多以乾隆时的代表性书家刘墉为“集帖学之成”。26而包世臣则认为刘墉非止帖学一家:“诸城壮岁得力于思翁,继由坡老以窥阁本,晚乃归于北碑碑志,所诣遂出两家之外。”27

   翁同龢有诗推尚刘墉书,同时也赞同包世臣之论:

   “诸城笔势近钟虞,六十年来抗手无。
   参用北朝碑版法,评书精论是安吴。”28

   在清代书家之中,翁同龢赞扬最多的是何绍基。他六十岁时有诗:“近来蝯叟继清臣,收敛神锋健绝伦。”29翁中年以后亦尚颜体,在“继清臣”这一点上与何绍基更多“共同语言”。到七十岁时又相继有诗对何推服有加:“蝯叟篆势天下如藤如铁如蛟螭。”30还认为何书的《洞庭春色赋》甚至超过苏轼的原作:“坡公守骏不如跛蝯臂腾空更出奇。”31

   在《梁山舟碑版异文录跋》中,他批评单独取法于某一家一派的学书之弊:“凡人之学,郁于所习,书道亦然。习欧则欧,习褚则褚,未肯少越,以为规矩体势当尔也。”赞同并补充了梁同书“止有看帖无临帖”的观点:“其所以陶冶众体而成一家也。”32

   ㈣,碑帖考证

   自道光以来,京城叠经动乱。许多王公大宅的文玩、书画、碑帖藏品流于厂肆,为收藏和研究者提供了机会。翁同龢也于此时收藏了一大批碑帖拓本,为其日后的考证研究准备了资料。《翁文恭公日记》多处详细记载了某日购某碑帖,其中有如唐人写经、宋拓《醴泉铭》、《麻姑仙坛记》明拓《道因法师碑》、《争座位》、《化度寺碑》等珍贵拓本。实在无力购买,便“借观”。在日记、诗作和《瓶庐丛稿》中,关于碑帖鉴定考辩的篇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多有涉及书史流变,书风传承,版本真伪,碑文校勘,乃至于以碑证史,补史志之不足。如《跋颜家庙碑》,就勘出《常熟志》所载颜氏之“小误”。可見其读碑研碑之细致。

   对于一些著名版本,其見解也有与前贤相异者。如题大观帖:

   “此本有“陈怀玉镌”四字。张叔未先生定为《大观》原刻,余谓此商邱旧拓也。按《淳化》与《大观》,明代往往不辨,此刻瘦劲有神,纸墨古雅,仅有大令第一段,与牧仲所说合。当是宋元未入土所拓也。”33

   又如指出王澍考《瘗鹤铭图》之误:

   “多事良常写作图,较量分寸失名姝。
   江潮洗出碑趺字,自古文人考证疏。”34

   另外如《陈仲弓碑跋》,以早期流于日本的古本与著录相校勘,证流传本之伪劣。《跋定武兰亭复本》关于定武诸本的鉴定。《白玉十三行跋》关于“青玉”“白玉”刻版孰先孰后的论证等,都足见其在碑帖考方面研究之深入。见到难得的珍稀拓本,毕生不忘,以至于晚年记入自订的《松禅年谱》。光绪十二年:四月,见李若农藏《华山碑》脱两叶之本,马氏玲珑馆旧物也。金冬心钩寄苏斋者即此。吴山夫金石本中刊之,为海内第四本,实最精本也。

   三,翁同龢的书法艺术

   翁同龢无意为书家,他的楷书,从应试的馆阁体开始,终能以不拘一格的书学观和宽博的人格修养使其书风得以超越和升华,他的行书,也以长期笔札生涯的磨练,在晚年达到炉火纯青,人书俱老的化境。

   ㈠、“碑底颜面”的楷书

   晚清应试书,已由“赵体”转而重“欧体”。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有关于此记载:“嘉道间以吴兴(赵孟頫)较弱,兼用信本(欧陽询),同光以后,欧赵相兼,二家并用,欧体尤宜,故欧体吞云梦者八九矣。”翁同龢少年时代亦从欧、赵入手。二十岁左右,更加刻苦地临习了《九成宫》、《皇甫君碑》、虞文恭碑》等欧书字帖。正是数年严格而有针对性的练习,最终在二十七岁时“吞云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七言联“欲作兰台快哉赋,最爱灵隐飞来孤”,从书风看应是中年之作,但其浓厚的欧体意味,显然可见早年临欧的功底。其他如《致粹甫诗》、《致兰孙诗》,虽然已为颜书体段,但点画之劲健,也仍然有欧书笔意。

   乾嘉以后碑风初起,当时所见汉魏碑尚不多,所谓“碑版”主要指唐人楷书。如钱泳说:

   “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着一点赵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35

   清中期许多书家也正是从唐人“碑版”入手。而唐人中又以颜真卿书有凝重端庄的庙堂之气,更加受到正统书学的倡导。如刘墉、钱沣、何绍基、包世臣皆筑基于颜。翁同龢中年以后取法于颜的倾向十分明显如《便笺手札》《行书手卷》行书七言联“旧闻草木皆仙药”等。均能见其颜书的功底。

   不过,翁同龢的学颜并不在于点画、结体的准确,而是更加着重于意趣、精神。避免了一般学颜体常见的过于凝重、刻板。而能得其沉雄端劲,结体处理也更灵活。乾嘉时期的钱沣(南园)被认为“学鲁公而能自运,无一笔无来历”。(李瑞清《跋钱南园册》)是清代学颜体最成功的一位书家。其实,钱沣过于追求颜的形似,终于形成一种定型化的模式,并没有能得到颜书的精神。晚清书论家,每将翁同龢与清代其他书家做比较,例如:

   《春及草庐藏翁帖墨迹序》(雪熙)认为翁书“纵横跌宕,几过苏黄”:“本朝书家直突平原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道州、常熟而已。”

   而《清稗类抄》(徐珂)和《书学 迩言》(杨守敬)对翁同龢的颜体书风有更高的评价:“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后一人。说者谓相国生平虽瓣香覃溪、南园,然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松禅亦学平原,老苍绝伦,无一稚笔。同光间为天下第一。询不诬也。”

   这些评论无疑极有见地。翁同龢推服何绍基的隶书,他临《张迁碑》学何的笔法,几与其同出一辙。马宗霍说他“偶作八分,虽未入古,亦能远俗”。36 郑逸梅也说:“松禅相国曾学隶书十年,自以为不工,遂辍止。”37《徐月槎诔辞》是翁同龢不多见的小隶书。十年汉碑之功,虽不以隶擅,但却潜在地影响着其书风的形成。翁书苍健沉厚之气正得力于此。

   要之,翁书不刻意与某一家一派,他于欧、赵,于颜、褚,乃至于汉隶碑刻,皆广泛吸纳,融会贯通。终于形成独具个性的宽博、沉雄、苍劲的楷书书风。

   ㈡,“纵意所适”的行草书

   翁同龢中年以前的行书,显现着早年习赵、董的流美。如翁同龢纪念馆所藏的四条屏《为金门作》即是明证。随着转向对颜书的浓厚兴趣,其行草书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这一转变。他一生所作的大量书信。以及晚年罢职后,在家乡常熟的“瓶庐”重新整理了四十多年的日记、诗文稿,撰写了年谱。这些手稿多是行书和草书。此外,清廷档案等史料中也存有不少翁同龢的墨迹。除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和藏家保存原件以外,其书信手札、日记等手稿有多种影印刊本。清宫档案也在《续修四库全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大型史料丛书中刊出。这些经过整理,有系统,有时代背景为依据的作品,为研究翁同龢书风的演变提供了便利。特别晚年的行草书手札和诗文稿,信手而书,点画顿挫遒劲,大有《祭侄稿》、《争座位》意趣。如《梁山舟碑版异文录跋》、《题旧本东阳何氏兰亭》等,更是遗貌取神的佳作。马宗霍评翁书:“松禅早岁由思白以窥襄阳,中年由南园以攀鲁公,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羁缚。亦时揉北碑之华,遂自成家。然气息淳厚,堂宇宽博,要以得自鲁公为多。”38 比较准确地道出了翁书主要特点。晚年“守拙山中,离群索居”,“偶有书画,聊以遣怀”。恰是那些不被视为书法艺术的手札、文稿和遣怀之作,才最见真性。这些行札,点画使转间,即使极细之笔,极干之墨亦决不轻滑而过。在笔毫的控制与纵放之间,使线的意蕴醇厚,越细微不经意处越见功力。我们知道,行草书笔法来源于真书底蕴,唐代孙过庭《书谱》在论及晋人尺牍书时说:“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翁同龢在真、行、草“使转”和“形质”之间变化灵活,得心应手。一画之中,轻重、疏密、枯润,大起大落,在大开合中显现情绪的生动变化,却又极和谐自然。

   一位西方音乐理论家,在谈到弦乐技巧表现的难度与流畅的情感抒发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时,他用最通俗的语言说:“通过长期训练,困难的东西可以变成习惯的,习惯的东西可以变成熟练的,熟练的东西就可以变成优美的了。”中国书法艺术,在深厚的技法传承与性情抒发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翁同龢的书法艺术正是使深厚的传统技法与性情抒发之间,达到和谐、自然、统一的完美典范。

   翁同龢的书风,与其淳厚宽博的人格修养相一致。如以“书如其人”而论,于翁同龢最为相宜。他碑帖兼融的书学思想和书法艺术,为晚清书坛增添了一道异彩。

   恰值翁同龢逝世百年,谨以此文为记念。

甲申四月于枫屋

  注 释:

  1《清史稿·翁同龢传》,上海古籍书店版《二十五史》。
   2“再用壁间韵呈景秋师”《翁同龢诗词集》74页,翁同龢记念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3《松禅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翁同龢纪念馆编印。
  4《松禅墨迹》第三册“致子京函”转引自《翁同龢评传》,谢俊美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5《翁同龢日记》丁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版,陈义杰点校。
  6《松禅遗画》,转引《自翁同龢评传》311页。
  7《自嘲》诗,见《瓶庐丛稿》,《中国近代史料丛刊》81辑。
  8《复季直》,转引自《翁同龢传》581页,谢俊美著,中华书局94年版
  9《瓶庐诗稿》缪荃孙序。见《翁同龢诗词集》。
  10《翁同龢诗词集》162页。
  11“十六字论书”《瓶庐丛稿》卷六。
  12《翁同龢日记》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13转引自《翁同龢评传》317页。
  14《杨吉南藏蝯叟书跋》《瓶庐丛稿》卷四。
  15《翁叔平隶书墨迹三种》跋,上海有正书局1926年版。
  16何绍基《跋国学兰亭旧拓本》见《明清书法论文选》837页,崔尔平编,上海书店版。
  17《古缘萃录碑帖二卷跋》《瓶庐丛稿》卷四。
  18《瓶庐诗抄》卷一,转引自《翁同龢传》565页。
  19《醴泉铭跋》《瓶庐丛稿》卷四。
  20《道因碑跋》《瓶庐丛稿》卷四。
  21《精拓褚雁塔圣教序记,为徐筱云少宰》,《翁同龢诗词集》164页。
   2232《梁山舟碑版异文录跋》《瓶庐丛稿》二。
  23《题史晨碑》《翁同龢诗词集》70页。
   24《题祝枝山书《樊毅碑》《华山碑》》,《翁同龢诗词集》144页。舆台,喻地位低下。
  25《题赵四体千字文拓本》,《翁同龢诗词集》108页,赵孟頫,号水精宫道人。
  26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
  27包世臣《艺舟双楫·论书》。《书刘文清四智颂后》。
  28《题言卓林藏刘文清楷书百家姓册》,《翁同龢诗词集》6。
  29《题胡息存临争座位遗迹》,《翁同龢诗词集》120页。
  30《题何子贞篆书册为赵仲举》。同上200页。
  31《题何蝯叟书《洞庭春色赋》》。同上200页。
  33见《瓶庐诗稿》,同上170页。大观帖,北宋大观三年徽宗重刻《淳化阁帖》。宋荦(1634-1713)字牧仲,河南商丘人。
  34《题潘伯寅藏瘗鹤铭精拓本》,《翁同龢诗词集》16页,王澍(1668-1734)字若林,号虚舟、良常山人。
  35《赵次公藏宋隔麻拓小字本《麻姑仙坛记》》,同上271页。
  36「38」《书林藻鉴》。
  37《书坛旧闻》62页,浙江美术出版社。

原载《书画艺术》200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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