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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真伪世纪大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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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兰亭序》真伪世纪大论辩

《兰亭序》真伪世纪大论辩 8 年, 3 个月 之前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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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天玕  

  四十年以前,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光明日报》1965年6月10日、11日),从文章和书迹两个方面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惊世骇俗。

  郭文既出,高二适居然在《光明日报》不加修改、《文物》影印发表的情况下,同样在政治和考古的两大重镇,同时发表了对郭沫若的反驳意见。

  天下震惊!一场堪称世纪大论辩的学术争辩,于是迅速形成。

  这场争论牵涉的人极广也极重要,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无出其右。辩论双方主将一为郭沫若,当时居中国科学院院长之位,中国学术界之泰斗;一为高二适,当时籍籍无名。

  1973年,《兰亭论辩》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十八篇文章。“上编”十五篇,系与郭沫若观点一致的文章,“下编”三篇,是与郭沫若观点相对立的文章。出版前言里说: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的论争。郭沫若的一方被打上了胜利的鲜明烙印。

  上世纪晚期,毛泽东于这场论辩中发言的事逐渐传出,人们始知高二适反驳意见能够发表的渊源。然后,人们又在郭沫若的胜利里发现康生的活跃身影。

  于是迷雾重重!这就是一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辩论,今天给人留下的面目。

  毛泽东一手推动兰亭论辩

  高二适的文章本没有发表的可能,是章世钊让它上动“天闻”,才改变了命运。1965年7月18日,毛给郭沫若写了一信:“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力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信中所及的“我复章信”,主要是评论章所赠阅的《柳文指要》定稿,并对章要求发表高文的回复。毛说:“行严先生:……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这两封信均收入1996年11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毛的意见很快被执行了。当时康生不在北京,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代管文化部的工作。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后,就指示发表高二适的手迹。于是有了高文不同寻常的发表方式。

  以毛泽东和郭沫若的私谊,高二适当然没得比,而且从毛信中内容来看,毛对高文的观点并未完全赞同。毛泽东劝说郭沫若同意发表争论文章,就一般的世故人情理解,无非是给章行严先生面子和毛“但争论是应该有的”雅量。但郭沫若是不开心的。郭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只是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并不想什么书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驳议>的商讨》花了两天时间写出来。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这样没火气的答文。后面有些句子,人家说是刺也可以。高文也的确太不成话了。皇帝过过目,就不会是假?‘金目’不二嘛。我从来不写什么指正之类的客套文字,为了高二适,我只好‘变节’了。”(《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康生为郭沫若掠阵

  中共高级领导人中,康生是公认的书法家,上海南京路“王开照相馆”题名的书法一直享誉海上书坛,没带半点阿谀。毛泽东称康生为“康老”,称郭沫若为“郭老”,康生和郭沫若互称“郭老”和“康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发表诗词,郭沫若为每首诗词都写了赏析文章,注释里说:有些文章是经过康生看过的。纪红说:1998年12月9日采访陈明远时,陈告诉说:“郭沫若与康生,还有陈伯达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很有交情,比如郭老关于《再生缘》的研究,到海南岛访海瑞墓等都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郭沫若知道毛泽东对康生十分器重,因此对康生也十分尊重,比对胡乔木尊重得多。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他们关系密切也缘于对文物有相同的爱好。兰亭论辩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又说,黄苗子在致自己(纪红)的信中说得更为明确:“《兰亭》论辩,据我所闻,是康生幕后指使郭老主演的一幕胎死腹中的怪剧,但只是一鳞半爪的小道消息。如能找到江苏高二适的后人,或者有些线索。但以《兰亭》真伪如何能扯人政治问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1998年12月6日)

  高二适的手稿在《文物》杂志上影印发表,十分引人注目。章士钊猜测道:“郭老在讨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度量,把高二适的文章在《文物》上影印出版,看来也是郭老的主意吧,这种做法就很好。”8月2日,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高二适的文稿,《光明日报》不加修改,《文物》影印发表,是‘示众’,可是读者未必了解,高二适他们也许以为太看重他们的书法哩。”心情其实很不好!康生回到北京后,对陈伯达的做法很不满意。陈伯达说:“今后不再管文化部的事情了。”康生然后亲自组织文章,支持郭沫若。

  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回忆:“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正庆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正庆为徐森玉代笔写了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正庆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郑重:《回眸“兰亭论辩”》,载《文汇报》1998年11月26日)黄苗子也透露了一个内幕,他说道:“关于兰亭案,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龙x x(名字忘了)十分起劲,写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报上,杀气腾腾,后来听阿英先生说:这是代表康生的论调。”(1998年12月15日致纪红函)这里的“龙××”即是撰写《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的龙潜。龙潜正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所提到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除了论述有关“隶书的笔意”外,龙潜写道:“唐太宗提倡王字,是别有一番用意的。……他是把《兰亭序帖》,作为一种治世的工具,用来粉饰太平的。”又说:“有人把《神龙本》捧上了天。其实,只要细细揣摩,对结构、笔意,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某些笔意,正是韩愈所说的‘俗书’,不是书法绝美,而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頫、地主恶霸董其昌等人。”黄苗子说兰亭论辩和政治挂钩也许就出于此吧?

  康生看完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清样,写信给郭沫若:“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两天后,即8月17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次会议代表时,向康生问起兰亭“官司”。当天康生给郭沫若写信通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的告诉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同上)

  郭沫若为什么质疑《兰亭序》的真伪

  因郭沫若质疑《兰亭序》的真伪,陈叔通曾写信给沈尹默。沈回信说:“公谓南京出土之王、谢墓志,自别是一事,与兰亭无涉,的是如此。郭公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笔者接触过的上海书坛中人,基本都持这样的态度。也有学者持客观的意见,如张政平先生,有一次在谈论《兰亭》之争时对笔者说:高二适这个老老学问好得不得了,文章也写得好,但没有提出什么新依据。反而是郭沫若的文章,虽然是翻案,写得倒有力。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质疑《兰亭序》呢?纪红在其文《‘兰亭论辩’是场什么样的‘笔墨官司’》(《书屋》2001年第一期,总第三十九期)有一段采访商承祚儿子的文字,特别点出,“1998年12月17日,他的儿子……到北京时,笔者(纪红)曾问其父亲为何公开批评老友郭沫若。他说:‘抗战时期,我父亲跟郭沫若比较熟。在重庆沙坪坝,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一些学术活动,写写字,探讨考古上的一些问题。郭老当时的看法,和后来写的‘兰亭’文章有很大的不同。我父亲也跟我谈起过:‘为什么他突然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他觉得应谢巴自己的观点和多年的研究体会写出来。”

  郭沫若突然改变立场,其目的就可疑了吗?

  1965年8月23日,郭沫若致信他在六十年代“无话不谈的小友”、诗人陈明远时说:‘《兰亭序》之辩论,已不仅是王羲之文章、书法真伪问题,更涉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即时代风尚与艺术潮流的问题。历史是发展的,人类文化的审美观点是逐步积累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然,同一时代的儿门,由于历史地位、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会产生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从大的方面看来,共同时代总会形成若干共同的特点。商周青铜器是如此,汉唐石雕是如此,历代诗词、绘画、书法等等,更何尝不是如此。必须有严格科学的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才能作出新的成果来。只有在许多细致深入的分析基础上,才可以对我国历代文化的系统演变,进行综合、总结。这恐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只能做一块铺路石罢了。”(《郭沫若书信集》下册,黄淳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郭沫若的字,上海的书法家一般认为是有点野的,但这样的评价,浙江沙孟海也曾当受过,所以其中意义大约也很精奥。笔者一次偶尔看到郭少年时的临摹之作,知道他确是天才,“野”只是他的选择,不是无知。郭沫若字如其人,奔放不拘绳墨,逐个看有个别字不那么相称,整体看浑然天成。据说,郭写起字来要用自己随身带的文房四宝,墨要新磨,不用现成墨汁,写条幅时也十分用力气,冷天时要宽衣写,暑天写字则弄得大汗淋漓。

  有人回忆:“他(郭沫若)说,古人说写的好字,力透纸背,我以为要字立纸上。我看他每次写字,者腰提到这句话,我看他提得多了,说‘我看到有不少人的字很好,人们裱呀,挂呀,有的还刻上石头,可是政治运动一来,连他同大家照的像也挖了去,更不说他的字,‘杭巴郎’(全部)给清除了,怎么立呢?’他没想到我会联系到政治运动来考虑问题,怔了一阵子,不胜既然地回答说:‘那是另一回事了,那是另一回事了。’确实,十年动乱中,郭老的字也碰上政治灾难的时候,拿他在广州泮溪酒家所题的一首七律来说,他写的字原是横幅,像武汉市文化界某同志所说,笔下颇有‘茅台气’溢出,可文革一来,店经理也得把它‘监护’起来。打倒四人帮后才重见天日,但横幅变为长条,字也已没了‘茅台气’了。我近年看到一个相当大的火车站,竟然把郭老字体的站名用别的有点像一般商店‘招牌字’的字体代替了。我为此百思不得其解,郭老的字果真立不稳吗?是新的价值观作祟,还是有眼不识泰山呢?这只好由日从或后人来评议了。

  郭老对古代名家的字很有兴趣。在端州,他摩挲许多碑文,特意指引我看李北海写的碑文。他也钦佩李氏的为人,认为历史上写得好字的人多如牛毛,学习写字的人不要依样画葫芦,重要的是写出自己的风格。他曾要我借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给他看,叫我有空也看看,说包对执笔运锋,研究独到,学书者涉猎一下也好。我当时心目中除了‘大王’之外,容不下别人。可是他说,世传王羲之的字多为依托,这可令我感到突然。一次,大概是1963年(按应为1965年),他到我家一趟,看见我写字桌上有一本在文德路旧书店买到的兰亭序定武刻本的影印本,他一口气把本子里粤学者李文田的跋文读完,说李氏有大见解,认为今本兰享序是后人伪托,与他这位也是兰亭怀疑派的论断不谋而合,他越读越显得高兴。原来郭老正从新出土的晋代墓碑——特别是王羲之兄弟王兴之墓碑文仍多为隶书体而证明后来流行的《兰亭序》帖是后人伪托之作,又从《兰亭序》与《临河序》对比中看出连序文也是伪托。这次郭老看到李文田对《兰亭序文》早于他已提出三大疑点,李氏又写出‘文已无有,何有于字’的‘千万世莫敢出口’的大胆论断,就无异于又找出一个百多年前学者的‘同调’,其高兴可知。这些论断,丰富了郭老自宋以来所涉猎到的怀疑兰亭序的见解,这也是后来郭老据以同章土钊、高二适以至商承祚的这些对王序肯定派的论辩的主要根据之一。郭老1965年在《文物》杂志上写的文章,把李文田的定武本跋文全登了出来,并且说是‘我自己最近才知道有这文章的’。可见当时郭老看了我的兰亭藏本中李氏的跋文十分高兴,是事出有因的。”(罗培元:《从郭沫若同志游学之杂忆》)

  中科院已故的杨连贵生前和笔者说起郭沫若,即说郭老平易近人,热情洋溢。杨老师是科学家,性格耿直,说一是一。学界对郭沫若“学霸”习气有些微词,但立场既异,所见不同。罗培元的回忆,应该可以弥补天下对理解郭沫若动机的资料之不足。

  振衣而起高“野儒”

  高二适,江苏东台人,自幼生长于乡间。高二适先生的父亲是位塾师,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国民小学校长。十八岁时即承继父亲的事业做了教员,时向上海《时报》投寄诗文,得以结识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先生。戈也是东台人。二十年代,章士钊办《甲寅》,高又是热心的投稿者。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但因病回乡。后应陈树人之邀担任过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解放后在上海做普通的教师,

  1958年因病退职。1963年经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推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本是以资贴补生活,不料在《兰亭》论战中,恰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身份。1977年3月,高二适病逝于南京。他的老友林散之书碑,题为“江南诗人高二适先生之墓”。林散之曾对人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写字写死的。这人就是指高二适。

  1963年,章士钊见到高二适的一帧诗帖,“挥洒极工,颇类南宫名札”,于是爱之重之,在香港大公报为之写诗,“郑重以出之”。当年又推荐高力口人江苏文史馆。章士钊介绍高二适语中有一句云:“高二适本无书名,唯无书名,是以独绝。”这话本身也说得很绝。

  郭沫若根据其对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等几方东晋早期墓志基本上是隶书体的考证,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所依托。本来,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李文田和包世臣曾经提过,只是未引起更多的注意。由于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地位显赫,因而他的“依托说”一提出,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对李文田、包世臣直至郭沫若以及康生等进行指名道姓的辩驳。他将文章寄给报刊,相关报刊均以退稿处理。高二适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

  章士钊居然不推辞,于7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信曰:“……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望。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7月23日,高文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物》第七期,高文手迹影印发表。高二适大名遂轰动天下。

  成名以后,高二适也发表过一些翻天下大案的见解。例如怀素《自叙帖》,书法史早有定评,为狂草中的杰作。高二适却提出很不同的看法:“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他评论传世的怀素《苦笋帖》真迹:“此苦笋帖尤隆,何名之有哉!”对于相传是王献之真迹的《鸭头丸帖》,则认为“此等帖殊未见佳,真迹再三模勒,遂致俗态可感也”。高连续颠覆三大名帖,笔者的一位朋友转述其师复旦某教授言语说,高二适也是一个妄人。不过有《兰亭》的先例,这次天下没有共讨之的义愤了。

  但传说在高二适拍案而起的时候,曾有“何来鼠子敢跳梁,兰亭依旧属姓王”之句。

  1971年,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发行,章寄赠高二适一套。高二适仔细阅读后,发现失误之处颇多,于是一一摘出,并加纠正,汇成《纠章二百则》一册。高的小女曾问父亲:“章先生是你的老师,您怎么能编这样一本小册子呢?”高一笑,借用一句西哲名言答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正要寄给章先生的时候,噩耗转来,章已不幸在香港病逝。高认死理不留面子,是耿直的“野儒”。

  《兰亭序》真伪的是是非非

  《兰亭序》历来被认为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和字,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1965年在南京郊外出土的两座东晋墓志铭,引起了郭沫若对《兰亭》的质疑。高二适质疑郭沫若以后,郭沫若又写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文物》1965年第9期),正式接火这场论战。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但是,随着“文革”风暴的来临,这场争论也只好休战了。

  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上发表《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旧话重提,再次坚持《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高二适当时立刻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可惜无人肯发表。直至1982年,《书法研究》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一组有关《兰亭》真伪的文章,第一篇就是高二适先生1972年写的那篇《兰亭序真伪再驳议》。当时高已经去世有年。

  郭沫若用来鉴别《兰亭序》真伪的方法,接近王国维创立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把近代的实证主义方法同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强调运用传世的“纸上材料”与出土的文献文物相互印证来考辨古书古史的真伪。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往学者辨伪时或“以经证经”,或在注疏传笺上兜圈子的传统方法,第一次提出以地下出土的文献文物与传世典籍文献相印证来辨伪,从而推进了重视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高二适的论证方法就陈旧得多,用启功的说法,就是“古文家的笔法”而已。张政平先生浸淫训诂,以小学家的经验判别其中的上下,所以反而称许郭沫若。

  《兰亭》就没有真的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在会稽(今绍兴)的兰亭,曲水流觞,赋诗抒怀。其间作诗三十七首,结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作序。这就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称《兰亭序》、《兰亭》的由来。

  施蛰存说:“我在中学时,国文教师已经给我讲过这篇文章,可惜我早已记不起老师如何讲法。自己当国文教师时,也给学生讲过几十遍,也记不起当时我如何讲法。大约都是跟着各种注释本,一句一句地讲下去。讲完之后,赞不绝口地对学生说:‘好!好文章!’解放以后,我没有讲过这篇名文,不过,我学会了用思想分析的方法来讲古文。‘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嘉定劳动,住在卫生学校。一天,有—位卫校语文教师拿这篇名文来问我,她说:‘这篇文章上半篇容易懂,下半篇难懂。特别是其中一句:‘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到底是什么意思?’经她一问,我把全文又读了一遍。禁不住发愣了。怪哉!怪哉!从前讲得出的文章,现在讲不出了。从‘向之所欣’到‘悲夫’这一段文章,是全文主题思想所在,可是经不起分析。我和那位女教师逐句讲,逐句分析,结论是对这段名文下了十二字评语:‘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孔仲尼没有说过这句话。‘死生亦大矣’,见《庄子·德充符》,作者抬出一个假设的孔仲尼来和一个跛脚驼背的王老做论辩的对立面。王老的思想代表庄周,对于人的生命认为无论寿夭,同归于尽。孔仲尼却认为人的死生,关系很重大,尽管长寿和短命,同是终尽,但这是从同的现象看,如果从不同的现象看,死生的意义就不同了……把‘死生亦大矣’这一句的意义讲明白,就可以发现这一句写在‘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之下,简直无法理解作者的思维逻辑。底下还加一句‘岂不痛哉!’我们竟不知道他“痛”的是什么?……我和那位女教师讲完之后,她也同意我的讲法。她说:‘我就是觉得‘死生亦大矣’这一句上下都接不通。你一分析,挑出了整段文章的杂乱。以后怎么办?怎样讲法?’我说:‘照老样子讲,不要改变。这些文章已成权威,碰不得,只好人云亦云地讲,明哲保身。’这件事,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今天看神龙本《兰亭帖》,忽然想起旧事。因略有空闲,故秉笔记之。反正我已快要‘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用不到再‘明哲’了。一九九○年九月二十日”(施蛰存:《批比<兰亭序>》,因特网“时代书城·现代文学·施蛰存作品集”)

  王羲之的这篇文章《晋书·列传》“王羲之”条下有记录。

  《世说新语·企羡篇》云:“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刘竣注云:“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刊、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比《兰亭序》要简洁很多。

  今传《兰亭》帖二十八行,三百余字,乃草稿,草稿未必先写题目,这是常事,也是常识。况且《世说》本文称之为《兰亭集序》,注文称之为《临河叙》,有不同也很正常。但也有人就据此认为今本系据后者假冒。这是对文字的不同理解引出的分歧。《兰亭序》原迹已给唐太宗殉了葬,现存的重要复制品有两类:一是宋代定武地方出现的石刻本;一是唐代摹写本。宋代有许多人对于《兰亭帖》的复制作者提出种种揣测,对于定武石刻本的真伪也纷纷辩论。到了清末,有人索性认为文和字都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如施蛰存,批评的是全文的思想混乱,意指《晋史》已经在王羲之文中已经窜入文字,不是王羲之的原文了。

  1998年12月13日下午,启功在北京师范大学寓所内接受纪红采访,谈及论辩当年的情形说:“原来,郭老提出《兰亭》是假的,那会儿我住在鼓楼前锣鼓巷,跟阿英先生隔几个胡同。他告诉我:‘郭老叫你写一篇文,响应郭老的观点。’我原来写过关于《兰亭》从前的辩论和有关《兰亭》的本子的文章。郭老看过这些文章,就叫阿英告诉我再写一回。我还是我的旧观点,写了一篇,观点还不够明确地说《兰亭》是假的。后来阿英先生说:‘你必须得落实啊,游移的不行啊。’我就按郭老的意思写,说《兰亭》是假的。我的观点已经习惯了,所以这篇文里还有游离的词句。不过,郭老也同意了,就给发表了,就这么回事儿。

  ‘《兰亭》这件事呀,国家文物局原先有一位老太太说:‘《兰亭》自古也没真的。’她这话说得最概括了。因为真的《兰亭》被唐太宗埋坟里了。所有的本子,就是拓本定武本、唐摹本都是假的。她的话最透彻啊。可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文已经写完了。后来我想回起来,这位说得实在有道理。后来编了一本《兰亭论辩》,不同意郭老意见的只有三篇,最不同意的,是高二适先生。高二适先生的文章就是那么说,是古文家的笔法,也没有具体地说明《兰亭》为什么是真的,没有说到很直接的证据。这个本来也没法儿有直接证据。那篇文章《文物》杂志连原稿都登出来了,论辩尽管是论辩,既是论辩,他总得有点理由啊,他那篇文章的理由是《兰亭》文学价值很高,可是他科学论证的地方并不太多。也不能因为有了他的这篇文章就完全相信、就足以证明《兰亭》是真的。”

  纪红问启功:“这篇文章后来没有收进《启功丛稿》,是不是因为您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呢?”

  启功答道:“倒不是。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么随手写的,阿英同志叫我写,我就写了,我吃完晚饭,从我那个胡同出来,走一小段吧,到他家,他就叫人当晚给郭老送去了。那天假定是礼拜五,郭老礼拜六看了就交《光明日报》,礼拜天就见报了。我是很仓促写的。论点也不够,插图也不够。从前有科举考试,可是谁也不会把考试的卷子刻在集子里呀。我在那篇文里怎么说的,我也都忘了。那位朋友说:《兰亭》从来也没有真的。这话是最概括、最通达,不可能有真的了。”(原注:根据录音整理)(纪红:《“兰亭论辩”是场什么样的“笔墨官司”》,《书屋》2001年第一期,总第三十九期)

  但启功在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兰亭帖考》中,把清人李文田的观点也批了一通。他说,总结起来,除了李世民见到的《兰亭》才肯定是真的,其余唐以后人所见都靠不住。

  《兰亭》大论辩上动“天子”,下及黎民,莫不兴趣盎然地厕身其间,是典型而纯粹的中国式公共议论。我最赞许的,则是郭沫若的牢骚——“皇帝过过目,就不会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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