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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快乐是创作起点,一生没有寻找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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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黄永玉:快乐是创作起点,一生没有寻找伟大意义

黄永玉:快乐是创作起点,一生没有寻找伟大意义 8 年, 5 个月 之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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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玉的童年在湖南凤凰度过,读书时以逃学闻名,十二岁离乡求学,在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时多次留级,后来校友聚会时,曾经跟他同班的有一百五十来人。一九四八年,黄永玉从台湾来到香港,起初没有住所,漫画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请他到家中暂住,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黄永玉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后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金庸、梁羽生等。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霑、蔡澜成为忘年交。

  李怀宇:在香港罗孚先生家,我们聊到你的一件趣事,说一家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你和朋友经常去,有一次你们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你就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先生笑眯眯地来了,你交上画,叶先生预付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有这个事,就是偶然的这么个事。罗孚当时没有跟我去,主要是叶灵凤先生,叶先生当时在《星岛日报》工作,那个店叫“美利坚”,里面有童子鸡,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钱,没有常常去。

  李怀宇:那时候还有一位后来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龄。

  黄永玉:喔,查良镛。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过我,请我谈他,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笑)

  李怀宇:黄霑应该是后来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几岁。

  黄永玉:湖南电视台曾经采访过黄霑,问他,听说你失恋时黄永玉安慰过你?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又问,听说黄永玉让你享受“失恋的诗意”,有没有这回事?黄霑说,这就是放狗屁了,失恋都要上吊了,还能有诗意吗?(大笑) 李怀宇:你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他根本没有发掘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黄永玉: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敢这样做,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战士。这样一来他当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的画面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他的文学才能也很高,他写广州的竹枝词,信手写来,举重若轻。我看过他一本书,写他自己的,很了不起,从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杀出来。今天你们这么好的环境,小学中学大学出来,就有工作,那时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这个不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杰出的、少有的艺术家,一个战士。

  一九五三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文革”期间,黄永玉因“猫头鹰黑画”事件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黄永玉再次到香港,作品渐为市场所重。

  李怀宇:一九五三年怎么从香港回到北京?

  黄永玉: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在香港,最初是一九四六年去的,后来又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去香港之前又在台湾待了几个月,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到台湾。我们到台湾,很多画家也在台湾,住了不到半年,后来中共地下党知道第二天中午国民党要抓我,通知我赶紧走,替我买了票,用车子送我,从基隆离开了,到香港,那是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三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书了。

  李怀宇:沈从文先生读过小学,当了教授,你读过中学,也当了教授。两个人好像都没有毕业?

  黄永玉: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笑)。

  李怀宇:当时是沈从文先生写信让你回北京的?

  黄永玉: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先生也写信,这是我们老这么讲,人家喜欢说是沈从文写信让我回去这么一个故事。事实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时候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虽然我多少年来一直是左倾的,拥护共产党,但也没有真正认识共产党……广义地来讲,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社会主义,其实我懂得多少社会主义呢?回来总是开心的,那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有很多人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知道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凤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从文牵在一起。其实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这种关系重新结起来,他是我很亲的亲戚,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两个事情:成长的过程是左翼文化影响,亲戚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沈从文,是这样子。

  李怀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黄永玉:我们几乎天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来了,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天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到我家里,我就谈到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领导我们的党是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我们也不是党员,但是感觉到在他的领导下,真正是奋不顾身,吃饭、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头一有指示马上行动,毫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讲“没有钱怎么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不用拿津贴的。具体的领导都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李桦、野夫、陈烟桥这些老木刻家,一年开两次全国性展览会。那时不像今天的展览会这么简单,没有经费,周围都是敌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在老大哥家里拼命地工作,总得管饭吧、管交通吧,什么都不管的(大笑)。这样的状态下,感觉到这么好!

  李怀宇:那时候许多文化人都是有这么一股激情的。

  黄永玉:是的,不要说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买了一块木板,这么高,这么长(用手比划)。自己用三轮车运回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个帮手,我就画稿子,刻了整整九天九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那时候也没有可能去拍照,发表都没有发表过,稿费都没有拿。我们义卖慰劳解放军,到了香港华商总会卖那张画,两三千块钱,当时的两三千块了不得,全部慰问解放军。“文革”时把这张画当做“黑画”,说歪曲解放军的形象,说把解放军画得那么矮什么什么的。我心里想,你们这帮人,我当年是怎么样工作的,你们是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你们有我们当时那样有出息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讲我?当时心里这么想,也不敢说,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啊!二十多年就这样浪费了。所以有一次我讲:这么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浪费了。我也不是懒惰的人,很愿意工作的,要是我现在只有五十岁多好啊,但没办法。

  在北京万荷堂,黄永玉喜欢请一些老朋友来聚会。黄苗子、郁风、丁聪、王世襄、范用、杨振宁、张开济、刘诗昆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欢声笑语。“文革”时,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如今安享晚年,这些老人有了另一种从容的生活。

  李怀宇:我觉得你和那些老朋友了不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是那么从容,而且都很长寿。

  黄永玉: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前一段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很多失败者也写了传记,而且具有和胜利者写的传记一样的价值。很多人研究胜利者,但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传记里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有人说,人活着一辈子,太没有意思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意思啊?对死,我曾经有一个系统的看法,当然,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吗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用粤语讲,黄太张梅溪是广东人),说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所以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他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

  李怀宇:黄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遗嘱》里也讲了类似的意思。

  黄永玉: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笑)。

  李怀宇:不管画画、写作,还是对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乐”。

  黄永玉:我一生都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最近我画了一张画,写了《快乐论》,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快乐方式。

  画画的基础,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对吧?要是你碰见灾难倒霉,你就没法好好画。我在毛主席纪念堂画完了以后,人家“替”我感觉到这个工作很重要,来访问我:“你说说看,你在画这个稿子的时候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就希望赶快完成。他说不是不是,画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我说心情就是希望认真地画,赶快完成。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嘛。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一边哭一边画画,有这样的事吗?这样也画不好。你想我这么讲,像郭兰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流眼泪,你相信那眼泪是真的?搞艺术当然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

  看画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张画,我拿给你看(进房取出一张画)。你看看,我在这画上题了跋(边看边念题跋):一切创作的起点是快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快乐能做得出事。我这也说得不全面,不快乐的人也能做使天下不快乐的事。创作不只是让自己快乐,也能令别人快乐。伊壁鸠鲁的《快乐论》早已把快乐的根源剖析得很畅明了。有人问:悲剧呢?史诗呢?我说,悲剧令人掉泪,史诗令人肃穆,而作者是快乐的。

  (摘自《访问历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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