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08252019

Last update03:20:24 下午

Back 书法论坛
欢迎您, 游客
用户名 密码: 记住我

辜鸿铭书法: 菊残犹有傲霜枝 - 管继平
(1 人正在阅读本页) (1) 个游客
  • 页码:
  • 1
  • 2

话题: 辜鸿铭书法: 菊残犹有傲霜枝 - 管继平

辜鸿铭书法: 菊残犹有傲霜枝 - 管继平 8 年, 5 个月 之前 #404

  • xiaoniu
  • 离线
  • Gold Boarder
  • 自由,平等,人文
  • 帖子: 237
  • 声望: 0
4b048e7e2f8d619ddff42.jpeg


在老北大的那批名家大师中,真正不擅书法的很少,大概最出名的就算是刘师培了,这位被周作人调侃成北大文科教员中“恶札”第一名的,再经《知堂回想录》的传播,遂“恶”名远扬了。尽管随后周作人继续调侃,将自己评为“恶札”第二名,但熟悉的人都知道,如果这不是在说笑话,那么就是他在矫情了,因为周作人的书法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进入“恶札”的排名,要进的话,我倒想起另一位北大名人,那就是辜鸿铭先生。

辜鸿铭被称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奇人,他身世奇特,1856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英国人开的橡胶园里,父亲祖籍福建,母亲是葡萄牙人。自小聪敏的他被当地的苏格兰传教士布郎赏识,并收为义子。于是,13岁的他被义父带回欧洲接受西洋教育,就读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1877年,他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并研究德国文学、哲学,发表不少文章。而后辜又去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游学,在总共长达14年的欧洲生活中,不仅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更使他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成了深谙欧美文化精髓的通才。1885年回国后,他先于张之洞幕府做了17年的洋文案,后又督办过黄浦浚治局,清末时曾官至外务部的左丞等。由于他曾娶日籍姑娘吉田贞子为妾,所以,他幽默地称自己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4b048e7eaafbd2bd058ff690.jpeg


就这么一个喝着洋墨水长大的“东西南北”人,不要说其传统书法没怎么练过,就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他起初也是一无所知,全是后来发力苦读恶补而成。

张之洞的幕僚中多翰林,辜鸿铭欲拜诸师,皆不可致。曾有则故事说,当时同在张之洞幕中的沈曾植,就很小视辜,辜欲与沈交流,以求治学门径。不料沈曾植竟辱之曰:“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鸿铭闻之大羞,乃沉酣寝馈,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他说“道固在是,无待旁求”,凭着他天资聪颖,越十年而终获大成。后有一次辜鸿铭还特意拜谒曾植,并曰:“敢问可有先生通而吾不通者耶?”这回,我估计要轮到寐叟先生不好意思了。

我想,辜鸿铭的一些笔墨功夫,主要就得之于他在张之洞幕府那段时期,花了十数年浸淫国学时所练就。不过从他现存的一些墨迹来看,他在书法上似乎没有发愤下临池摹帖的苦功,但出于实用功能的考虑,其常规的训练以及对碑帖的浏览阅读还是必不可少的。根据那时的环境,著述日记手札等一切书写工具还非毛笔不用,所以,从欧洲回来的辜鸿铭必须要经历一个从硬笔到软笔的痛苦转换过程。据说,刚开始时辜鸿铭对汉字的掌握和书写确实适应不了,写起来还时常缺胳膊少腿,有文记载说,他曾将“非”字两旁的六短横都写到两竖里面去了,引来一阵嘲笑。但他后来专读《说文》,识得汉字甚至比一般的学士更多。在北大当教授时,他还和两个美国女士讲解中国的“妾”字,他说:“‘妾’字,即立女也;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

尽管辜鸿铭满腹洋文,但他对东方文化中许多被认为是“糟粕”的东西却非常热衷,比如,中国女人的小脚、一夫多妻制等等。两个美国女士听他对“妾”字的解释,立即反驳说:“那女子疲倦时,也可以找几个男人靠靠呀!”

辜鸿铭从容诡辩:“你可以用一把茶壶配四只茶杯,但哪有用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呢?”从此,他的“茶壶茶杯”理论风靡全国。
除了赞同纳妾缠足外,辜鸿铭还非常喜欢清代男人头上的辫子。已进入民国了,人家都剪去了辫子,但唯有辜鸿铭依然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去教课,学生嘲笑他,他则回应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永远存在的!”张勋生日时,他还以苏东坡的诗句来形容头上的辫子: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后他解释道:“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枝”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若撇开其他意义不谈,就这两句诗的妙用,充分显示了他的自信和不凡!

自沉潜精研了中国经典文化后,辜鸿铭终成了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曾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他俩是爱丁堡大学的昔日同窗)大讲孔学,伊藤博文笑话他说:“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竟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今世哉。”辜却胸有成竹地巧妙答道:“孔子之道,譬若数学之加减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虽数千年而不易也。”一句话说得伊藤无言。辜鸿铭还是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大学》用精确流畅乃至优美的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人,并以歌德等西哲为注释,以教化西人。所以在20世纪初,辜鸿铭国外的名气要远大于国内,那时西方人甚至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英国近代著名小说家毛姆于1920年游历中国时,就专程到重庆拜访了他们眼里中国最有名的儒家辜鸿铭。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中国游记》,在书中毛姆还以“哲学家”为题,记录了他和辜鸿铭的这次会面过程。有意思的是,文中还有一段细节涉及到辜鸿铭的书法,毛姆写到他临别时向辜鸿铭提出求一幅墨宝,辜笑着问他:“你也喜欢书法作品?”并说:“我年轻时侯的书法在人们的眼里还远不是一无是处呢。”然后便在书桌边坐下,拿出宣纸,当场研墨挥写了一幅相赠。看来,辜鸿铭留下的墨迹虽不多,但偶尔还是会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赠人的。笔者曾见过他一幅四个大字的墨宝,虽风格结构上看不出流派渊源,但线条苍茫有力而颇有韵致。如图一幅书法,是辜鸿铭给盛宣怀的一件书札。细品之下,除首行的抬头写得略显生疏外,其余从线条、行气、韵致来看,都大有可观处,且有一种烂漫天真的生动气息,落款处更是潇洒自然、从容老辣,非老手莫能为也。因此,文前所说的“恶札”云云,其实也是顺着知堂的调侃说说而已,因当时那般大文人中,能写和会写书法的实在太多了,故相比较而言刘师培、辜鸿铭他们几位则略逊一筹了。
辜鸿铭对于传统的中国书法自有一番独到的理解。我曾在一本书中读到他一段精辟的论点,他认为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而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因此,他说:“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如果缺乏对中国笔墨的体验,这话是无论如何说不出的。

辜鸿铭: 沉醉于三寸金莲的男人 8 年, 5 个月 之前 #405

  • xiaoniu
  • 离线
  • Gold Boarder
  • 自由,平等,人文
  • 帖子: 237
  • 声望: 0
怪物辜鸿铭:沉醉于三寸金莲的男人——视女人小脚为写作兴奋剂


在近代中国学界文坛上,有一大怪人,尊崇他的誉他为“怪杰”,诋毁他的称他为“怪物”,这个人就是狂儒、怪杰、拖长辫的北大教授:辜鸿铭。

辜鸿铭,祖籍福建厦门,1856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一个橡胶园里,自小俊敏的他被在当地传播基督教的苏格兰传教士布郎赏识并收为义子。知识渊博的辜鸿铭,一生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外语,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和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年过花甲,背诵六千一百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

辜鸿铭是个矛盾的混合体,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使他成为清末的第一大怪物。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最爱的却是东方姑娘,辜鸿铭以“爱莲” 名动天下,此爱莲非周敦颐的“爱莲”,而是中国古时女人特有的三寸金莲。辜鸿铭曾戏称自己的成就主要归功于那双金莲,称其为自己的“兴奋剂”。辜鸿铭的原配夫人淑姑,就是凭借那双长不及掌的金莲,把辜鸿铭所折服。在辜鸿铭眼里,淑姑有一双“特别神气美妙的金莲”——中国旧式妇女所独有的小脚。

传说辜鸿铭写作时,遇到思路滞塞,文笔枯干,便会大喊:“淑姑,快来书房!”淑姑便会应声而至,坐在他身旁,奉献出丈夫须臾不可离之宝物——小脚。任凭辜鸿铭将一对小脚攥在手中摆弄,拿到嘴边嗅闻。片刻,辜鸿铭便像“兴奋剂”那般来了精神,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下笔有神。

辜鸿铭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且成了他特有的一大癖好。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辜鸿铭视妇女缠足为国粹也就罢了,还把一夫多妻当作天理,曾为此留下世界级辩论:“壶一杯众”论。这与他婚姻生活的怪有关。辜鸿铭痴迷中国女子的三寸金莲,有了“兴奋剂”还不够,娶了淑姑不到一年,辜鸿铭便纳了日本姑娘吉田贞子为妾,晚年又收了碧云霞姑娘。且有一套为纳妾辩护的理论。“妾者,立女也”,意思是说男人在外为家为国辛苦奔波时,应有女子立于其旁,作休息扶手之用,换句话说,也就是男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惹得女子尤其是西方在华女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向他下战书。面对为何赞成纳妾却反对女子多招夫的责问?辜鸿铭却风马牛不相及地问人家是否见过中国的茶壶,洋太太不知辜鸿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回答说见过。辜鸿铭便说:“这茶壶和茶杯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则是万万不可的。”辜鸿铭这著名的“杯壶论”,后来广为流传,以至于和他灰白的辫子一起,成了一代怪杰的标志。

说起他的辫子,虽称不了怪癖,但确实令人费解。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1930年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便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并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印象极为深刻:“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辜鸿铭对那条“象征性的发辫”确实坚持己见,他曾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还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人家剪掉辫子后戴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

可辜鸿铭却是大清人中最早剪辫子的人之一。那是他在苏格兰读书时,他有个女友喜爱把他黑亮的辫子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女友,辜鸿铭竟“咔嚓”一声剪下了自己的发辫赠与女友。

对辜鸿铭,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立独行的辜鸿铭,辩才无双的辜鸿铭,说不尽、讲不完、弄不明白的辜鸿铭,1928年4月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他的古怪离奇让人诧异,逸闻轶事令人捧腹。

精通九国语言的辜鸿铭的外语学习方法 8 年, 5 个月 之前 #407

  • jiadakong
  • 离线
  • Senior Boarder
  • 帖子: 69
  • 声望: 0



辜鸿铭,精通九国的语言文化,国学造诣极深,曾获赠博士学位达13个之多。他的思想影响跨越20世纪的东西方,是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者,又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

辜鸿铭10岁时就随他的义父----英人布朗踏上苏格兰的土地,被送到当地一所著名的中学,受极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课余的时间,布朗就亲自教辜鸿铭学习德文。布朗的教法略异于西方的传统倒像是中国的私塾。他要求辜鸿铭随他一起背诵歌德的长诗《浮士德》。布朗告诉辜鸿铭:“在西方有神人,却极少有圣人。神人生而知之,圣人学而知之。西方只有歌德是文圣,毛奇是武圣。要想把德文学好,就必须背熟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他总是比比划划地边表演边朗诵,要求辜鸿铭模仿着他的动作背诵始终说说笑笑,轻松有趣。辜鸿铭极想知道《浮士德》书里讲的是什么,但布朗坚持不肯逐字逐句地讲解。他说:“只求你读得熟,并不求你听得懂。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稀里胡涂地把一部《浮士德》大致背了下来。



第二年布朗才开始给辜鸿铭讲解《浮士德》。他认为越是晚讲,了解就越深,因为经典著作不同于一般著作任何人也不能够一听就懂。这段时间里辜鸿铭并没有停顿对《浮士德》的记诵,已经可谓“倒背如流”了。

学完《浮士德》,辜鸿铭开始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布朗为辜鸿铭定下了半月学一部戏剧的计划。八个月之后,见辜鸿铭记诵领会奇快,计划又改为半月学三部。这样大约不到一年,辜鸿铭已经把“莎士比亚”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

布朗认为辜鸿铭的英文和德文水准已经超过了一般大学毕业的文学士,将来足可运用自如了。但辜鸿铭只学了诗和戏剧,尚未正式涉及散文。布朗安排辜鸿铭读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国革命》。辜鸿铭此次基本转入自学,自己慢慢读慢慢背,遇有不懂的词句再去请教别人。但只读了三天,辜鸿铭就哭了起来。布朗吃惊地问“怎样了?”辜鸿铭回答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又问辜鸿铭背诵的进度,发现他每天读三页,于是释然:“你每天读得太多了。背诵散文作品每天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背诵散文同样是求熟不求快,快而不熟则等于没学。”


辜鸿铭所在的中学课业本来是极繁重的,但由于辜鸿铭各科在布朗身边都提前打下了基础,整个学习过程便显得毫不费力。学校的功课既然顺利进行,没事时辜鸿铭便接着记诵卡莱尔的《法国革命》。他越读越有兴致,可是读多了便无法背诵。若按布朗的要求慢慢来,又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就这样时快时慢地把卡莱尔的《法国革命》读完了。后来辜鸿铭终于征得义父的同意,可以随便阅读义父布朗家中的藏书了。有许多书,辜鸿铭并没有打算背诵,但也在不经意间“过目成诵” 了。

布朗对养子的寄望极高。他曾告诉辜鸿铭:“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作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作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却多想学习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通中西,就是为了你都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依照布朗的计划辜鸿铭应该先在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然后再到德国学习科学。学成之后才可以回中国修习传统文化。布朗当初确实没有看错,辜鸿铭十四岁时,学术造诣就已经非一般人所能比。他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不仅初步完成了布朗拟定的家庭教学计划,而且基本上修完了所在中学的各门主要课程。布朗不禁暗自为养子的聪明而感到骄傲。辜鸿铭在学校里初步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其他课程的成绩也都很出色,已经可以申请毕业了。

大约在1872年春季,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专修科为英国文学,同时兼修拉丁文、希腊文时又不知暗自哭了多少次。他立志遍读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所藏希腊、拉丁文的文、史、哲名著。刚开始时,读多少页便背诵多少页,还没觉出什么困难;后来随着阅读量的逐渐增大,渐渐感到吃不消了。他要自己坚持,再坚持,一定要一路背诵下去。辜鸿铭晚年忆及此事时曾说:“说也奇怪,一通百通,像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到头。”

到后来,不仅希腊、拉丁文,即如法、俄、意各国的语言、文学,辜鸿铭也能做到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据说辜鸿铭回国后,除本国语言外,尚能操九种文字与人交流,则其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论语·季氏》有云:“生而知之才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兽而学之,又其次也。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至于“困”字的意思,旧注谓“有所不通”,钱穆先生解作“经历困境”,辜鸿铭则自谓“吃不消”。他晚年曾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的还是坚持‘困兽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见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堂!”辜鸿铭忆起读书时的往事,不禁慨叹道:“困兽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则当时人们多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在于他的天赋聪明,辜鸿铭自己是不承认的。


1877年4月,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相关科目的考试,在英国文学方面的学位考试中又表现非凡,顺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辜鸿铭仅20岁。

辜鸿铭自莱比锡大学毕业后,又赴巴黎短期进修法文。布朗又为辜鸿铭联系入巴黎大学,意在让他学一些法学笔政治学。其实当时辜鸿铭只22岁即已遍学科学、文学、哲学,并熟谙各国语言,造诣确非一般中国留学学生可比。辜鸿铭以极快的速度读完了巴黎大学整学期的讲义和参考书,除偶尔去学校上点感兴趣的课以外,辜鸿铭每天都抽一点时间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文。从刚开始教他学希腊文字母那天起,辜鸿铭就教她背诵几句《伊利亚特》。他的女房东笑着说:“你的教法真新鲜,没听说过。”于是,辜鸿铭就把布朗教自己背诵《浮士德》和莎翁戏剧的经过讲给她听。她说:“好,我就这样学下去。”辜鸿铭说:“等你背熟一本,你就要背两本,拦都拦不住。”

辜鸿铭的女房东常常拿着《伊利亚特》来到他的房间,把学过的诗句背给他听,请求他的指点。辜鸿铭的教法果然有效,他的女房东在希腊文方面进展神速。许多客人见辜鸿铭教她学希腊文的方法与众不同,都大为惊讶。

辜鸿铭后来曾对晚清直隶布政使凌福彭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的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从辜鸿铭教他的女房东学希腊国土受希腊纯正的启蒙教育一般。此法乍看强度大,难度亦大,其实则不然。若由字母而单词再简单拼句,则学习者在心理上就产生学外国语言的隔腊情绪了。辜鸿铭还依此法教会了他的女房东简易的拉丁文,也不过三两个月的工夫而已。

辜鸿铭深厚的西方素养极得益于童年背诵《浮士德》、《莎士比亚》的经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诗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西方的妙法,他答曰:“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辜鸿铭曾说:“今人读英文十年,开目仅能阅报,伸纸仅能修函,皆由幼年读一猫一狗之式教科书,是以终其身只有小成。”他主张“中国私塾教授法,以开蒙未久,即读四书五经,尤须背诵如流水也。”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 鲁迅

第一骂人高手辜鸿铭 8 年, 5 个月 之前 #408

  • jiadakong
  • 离线
  • Senior Boarder
  • 帖子: 69
  • 声望: 0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又直接称呼袁世凯“贱种”。袁世凯很生气,但是辜鸿铭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老辜又不肯接受。

110岁的北大有着著名的“骂人”传统,但有消息称,北大将把“不许网上骂人”写入校规,引发争议。近两年的教育界内部经常出现恩怨:同事间、同行间、师生间。校园内的他们已经习惯了网络上的恩怨。要禁,恐怕难。

晚清民国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狷狂者的骂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有所主张。有原则的骂人者辜鸿铭就是其中一人,今年4月30日是这位北大史上最善骂人的教授逝世80周年纪念日。

辜鸿铭:第一骂人高手

他擅长骂人,他爱骂人,有人说他保守反动,但是他骂的许多人,要么懒、要么笨,要么人品不端。敢这样骂人的人,今天已经没有了

“洋鬼子”对辜鸿铭又敬又怕。他毫无顾及地称呼他们“洋鬼子”、“夷狄”。没有一个人敢于嘲笑这个干瘦、戴瓜皮帽、穿长袍、拖着小辫子的老头。如果你说中国不文明、不开化,那就糟糕了。他会拿出贵国文化中最阴暗最不光彩的一面,用熟练的贵国语言来消遣你。

对于本国的一些人来说,辜鸿铭则是一个笑话。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期间,有人看他孤僻古怪、行事出人意表,称为“ 辜疯子”,他也不介意,借这个称号遮着脸,继续进行着他的骂人事业。

辜鸿铭反对男女平等,号称效忠前清,却又骂过慈禧太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的权势者。只有一个人他一直保持着尊重——北大校长蔡元培。并非是因为蔡元培给他饭碗——他的另一位上级张之洞也被他毫不客气地讽刺批评过。

这样一个神奇的骂人者,构成了北大精神中的一个截面——独立、批判,辜鸿铭的骂声,也成就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名声。

同事对辜鸿铭评价不一,李大钊曾经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同样善于骂人的陈独秀则斥之为“顽固”、“老古董”。

可以确定的是:辜鸿铭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他爱国、精神上是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今天最缺少的。

善骂者是如何炼成的

辜鸿铭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据说先祖在福建误杀了人下南洋避祸,母亲是葡萄牙人。辜鸿铭生于1857年,原名汤生,从小聪明异常,和父亲一起经营橡胶园的英国人布朗非常喜欢他,认为义子,带着10岁的他去英国求学。

当时的辜汤生很瘦矮,还拖着一条辫子,很受“夷狄”同学的欺负,西洋人管那条辫子叫“猪尾巴”,同学甚至把他推进女厕侮辱他拖辫子。他发奋读书,十几岁就能背下多半本德文《浮士德》。

伏尔泰、莱布尼茨等西方思想家在启蒙时代曾经多次提到中国文明的好处,其实大家谁也没去过中国,认为中国比欧洲完美,一是鼓励西方人自强,二是文人对东方的意淫。但是辜汤生能看到这些著作心中十分惊喜。

天才的辜汤生23岁那年已经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和一个德国博士学位,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游学进修。学识已经十分渊博,同时和“夷狄”斗嘴还练就了出色的辩论功夫。

据说他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辜汤生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

游学结束之后,辜汤生被马来西亚当局安排到新加坡做事,遇到了当时为清政府做事的马建忠,马是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的作者。辜汤生和马畅谈三天,迷上了祖国文化,决定回国工作。这时他把名字改为“辜鸿铭”。

回国后辜鸿铭成为张之洞的幕僚,主要做翻译和百科顾问——他每天给张之洞讲“西洋那些事”,帮张做了许多重要工程,比如汉阳铁厂,后来又调入外务部办外教。这期间苦读儒家经典,从《康熙字典》开始,先把字认全,然后开始读经史子集。他把四书翻译成英文,用歌德等西方名作家的话加注,不断向西方推荐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桶当年袁世凯”

辜鸿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嬉笑怒骂和西洋人直截了当的双重特点:慈禧太后过生日,官员们都要搭台唱戏庆祝。这位人称“老佛爷”的老女人为了生日连海军军费都敢挪用,还号称“谁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

辜鸿铭就敢损她。1902年张之洞在慈禧生日那天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新式铜管乐队齐奏新编的“爱国歌”助兴。辜当时感叹:“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者。”于是当场做歌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面如土色,他却言笑自若。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 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辛亥革命那年冬天,袁世凯曾经让唐绍仪(清尚书、民国总理)和张謇(清状元、实业家)设酒,希望辜鸿铭支持袁党。辜鸿铭当场翻脸,称二人为“土芥尚书“和“犬马状元”。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一直尊重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努力向政府申请国葬,可惜未果。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又直接称呼袁世凯“贱种”。袁世凯很生气,但是辜鸿铭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老辜又不肯接受。

袁世凯一死,辜鸿铭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冯国璋、张作霖都曾希望把辜鸿铭拉拢过来,“狗肉将军 ”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委任,他都没有答应。

进了北大还要骂

1917年,辜鸿铭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同时受到邀请的多数是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辜鸿铭和新派人物之间理念不同,经常打嘴仗。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一直都是一个官府气息浓厚的学校,那时进了北大就相当于候补官员,据说清末的体操课上,教员都要这样下口令说:“官爷请向前一步走。”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见多识广的大学生们接触的多数是自由、民主、进化论之类的东西,突然看见一个留黄色小辫相似洋人的老夫子登上讲台,发出一阵爆笑。

辜鸿铭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其时许多北大的调皮学生纷纷打赌要去剪老爷子的辫子以便出名,但是考虑到他的脾气,谁也没敢动手。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鸿铭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留了起来。辜鸿铭大怒,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辜鸿铭解释自己剪辫子时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然后他又骂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说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英语”。

辜鸿铭最终没有告胡适,胡适为此还问了他好几次,状子递了没有。辜鸿铭只是批评他那篇写辫子的“诽谤文章”文辞太差,没有真去打官司。

辜鸿铭对学生也开骂,曾经教过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罗家伦英语不好,辜鸿铭老点名让他背英文诗,说:“这是洋《大雅》,那是洋《离骚》。”罗家伦有时候干脆说“不会”,引发了辜鸿铭的暴怒,甚至骂出了“忘八蛋” (和今天音近的词汇不同,这是文人骂法,意思是“无耻的家伙”)这样的话。这使得罗家伦多年之后还想起性格鲜明的辜先生。

当时的北大有不少外国教授,一次在休息室辜鸿铭遇到一个英国人,辜鸿铭用英语问他教什么的,英国人说教文学的。辜鸿铭立刻改说拉丁文,英国人当场语无伦次,辜鸿铭批评说:“教西洋文学的人怎么能不会拉丁文!”转身就走了。

1920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听人说“可以不看三大殿,一定要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请他上门。年过60的辜鸿铭根本没去,毛姆只好找到辜鸿铭的小院子(今天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辜鸿铭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毛姆本来口吃,听完这句后目瞪口呆。在辜鸿铭眼里,长者应该坐在家里等年少者拜访。

英文报纸经常约辜鸿铭写文章,辜鸿铭就写文章批评学生不听话闹运动。学生们有一次遇见辜鸿铭,说:“您老说夷狄和中华有区别,为什么先生在夷狄的报纸上骂我们呢?”辜鸿铭目瞪口呆,突然大怒道:“我连袁世凯都不怕,还怕你们! ”

北大学生们总结出一个规矩,不能跟辜鸿铭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当时就报废,他会一直骂到下课铃打响。

一个有原则的骂人者

辜鸿铭曾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天的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SpiritoftheChin 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自译为《春秋大义》),说让外国人买票听挨骂,而且票价高过梅兰芳。听梅兰芳唱戏只要一元二角大洋,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

和辜鸿铭自己译的“春秋大义”一样,他骂人并不是胡骂,除了理念不同外,多数是因为正义感。

他曾经在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外国记者,记者问:“怎么稳定中国政局?”他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官员们听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人能骂过他。

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辜鸿铭见到法国的公使、名流就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他倾慕于法国文化,曾经说‘法国面包也比别国的俊些’),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博士学位!”

在蔡元培因为北大学生运动被迫辞职的时候,北大师生开展了挽留活动。辜鸿铭站出来高声喊:“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不能走!”

辜鸿铭活着就已经是一个传奇,死后则变成了一段神话,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对女性的观点,却忘记了他曾经怒骂猥琐政客的酣畅淋漓和早早看到西方文明中需要批判的某些特性。他的骂声和批评都是出于义理(虽然有些已经太旧)和公心。他是贯彻了“忧道不忧贫”的人。

学者张中行先生曾经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今世再无辜鸿铭,今天的教授、学者有时候也会骂人,忧道的少,忧贫的多。打开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在“历史名人 ”一栏里,已经没有辜鸿铭了。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 鲁迅

当西方遭遇东方:毛姆笔下的辜鸿铭 8 年, 5 个月 之前 #409

  • jiadakong
  • 离线
  • Senior Boarder
  • 帖子: 69
  • 声望: 0
当西方遭遇东方:毛姆笔下的辜鸿铭
『译者按:英国近代著名小说家毛姆于1920年游历中国,并乘舢板千里迢迢逆长江而上,到重庆拜访当时中国最大的儒家辜鸿铭。在1922年所著的<<中国游记>>一书中,毛姆以“哲学家”为题记载了他和这位哲学家的会面。』
  真想象不出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会出现在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当夕阳西下的时侯,登上城门上远远望去,你可以看到喜马拉亚那白雪皑皑的山脉。这是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你只有走在城墙上才不会觉得拥挤;这是一座占地广阔的城市,你就是走得再快,绕城走上一圈也要花上三个小时。距这座城市方园一千公里以内见不到一条铁路,顺城而下的河流很浅,只有载重很轻的船只才可以通行。坐舢板从杨子江下游到达这里要花上五天的时间。在这种环境里有时你难免会扪心自问: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依赖的火车和蒸气船是不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在这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创造著财富,创造著艺术,创造著思想。

  而且在这里还住著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前去拜会这位哲学家是我这次可算是艰苦跋涉的旅途的目的之一。他是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据说他的英文和德文说得都很流利。他曾做过皇太后著名总督之一的秘书多年,但是现在已经退休。然而,在一年四季,每周固定的日子里,他的门总是向那些渴求知识的人们打开著。他有一群弟子,但人数并不是很多。他的学生们大都喜欢他那简朴的住宅和他对外国大学奢侈的建筑及野蛮人实用科学的深刻批判:同他谈论这些题目只会遭到嘲讽。通过这些传闻我断定他是一位满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去拜会这位著名的绅士时,我的主人马上答应这我安排这次会面;可是很多天过去了,我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我终于忍不住向主人询问,他耸了耸肩,说道:“我早就派人送了张便条给他,让他到这里来一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这个人很不通情理。”

  我不认为用如此傲慢的态度去接近一个哲学家是合适的;他不理会这样随随便便的呼召丝毫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我用我能够找到的最谦卑的言辞写了封信给他,向他询问是否可以允许我拜访他。信送出还不到两个小时,我就接到了他的回信,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

  我是坐著轿子去的。前去拜访他的路似乎很长。我们穿过的街道有的拥挤不堪,有的却不见人影。最后我们来到了一条寂静、空旷的街道,在一面长长的白色墙壁上有一扇小门,轿夫在那里把我放了下来。一个轿夫前去叩门,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门上的监视孔打开了,我们看到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向外张望。经过简短的交涉,我得到了进去的许可。一位衣著破旧、面色苍白而又乾枯的年轻人示意我跟著他进去。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仆人还是这位哲学家的第子。我穿过一个破旧的院子,被领著进入了一个又低又长的房间。房间里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张美国式的带盖的桌子,几把黑檀木做的椅子和两张茶几。靠墙摆著的是书架,书架上摆满子各种各样的书籍:毫无疑问,最多的是中国书籍,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与科学书籍。此外还有数以百计尚未装订的学术书籍杂志。在书架与书架的空格处,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法条幅,我猜想条幅上写的定是孔子的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没有装饰、十分不舒服的房间。桌子上一只长长的花瓶里所插的黄色菊花是这个毫无格调的房间里的唯一点缀。

  我坐在这个房间里等了一会儿,那位领我进来的年轻人摆上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包弗吉尼亚产的香烟。他刚出去,那位哲学家跟著就进来了。我马上站起来对他给我这个机会拜访他表示感谢。他指给我一把椅子,给我倒上了一杯茶。

  “你想来见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他说,“你们英国人只与苦力和买办打交道;所以你们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不是苦力定是买办。”

  我想表示抗议。但是我还没有弄明白他讲这番话的真正意图。他靠在椅子里,用嘲弄的目光看著我。

  “你们认为只要随便召唤我们就得随叫随到。”

  这时我才弄明白他对我朋友以那种方式与他联络仍耿耿与怀。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得随口说了几句恭维的话。

  他是一位老人,个子很高,留著一条灰色的细长辨子,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面已长出很重的眼袋。他的牙齿已参差不齐,也不再洁白。他出奇的瘦,两只手又细又小,苍白没有血色,看起来象鹰爪。我听说他抽大烟。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黑色长袍,头戴一顶黑色的帽子,长袍和帽子都是穿了很多年,业已褪色。一条长裤在脚裸处扎了起来。他在观察我。他还没有搞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待我,你可以看出他保持著一种警戒的态度。而我则可以说是有备而来的,我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同哲学家打交道。在那些关心灵界诸事的人们心目中,哲学家拥有至荣的地位。我们自己的哲学家本杰明。迪斯累里早就讲过应该把哲人奉为神明。我说了很多恭维的话。我注意到他开始有些放松下来。他坐在那里象准备好让人家拍照一样摆好了姿式,等到听到快门的响声后立即放松下来恢复了原本的样子。他指给我看他的著作。

  “你知道我是在柏林拿的哲学博士,”他说,“那儿以后我又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但是英国人对哲学实在是没有很大的胃口,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

  虽然他是用略表歉意的语调来发表这些评论的,但是很明显一点点不同的表示都会引起他的不悦。

  “可是我们也有过对人类社会思想界多少产生过影响的哲学家呀,”我提醒道。

  “你是说休谟和柏克莱?可是我在牛津的时侯那里的哲学家们更为关心的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不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如果他们思考所得出的逻辑结果可能会危及他们在大学社会里的地位的话,他们宁愿放弃。”

  “您研究过当代哲学在美国的发展吗?”我问道。

  “你是说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之物的人们的最后避难所。比起美国的哲学来,我还是更喜欢他们的石油。”

  他的评论很是尖酸刻薄。我们又坐了下来喝了一杯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说著一口多少有些拘泥形式但却是道地的英语,时不时地夹杂著一些德文。如些看来,他这个性格顽固,难以被影响的人还是被德国影响了。德国人的行为方式以及德国人的勤奋刻苦在他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当一位勤奋的德国教授在一份著名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位哲学家的著作的论文时,他也看到了德国人哲学的敏锐。

  “我发表过二十本著作,”他说,“而这是整个欧洲出版界对我的成果所施予的唯一关注。”

  但是他研究西方哲学的唯一目地就是为了佐证他的一贯观点:即儒家学说已经囊括了所有的智慧。他对儒家哲学深信不疑。儒家哲学已经满足了他所有的精神需求,这就使得所有的西方学问变得毫无价值可言。我对这一点十分感兴趣,因为它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哲学与其说是关于逻辑的学说还不如说是关于性情的学说:哲学家所信仰的并不是证据,而是他们自己的性情;他们相信自己的本能,本能认为是对的就是正确的,他们的哲学思考不过就是使已经确定下来的“真理”合理化而已。孔子学说所以能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当中,不过是因为它解释并表达了中国人的性情而已。其它学派则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的主人点燃了一支烟。开始时他讲话的声音很细,也显得很疲惫无力;可是随著他对所讲的题目性趣增大,他的声音也变得宏亮起来。他满有激情地讲著。此时的哲学家已不再有那哲人特有的宁静。他成了一个善辩者和斗士。他对当代关于自由主义的呼声深恶痛决。对他来讲社会是一个团体,而家庭则是这个团体的根基。他捍卫古老的中国,古老的学说,传统的帝制,和孔教严格的教条。当他谈到那些刚刚从国外大学学成归来的人们用他们满是亵渎的双手在无情在撕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时,他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眼里充满了悲愤。

  “可是你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他愤愤地说道,“你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们的东西就比我们的好?你们在艺术或文学上超过了我们吗?我们的思想家没有你们的博大精深吗?我们的文明不如你们的完整,全面,优秀吗?当你们还在居山洞,穿兽皮,过著茹毛饮血的生活时,我们就已经是文明开化的民族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曾进行过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後的实验?我们曾寻求用智慧,而不是武力来治理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且在许多个世纪里我们是成功了的。可是你们白种人为什么瞧不起我们黄种人?需要我来告诉你吗?就是因为你们发明了机关枪。这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个不设防的民族,你们可以靠武力把我们这个种族灭绝。我们的哲学家曾有过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国家的梦想,你们却用枪炮把这一梦想打得粉碎。现在你们又来向我们的青年人传输你们的经验。你们将你们邪恶的发明强加给我们。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著天赋的民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四万万世界上最讲实效,最为勤奋的人们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

  就是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偎依在老人的身旁。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我。老人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女儿。老人把女儿揽在怀里,边与她轻声谈话边亲吻她。小女孩穿著一件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刚刚长及脚裸,一条长长的辨子坠在脑后。小女孩是有辛亥革命的当天出生的。那场革命成功地废黜了皇帝。

  “我想她的出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春天的到来,”他说,“她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秋天里的最后一只花朵。”

  从他书桌的抽屉里老人拿出一些零用钱递给小女孩,打发她出去了。

  “你看我留著一条辨子,”他把一边用手缕著辨子,一边说道,”它是一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接著他用更为平和的语调同我谈起很久以前的哲学家。那时他们同弟子周游列国,向可以教化的人们宣传自己的学说。各国的国王很是善待他们,或是邀请他们出将入相,或是任命他们主治一方。他学识渊博,谈锋犀利,讲起他这个国家的历史事件来绘声绘色,娓娓动听。我禁不住想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却不再有皇帝能够任用他;他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有能力施教诲之责,他渴望人们会成群地追随他,更渴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可是前来听讲的却寥寥无几,而且还都是些穷困潦倒,食不果腹,呆头笨脑的乡下人。

  有那么一二刻直觉告诉我该是告辞的时侯了,可是他却没有要我走的意思。最后我不得不向他告辞。我站起来,拉住了我的手。

  “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记念才是。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

  我连忙说什么都不用送,这次拜访的记忆本身就是最好的记念。他笑了。

  “在这个堕落的年代里,人们的记忆都变得短暂了,我还是应该送给你一件有形的东西。我想送给你一本我的拙作,可是你又不能读中文。”

  他带著困惑但友善的神情望著我。突然间我有了一个主意。

  “能不能给我一份您的书法作品?”我问道。

  “你喜欢书法作品?”他笑了。“我年轻时侯的书法在人们的眼里还远不是一无是处呢。”

  他在书桌边坐了下来,他拿出一张宣纸,展放在桌上。他在砚台上滴了几滴水,拿起墨在上面研好了墨,然后便拿起笔开始写了起来。我站在一旁边看他写字,边想著关于他的一些不大风光的传闻。据传这位老先生,无论何时只要手头积攒一点钱,总是要挥霍在烟花巷里。他的大儿子是这个城市里一个颇有身份的人。对其父的行为感到恼火,觉得受了屈辱,若不是由于这种父子关系的存在,他早就会对这种浪当行为大张挞伐了。在我看来,这种不检点的行为对于其子来说是一件满难于启齿的丑事,但是对于研究人类本性的学者们来说则是一件需以平常心来对待的事情。哲学家们个个都极善于在研究中阐明自己的理论,并根据别人的生活经验得出结论;可是在我看来,哲学们若能够亲身经历人生的各种事情,他们所写的著作会更有价值。对于我自己,我是能以宽容的心来对待这位老人背地里所过的放荡生活。或许他只是在寻求去阐述人类幻想里最不可思义的事情。

  他写完了。为了使墨能尽快些干涸他撒了些灰在纸上面,然后伸手递给我。

  “你写的什么?”我问道。

  我看到他的眼里飘过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情。

  “我冒昧送给你自己作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您还是一位诗人。”

  “当中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的时候,”他挖苦道,“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就能够写出优美的诗句了。”

  我拿起纸来看了看上面的中国字。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上面的字是相当有序地排列著的。

  “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上面写的是什么?”

  “对不起,我不能,”他回答道,“你不能指望我背叛自己。还是请你的英国朋友帮这个忙吧。那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人实际上什么也不了解,但我想你至少会找到人向你解释一下这两首诗的大概意思。”

  我向他道了别,他则非常客气地一直送我上轿。后来我有机会遇到一位从事汉学研究的朋友,我请他把这两道诗翻译了出来。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读到这两首诗,就不免想起和那位哲学家的会面。

  第一首诗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你的双手纤细温柔

    后来你爱上了我
    你的声音变得苦涩
    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双手僵硬乾涸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
    因为爱使你变得
    不再可爱

  第二首诗

    我曾乞求岁月匆匆
    带走你明亮的双眼
    你如桃花般娇嫩的皮肤
    和你迷人的青春朝气

    那样我就可以独自爱你
    你也会在乎我的爱

    岁月真的匆匆过了
    带走了你明亮的眼睛
    你如桃花般娇嫩的皮肤
    和你迷人的青春朝气

    可是我却不再爱你
    也不再在乎你的爱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 鲁迅

大宗师:学贯中西的辜鸿铭 8 年, 5 个月 之前 #410

  • jiadakong
  • 离线
  • Senior Boarder
  • 帖子: 69
  • 声望: 0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和发展。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必将相互碰撞并不断汇合。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中西文明冲撞交汇的特殊时期,不仅有西学东渐的浪潮,也有东学西渐的暗流。在这两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译始终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人放眼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但每当人们谈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译坛,想到的只是严复、林纾这些致力于翻译西学,向国人传输西方文明的译界名人,而往往忽略了还有一些竭力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清末民初,中国人之将汉籍译成外文者,比较闻名的有辜鸿铭、张庆桐和苏曼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辜鸿铭。

作为我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倾毕生精力于阐扬传播东方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西方人对他甚为推崇,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但由于他的著译多为英文且行事守旧狂放,因而国人对他亦或不甚了解,亦或心存偏见。事实上,他在我国翻译史上的贡献,特别是他把中国古籍经典译成外文的成就,绝不亚于近代任何一位翻译家,理应在中国的翻译史册上留下一笔。

传奇一生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后以字行。欧洲留学期间以Koh(Kaw)HongBeng为名,辜鸿铭的闽南语发音,回国后改用KuHung-Ming立身著说。辜氏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一英国橡胶园内担任司理,母亲为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先生与辜紫云交谊深厚,并认辜鸿铭为义子。辜鸿铭13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携之同行,带他到英国读书。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辜鸿铭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先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后于1873年至1874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1880年,他学成归来,返回槟榔屿,不久到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

三年后,辜鸿铭巧遇归国途径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在马建忠的劝说鼓励下,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到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中国化"的第一步,并开始补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

1885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1905年,上海"黄浦浚治局"成立,辜鸿铭被聘为督办,在职三年。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1910年1月,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严复,列第二。同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他回到北大教书。"五四"前后,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讲述东方文化,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学贯中西

辜鸿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出名的怪人,不仅在于他不平常的身世经历,乖张偏颇的奇行怪论,还在于他的学贯中西,"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

辜鸿铭天生聪颖,勤学好思,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掌握得尤为精湛娴熟,能说能写一样流利。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令人仰止。辜鸿铭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写得很漂亮,纯粹的维多利亚风格,连英国人也点头赞叹,认为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等。林语堂在《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中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不仅为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为他日后的译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袖--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深受其影响,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于欧洲道德的沦丧,文明的衰退。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政治等诸多方面。他对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得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的了解。后来,辜鸿铭常在文章中或与人争辩时引用这些人的言论,一则增强说服的力度,二则表明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处。此外,辜鸿铭还遍游英、法、德、意、奥等国,认真详细地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各国的风物人情、社会习俗。对于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可谓颇多了解。正如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H.Nelson)所说的那样:"……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虽然辜鸿铭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后来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觑。在回国之前,辜鸿铭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盲。他只在欧洲留学期间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或翻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辜氏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感悟是通过与马建忠的晤谈。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祖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辜鸿铭深受鼓舞,决定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中。他先回到槟榔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中国化的初步调整。1882年,他转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继续学习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籍。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钻研,辜鸿铭进步神速,中文已有相当基础,但还无法参透深奥的古代典籍,谈不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统地研习中文是在当了张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之洞本人也是个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辜鸿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认真请教。他从查中国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歌词赋,"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尽管辜氏日后承认"大成"是过誉之言,但是此时他的中国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两本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1910)和《读易草堂文集》(1922)。此外,他还辑有《蒙养弦歌》并自费刊行。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赞他的汉语文章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他对儒家经典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浸淫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于是乎,他满怀热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会大力弘扬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 鲁迅
  • 页码:
  • 1
  • 2
页面处理时间: 0.27 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