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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文化书法之宣言:回归经典 守正创新 -《艺术》陈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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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王岳川文化书法之宣言:回归经典 守正创新 -《艺术》陈建明

王岳川文化书法之宣言:回归经典 守正创新 -《艺术》陈建明 8 年, 7 个月 之前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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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明

  动与静的画外音

  慕名而访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

  走进他的家,环视气幽如兰的居室,我俨然发现一幅动亦静、静亦动、以时代元素抒情古典东方的画:几尊慈喜的佛像,祥云生辉。书柜壁垒森严,经典的、精装的书籍,如兵马俑队列整齐,仪表有威。酒红色丝绒布覆盖着钢琴,若有清泉石上流的水声激活琴键。

  大书桌前的一面白墙,挂的是王教授写的书法,临写的是王铎狂草和王维的《山居秋暝》草书。明明是笔墨交锋、横折竖勾切割出的静止,但又似逶迤起势、飞白流星的黑白棋语。听得出二胡《月夜》的清幽雅逸,听得出寒月松风的细语婆娑,看得见采莲女羞涩的一笑。我正遐想,王教授已端茶近了跟前。

  在我坐的沙发前,是启功先生题赠的“云霞词彩珪璋度,川岳精神松桂身”的一幅书法。这应是启功老先生送给王岳川教授的一幅“白描”吧,当我的眼光迎向王教授那丰满宽阔的前额、深如潭水、折射亮光的双眼时,突然感到,这不仅仅是位羽扇冠巾的文人、更是一位天风海雨逼人的大将!

  家风文脉的和煦

  1955年秋天,四川山青水秀的安岳,一户书香人家出身的一个普通孩子,名字涵山盖水,日后在中国文化史册上多了一位王岳川。

  岳川先生说,家风和煦,受益一生。他此生受影响最深的是外公。外公是老中医,毛笔字写得很好。岳川在五岁时,外公便严厉要求他每天练毛笔字和背诗,风雨无阻地坚持。他幼小的心灵从此烙印上“黄荆棍下出好人”,“家有良田万亩,不如薄技在身”的家训。外公说的“写字,心正则笔正”和“一定要走正路”的良训也传给了岳川,一直陪伴他半个世纪,直至永远。

  亲情,其实是细节的叠合。岳川记忆中的母亲是一把永远清凉的蒲扇。四川夏夜酷热难眠,母亲手中那把蒲扇不知疲倦地摇来清凉的风,有母亲对孩子的融融爱意。常在睡醒后还看见母亲已闭眼睡着了,但手中的蒲扇仍然在摇呵摇。小岳川就想,长大一定要给母亲摇蒲扇,一定要孝敬母亲。事隔半个世纪,那浸润母爱的清风,还常在岳川先生灯光彻夜的窗前叮咛。

  岳川对父爱的启蒙是五个牛舌饼的小糕点。有次父亲带他上街,他被小摊上那馋人的糯米饼粘住了脚。父亲便买了五个牛舌饼,守着小岳川很满足、很香甜地吃完。他从父亲湿润的眼睛看出父亲的爱,只是父亲工作太忙了,常常离开家门远行。那“比家更重要的”潜意识在小岳川心中萌芽,并影响他一生。现在,岳川在海内海外飞旋式的工作状态中,总还是尽可能回家孝敬伺候年迈的父母亲。因为在他看来,家国不可分,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才能够最大限度度地忠诚于国家。

  座右铭是“嫉恶如仇,惜时如金”

  有关立志,王岳川这样认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他说,乾隆年间有“立志”的一条学规,说得的是“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也。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

  1982年2月4日,立春,是个吉祥日子。这一天,大学毕业、登上北京列车的王岳川立下了座右铭:“嫉恶如仇,惜时如金”。嫉恶如仇,坚持真理、履行原则,是他为人的准则;不姑息他人的和自己的错误,“做事业,不做是非”;惜时如金,在他身上体现极致,他说,时间是文化人唯一的财富,在我的心目中,每一分钟,都是金不换的。岳川先生绝不容忍自己浪费一分一秒,也不愿意别人浪费他的时间。北京生活的二十八载风雪雨霜的晨昏,只见他窗前不眠的灯光和新思维新著述不断面世。一个人坚守自己的诺言,每天从未在凌晨两点前入睡,每天定量的一砚池墨没写干不能休息,写完字的毛笔不洗得干净如初不能释怀。

  对于幸福与甘苦,如同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人的理解不一。书法之于王岳川,已融入生命,书法的轨迹如同日出东方不能更变。他在书法中完成与天地自然、与老庄孔孟、与东方西方古今的对话,他在那“墨海中立定精神,笔峰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的无比欣喜中沉醉忘归。

  天降大任于斯人。王岳川之于北大,赋予北大新的文化意义是“回归经典、守正创新”的“文化长征”。他任北大书法研究所所长以来,更感到对国家、对历史肩负的重大文化责任。他是一直戴着经典范式的“镣铐”在走每一步。这经典苛严的“镣铐”,是扬文化的正气、立书法经典品质的刚性规定。他崇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激悠久历史留给人类比黄金更珍贵的遗产。他除了临习“三王”(王羲之、王献之、王铎)以外,对唐代孙过庭的《书谱》深有钻研。《书谱》是一部继往开来系统的书法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幅气贯长虹的学术原创,他每天临习不辍,在与他们笔墨魂灵之对话中总结出“三王一孙”的临习理念。自宋元以来,书法绘画、特别是文人画,由文人介入者日益成为主流,书画的理论家常由创作家一身而兼任。而今天,人到中年的王岳川,已集书法家与理论家于一身。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文化精神,与心忧书法、敢为拨正的中国文人守正创新的精神,集合在王岳川身上。他思索已久的问题是,自古以来,琴有琴谱,剑有剑谱,为什么当代书法就可以蔑视“法”呢?他很痛心书法市场不守章法、急功近利、我行我素等不正之风。他认为文化书法必需纠正时尚书法的诸多主义:书法唯技术主义、书法唯美术主义、书法唯民间主义、书法唯视觉主义、书法唯本能主义、书法媚外主义、书法消费主义、书法拜金主义、书法部落主义、书法市场主义。

  人类已经进入到了东西方文化真诚对话与互动的时代,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当中国科技领域进入现代化,文化领域更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体现不断创新的东方魅力和文化良知。岳川先生的鸿鹄志,北大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北大书法研究所,要创立能与世界对话、代表国家形象的有法可依的“文化书法”。北大应该肩负起让世界重新认识新世纪中国精神,使“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化”,东西方共同构成人类文化精神,中国文化书法义无反顾担当起使者的重任。

  文化书法之使命与未来

  在季羡林与王岳川的《东方思想应该世界化》的长篇对话中,对“玄奘精神”表述其下:舍身求法不断前行的献身精神;不计得失百折不挠的探险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吐纳精神;心归大唐一心向东的爱国精神。

  在那起起伏伏的历史文化山脉,千年前的玄奘精神传承给了当今跋涉在东西方文化苦旅上使者的王岳川。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的传承力,绝非小事,书法将汉字美化、雅化,使得汉字从那种简单传达意思的记载语言的工具,变成一门玄妙的艺术,是东方艺术奇观,谁不为之动容?

  在王岳川先生看来,书法的底层是技法、中层是精神,高层是境界、代表国家形象。书法与文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大凡历代的君主、大文豪都是书法大家。他很欣赏苏东坡、毛泽东、启功。

  王岳川先生认为书法的内容往往是经史子集的妙语箴言,书法的形式一端连着文化,一端连着技法。书法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使其没有任何一幅书法是恶语粗俗、有污眼目的,书法的内容多是抒情应景、赏心悦目、哲思启悟的。而他正是本着对书法高于生命的本然挚爱,秉持“做事业,不做是非”的坚定信念,不负季羡林先生对他的教导和期望,毕尽一生精力做好“中国书法世界化”这件大事,并努力做到“止于至善”。

  季羡林先生曾与王岳川先生在交流东方思想应该世界化问题时还提到:“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书法。全世界文字可以成为审美的艺术——书法艺术。只有中国,别的国家没有专门的书法艺术。

  有了高的文化地基,王岳川教授对国际化视野中的当代中国书法流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近三十年来,中国书法复兴运动的审美特征表现为:一、书法观念复兴,每个人通过不同的书法观念和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二、书法作为国粹是一门表现国家文化身份的艺术文化;三、书法具有新时期当代国际交往的属性。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西方有了书法团体的互相交流访问和展出,包括青少年书法、女性书法、学者书法、名人书法的多国互动,迎来了书法发展的新局面。但是在全盘西化浪潮中,国内书坛也流行过名目繁多的流派,如现代派、后现代派、书法行为派、墨象派、流行书风、新古典主义、书法主义、学院派、新文人书法、艺术书法等。而王教授在众多流派中,异军突起提出“文化书法”。坚持认为文化书法体现了一种守正创新精神和一种大文化姿态,其纲领是:“走近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表面上文化书法是创化复兴经典书法话语,实际这种经典复归恰恰是带有革命性的更高提升。文化书法所表达的是中国人那种灵性的内在深层存在的书法美好精神。

  作为学者、教授、博导的王岳川,他认为“文化书法”第一步就是倡导发现“魏晋书法风骨”,使之成为今日体书法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基地。在他看来,中国书法目前处于“书法战国”时代,受西方后现代影响的一些书法有衰败之象。一些行为艺术、一些非汉字的抄袭洋人的恶劣书法,刁钻古怪、鼠目寸光、雕虫小技、拜金主义、崇洋媚外,违背中国书法的传统和谐风格,露出“怪力乱神”的弊端。新世纪书法的文化阵营,应从书法的散兵游勇到书法特种部队的发展,书法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品格。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创立的“文化书法”的宗旨“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与国际大舞台接轨的,重在培养一代代表国家形象的书法高端人才。北大书法研究所成立后,影响到全国综合大学的办学理念,现在在全国的大学中已经有30多所大学成立了书法研究所,以后会逐年增多。

  岳川先生说,中国书法的世界化重量北大首当其冲。在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莎士比亚、托尔夸托 。塔索和古腾堡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至今如雷贯耳,是因为他们引领了当代的科学、社会和政治领域思想的变革。北大,有责任有义务肩起中国与世界的瞩望。

  岳川先生在他“书法文化”与“文化书法”的战略蓝图上,标新立异了“六个强调”:

  强调“文化书法”是区别于美院系统和师范系统的北京大学的特色,文化书法是综合大学书法教育的纲领;

  强调“文化书法”与“书法文化”的紧密关系和中西文化整合的创新;

  强调“文化书法”与传统的连接和对未来的拓展;

  强调“文化书法”对当今书法出现的问题有加以反思的要求“文化书法必得要纠正时尚书法的‘十个主义’;

  强调“文化书法”关系到中国形象,不能全盘西化,而是要不断拓展成为世界性的艺术;

  强调在大国崛起而国家强调“文化软实力”的时刻,应该进一步坚持书法文化创新而推出“文化书法”。

  王教授也欣慰地看到,国家和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需要升华正气,注重文化的精品意识,需要文化的排头兵,那些文化的懦夫、文化五音不全的,是很难站住文化舞台的。他坚持文化书法旨在纠正时尚书法的诸多弊端,强调回归到书法本身温润的人格内涵、恢弘的意义表达、美妙的诗意展现、广博的人类情怀。

  王教授认为,书法的最高地位,应该是代表国家形象的。书法中书体有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甲骨文,是记载史实最早的文字。青铜器的铭文,是商朝政治、文化、经济的主要载体。而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的《寒食帖》,是行书的最高峰。中国古代的文字是圣洁的,文字是通神的,而现代社会却出现不清洁的文字。

  王教授现在的主要精力用在书法创作、书法理论建设和书法人才培养中。在进行文化书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同时,努力与历代书法家对话,出入汉晋唐诸帖,深入体悟“三王”和颜书,强调汉唐气象。他苛求自己博涉诸家,努力捕获古人笔意,尝试融古人意、今人心。他之书法流淌出在传统的传承和升华出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昭显出当代学者、艺术家的锋芒和深邃。

  王教授眼中的书法作品应是书法家“心手达情,书不妄想”的结晶,使欣赏者能够从墨迹线条的变化中充分领悟书家内在的思想感情,从书法作品丰富的精神内涵中把握书意,感觉到一种激动鼓舞的力量。“言必行,行必果”。王岳川在深研书法理论的同时苦练狂草,他认为狂草是中国书法中强烈的自我表情性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中国书法大气盘旋的最高峰,草书起承与转合,线条与气势,天风海涛,震撼人心。他坚信自己的后半生必定全心致力于超越性的草书,苛求自己努力臻达最高境界——在他书写狂草的过程中,宇宙万物皆空,而宇宙万物已同化了“王岳川”的身体,他的血液,他的灵魂,他的呼吸,已为墨为笔为纸,为线条的百将出征,为锋芒的千剑万刃、为星月清辉、为遗响白云、为巴山蜀水、为古木奇逸、为海棠烟霞、为海涛啸、为百鸟鸣、为禅音渺、为道言真、为大美之美、为大爱之爱,无言。

  在谈到书法之未来,王教授说:世界正在聆听中国的声音:回归经典,守正创新。2010年8月14日,在北大百年讲堂美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乔姆斯基说的“我们不应该想着爬上所有的山,而是应该关注可以看到的山峰”这句话在王教授的心里引起了共振。他在经过十几年的海内外以书法为主的文化交流、巡讲、电视讲座等多种形式与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关注到了世界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的“山峰 ”是“文化”,正是这“中国山峰上的文化”——中国文化书法,让世界对中国重新审视,重新审美,而文化输出的重要环节是东方书法的世界化。

  王教授对他“文化书法世界化”理论坚信不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求证、创新。他有信心看到,在北大文化书法的引领下,中国书法世界化之花会在世界不同国家绽放。艺术反映社会,文化书法昭显国家软实力,文化大中国也将会在引领世界的科学、社会、文化艺术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天道酬勤

  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先生所言:“在进行前沿学术思考和研究对话中,王岳川教授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领域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并为当代中国文化书法的倡导者和书法文化发展的推进者”。

  岳川先生身体力行,苦其心志,竭尽精、气、神。他的学者书法、他的学术著作、他授课的讲堂、他国内外巡讲的东西方讲坛、他在电视与报刊的访谈、他的声音,他的激情,他的足迹,无不有世纪风云的迹象涌动,无不散发出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融合的大气豪逸。

  已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的王岳川先生,近年来一直倡导、大力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并在国内书法界和国际书法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他创立的“文化书法”,意味着中国书法不仅有了自己的跨文化国际眼光,而且有了文化价值担当的书法身份立场和问题意识。

  时间,最公正、最平等的给予世上的每个人。但时间在每个人身上折射出来的能量、价值,却无法用计量工具来衡量。自王岳川学生时代1980年获“四川省大学生书法大赛”一等奖、1981年获全国大学生书法大展优秀奖,开始在书法界小荷新露的时候,到1994年至今长期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华文明之光》文化栏目《王羲之》、《唐代书法》、《宋元绘画》、《印文化与文人印》的专家级撰稿人及主讲教授,时间累计的长度不知能绕地球几周?人到中年、如日中天的王教授,个子约一米七,如果用著作等身来说,他的著作、他编撰的著作,不知有多少个他的身高了。

  他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艺术研究的著作新见迭出——《发现东方》、《文化战略》、《中国镜像》、《后东方主义》、《目击道存》、《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中庸讲演录》、《文艺美学讲演录》、《发现东方:中国文化身份研究》、《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丛书》(六十卷),《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中外名家书法演讲演录》、《书法文化十五讲》、《中国思想精神史论》(四卷本)。

  他撰著的有关西方文论和美学研究著作发人深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九卷本)、《现代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四卷本)、《中国后现代话语》、《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

  注视王岳川的追光灯跟踪到了21世纪。

  时间无言,但王岳川用时间书写的大美大爱却如东方民乐、西方交响,回旋悠扬。每年要到国外和国内各地演讲100多场,差不多三四天飞一次,他的朋友、弟子遍天下。

  1998—2000年,他在日本金泽大学教文学与书法课程;

  2001年,他参加“中美书法教育观摩展”;

  2002年,岳川先生忙碌且快乐着:3月,他在中国美术馆参加《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9月,由澳门基金会支持、澳门科教文中心主办了《王岳川书法展》,并在澳门出版《王岳川书法集》;

  2003年,岳川先生弘扬书法的旗帜在北大这座山峰上安营扎寨:4月,他到韩国参加书法国际会议并做大会演讲; 6月,他参加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系研讨会;11月8日,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北大副校长吴志摩等200多人出席,王岳川任书法研究所领导主持召开书法学术讨论会;

  2004年,他到日本大东大学举办“国际书法展和大学书法教学交流”;

  2005年,他到韩国汉城参加“国际书法家协会成立大会和作品展大会”,并当选为国际书协副主席:

  2006年的一年当中,岳川先生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22次的国内外文化交流与演讲,他的时间表几乎精确到分分秒秒的计算:2006年的5月11日,以王岳川为代表团团长的一行五人赴韩国参加“中韩书法展”;

  2006年12月9日,澳门,《澳门日报》、《华侨报》等媒体聚焦“东方价值与文化创新”的讲坛;

  2007年,他举办“中日韩三国书法展”;

  2008年7月,他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举办“国际书法展”;同年11月到韩国举办“中韩名家书法展”;

  2009年,26次的学术活动、演讲等文化交流活动,中国大部分山山水水已亲切、熟悉了王岳川;

  2010年—2011年,“王岳川”的关键词与“中国文化世界化”链接。行走在文化交流、书法活动、学术著作立交桥上的又一次提速;

  2010年4月,应邀请赴美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精神”的学术讲演,让“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书法”、“王岳川”等关键词被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卡拉妈祖、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旧金山等美国十几所大学所赏阅,引起了美国各大学的文化关注和热烈反响,美国媒体跟踪多篇报道。

  9月9日,由中华传统文化保护基金会主办《王岳川书法作品展》;

  10月15日,他将赴法国、英国、意大利作巡回讲演并举办书法展;

  11月5日,由浙江普陀山佛教文化节主办《王岳川书法作品展》;

  12月,《王岳川书法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即将到来的2011年,岳川先生的“任更重、道更远”。

  他不仅忙于奔走世界各地抒写“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宏伟巨篇,还将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方面探寻更新、更高的险峰、举办更多的国际书法展。

  数字可以记录时间,而王岳川的汗水重量何以称得?

  家国山水与文化、书法的情结

  还在上学时,笔者印象中的四川就高不可攀,因为李白那样的谪仙都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后来知道了四川山水与文化的海拔是那样的高。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据说,苏家占尽当地的人杰地灵,以至百年内草木不生。《寒食帖》与《楚颂帖》是苏东坡书法的两大代表作。东坡存诗2700首,词300余阙,文数千篇,1700多封书信。有这样奇花异草绚丽的文化,草木自然也失色啊。

  王岳川先生已从蜀道走到了中国最高学府的书法殿堂,他比东坡先生有幸的是,不仅品享“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中国山水的诗意,更能周游世界、学习异域文化的精髓。王岳川与中国书法的相遇相守,路正道圆,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养育了岳川先生的家乡山水,美好依旧。他的“文化输出”的思想光辉,也为川河增色,地更灵、人更杰。

  《王岳川书法集》开篇是辛已年初夏季羡林先生题赠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岳川先生以尊贤季老的期望和勉励为开路旗旌,而在书法集的收山之作“大势至”,道出书者对中国文化天时、地利、人和气象的祈愿,苦其心志、必修正果的正大圆满。

  《王岳川书法集》共录作品70幅,除了一幅《王勃<滕王阁序>》小楷、一幅《好凤人如意 春山月有光》篆书、一幅《心无物趣室有琴音》隶书以外,就是15幅行书与岳川先生爱不释手的52幅草书了。而他每一篇书法的内容都与经史、文学相关,可窥见心灵的寻求与境界的守望,可从书法以外的纸墨背后洞察求索其艰辛。

  在笔者即将完稿的时候,看到了9月即将展出的《王岳川书法作品展》部分作品,为之震惊。这些作品不同于《王岳川书法集》作品的主要特点是贯穿了“大书法、大气象、大境界”三原则——几乎所有作品都呈现出书法家王岳川对大国崛起之“大文化崛起”的深刻洞见:一是作品尺度大(大部分都是高3米以上,有的甚至达到5米多高,而且多为四条屏、六条屏、八条屏),二是精神情怀大(所书之词皆为孔子、孟子、屈原、陶渊明、李白、苏东坡之语),三是美学境界大。不能单纯从形式与内容的完美来定义岳川先生的书法,我只有从中国历史的宝库、从民族文化的修炼、从时代精神与国家形象的高度,向这位立志国家、关注世界的擎举着中国传统文化旗帜,坚定无畏地扛向世界的“文化将军”致以真诚谢意和吉祥祝福。

  王岳川先生文化书法之宣言“回归经典、守正创新”,已被越来越多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领域的志士所赏识,中国与国际链接的文化长河,必将出现群星灿烂的绚丽。

  遥望四川,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从那里走出来的王岳川将“踏遍青山人未老”——走向世界。

  陈建明 《艺术》杂志副总编

王岳川:学会简单地生活 8 年, 7 个月 之前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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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欧美出现一种对抗消费主义生活的新趋势,这就是“极简单生活主义”。安妮·林登伯格《大海的礼物》突出强调了“简单生活”的原则,成为当代西方“极简单生活主义”思潮中的重要维度。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对该书发表评论说:她在敲响现代性消费世界享乐危险警钟的同时,指出了一条新的精神复苏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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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简介:1955年9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10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学术著作有《艺术本体论》、《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目击道存》、《王岳川文集》等2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60卷)、《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9卷本)、《一生的读书计划》(20卷)等14种。获全国及省部级奖项10余项。

当你在行色匆匆的生活中,听到这些素朴的话,或许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新的看法:“世上没有所谓的独一无二,只有许多独一无二的片刻。我们要求永恒、要求持续、要求不变。然而,生命中真正持续的是成长,真正不变的就是变”;“真正的自己是在透过本身内在的创造性活动时被寻回的,也就是在失去自我的时候才能找到”。

这就是安妮·林登伯格《大海的礼物》中对人生和世界的洞悉。作者以女性独有的视角与聪慧,以海边捡拾的各种贝壳为引导,阐明了女性认识自我、完善人格、提升魅力的要素。突出强调了“简单生活”的原则,成为当代西方“极简单生活主义”思潮中的重要维度。 (


近些年来,欧美出现的一种对抗消费主义生活的新趋势,这就是“极简单生活主义”。消费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在个人暴富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感到幸福生活就是更多地购物和消费,消费本身成为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成为人们互相攀比互相吹嘘的话语平台。针对消费主义生活的名牌崇拜,消费中心主义,喧哗与贪婪等问题,人们开始反省生命生活的意义,体认到信息时代的生活是智者引导的“复杂生活”,它不能使人灵肉和谐,而只会让人丧失灵魂。


安妮认为,应尝试去过简单的生活,去掉一些令人分心的杂事,学会“舍弃的艺术”。因为,人们赖以为生的东西其实是如此地少。“最先舍弃的自然是衣物,我发现生活中少了那些原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种种对象,其实是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这就是返朴归真的简朴生活”。


同时,重视个体心灵的独处。人都是孤独的,在孤独中,人可以逃离外在世界的喧嚣和肉身化的沉重,回到本心的怡然自得和本真心性之中。“真正的隔阂并非来自形体上的分隔,而是来自精神上的孤绝。如果一个人远离了自己的内在自我,那么他同时也会与其他人疏离。唯有当人们与自我亲近时,才能真正和他人密切相连。要找回自我内在泉源的最好方法就是独处,独处的时间是一个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光。生命中的一些泉源必须在独处的时间中才能获得开发。就像艺术家知道他必须一个人独处才能创作;作家知道他必须独处思路才能畅通;音乐家必须独处才能谱写新曲;圣徒必须在独处时才能祈祷。” 正因为这样,安妮尽可能地简化生活,真切地了解生命,在探索生活的简化、内在心灵的完整、以及人际关系的圆满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提升女性在现代竞争社会中的生命意义。在安妮看来,过去几十年来,人类虽然在科技与机械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自我精神完满方面却大大退步了。“女人必须在纷乱的活动中保持如轮轴一样的静止,同时也引领他人保持这样的内在平静,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拯救自己,同时也是为了挽救家庭生活、挽救社会、甚至整个人类文明。” (


不仅如此,这位女性思想家在诗意散文中表达出全球化时代中的人性深度:“今天的世界要求我们去分担全人类的苦难、去吸收所有出版的新知、以及去负担所有的人道义务。这种全球的交互关系超出了我们心灵所能负担的分量,或者应该说—因为我相信人类的心灵是无远弗届的——现代爆炸性的信息丢给我们太多解决不完的问题。……应尽可能地简化生活,真切地了解生命;在体力、智识与精神生活的层面中取得平衡;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工作;在生活中留些空间来保存事物的美丽与意义;让自己有独处的时间、也有与他人共享的时间;尽可能接近大自然以加深对生命无常的了解、以及对生命循环不断的信心。”这就是安妮对生活的素朴看法,从中折射出全球化消费主义思潮中过简朴生活的先驱者身影。 (


在我看来,安妮将物质丰富化与心理贫困化联系起来,并将过度的物质消费同人的精神退步问题贯穿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力图弄清个体存在意义,阐明在物质世界中人的存在的精神性,进而正视道德体系和心智原则有限性让位于个体消费欲望的无限性。她在敲响现代性消费世界享乐危险警钟的同时,指出了一条新的精神复苏之途——俭朴的生活和孤独的反思,这一思路与老子“反者道之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新世纪人类精神生命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会通东西的启迪意义。

王岳川:书法文化之东方韵味 8 年, 7 个月 之前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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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之美若能真切感悟,进入脑际的便是音乐般的节奏与旋律。心与思、志与气、爱与恨,人世诸端,皆能表于这方寸之上。墨舞飘际,便是文字、绘画、音乐浑然一体之时。故王羲之曰:“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大抵书须存思”。苏轼道:“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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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点评最见本事,直接透彻草书的根本。草书最见书家功力和人文气度。“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积学乃成草书,成品出现的速度也因而“匆匆”。大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势,蕴妙境之无穷,见化机之妙。

作书,是需要情境的。有听滴滴之雨见婆娑叶之境,有感绵绵无期秋雨之界,有疾风骤雨之期,有明洁爽雨之时……境界不同品性不一,书的情致亦各异。有生命在点滴中飘逝之感念,有狂涌澎湃之思绪,有和弦在鸣奏之稚致,有“谁共我,醉明月”的豪情。当夜阑无声,惟有众星应和一线光明时,杳眇浩宇,唯在心念之间——在字的运笔之触!因此,议论书法者,道真情者,如刘熙载说:“写字者,写志也”;强调人品者,如朱和羹言:“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关注意境者,蔡邕称“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赵壹有“书之好丑,在心与手”的议论,黄庭坚发出“神融笔畅”的微言大义。

书法非小技,而有文化大道存焉。书法融汇了历代贤哲们高度的文化内涵,吸纳了他们广博智慧而不断精进。它不但被本民族各界以不同方式认知成为民族的象征,而且惠及近邻。濡染最深者,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如今,日本以“书道”称之,韩国以“书艺”命名,均为尊崇之意。

在我国的传统中,“道”是永远不可企及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艺”则是“技艺”“技能”,技艺术数之类。可见日本、韩国人对道、艺理解确有误差。我国称“书法”,是一种质朴诚恳的态度,“法”可“师”,则可达到高妙的境界,“不炫名不耀奇”、按照老子之道,才会真正至高无上。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维度。书法由一种纯实用性的书写技术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审美性和文化内涵的艺术,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书法艺术的成熟必定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总结创新,慢慢积累而成的。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浓缩了文化的精神内涵,又展露出独特的灵性和韵味。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书法尤其显出其可贵之处。

王岳川:三和文明新战略——和睦和谐和平 8 年, 7 个月 之前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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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文明新战略——和睦和谐和平 资料来源: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作者: 王岳川 时间: 200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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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艺术紧紧跟随西方后现代走,是否是“精神生态”回归之音?以中印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否应该在未来世界同西方文化一起成为人类的“新双元文化”?新世纪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所面临问题及今后走向,学术界是否应提升到“大国文化安全”的高度加以认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最近在杭州师范大学就新世纪我国的文化安全与再中国化作了深入浅出的演讲,提出了文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引起高校学子的强烈反响。

“精神生态”的失调

  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性集中在“理性”问题上,而现代“理性”包括三方面:工具理性、历史理性、人文理性。

  工具理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理性,主要表征在高科技的“热核战争”。现在,全球有一万枚原子弹,氢弹无数,足以毁灭人类300次,所以今日世界范围内的“核大战”是任何人都不敢打的,一旦打起来,人类必然走向“集体自杀”。

  历史理性,现代历史上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常常用一个打造出来的“未来乌托邦”,来蔑视人性的合法性的要求。比如纳粹法西斯等用“乌托邦”掩盖而造成的灾难骇人听闻。

  人文理性。在工具理性庞大、历史理性猖狂之下,人文理性在后现代社会中正在空前地淡漠化、平面化、虚无化,东方乃至整个人类正在紧跟西方后现代虚无主义走,抄袭复制西方的文化精神生态疾病基因,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生态”失调。

  当今世界,只有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一起成为人类的“新双元文化”,人类未来才可能真正具有和平和谐的美好境界。

西方推行“三片文化”与“三争文明”

  西方霸权话语全球化和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如今愈演愈烈,值得空前重视。简单地说,西方当代文化全球化推行的方式是“三片文化”、“三争文明”!

  第一是大片。今天的西方大片哪一个学生不看?现在你还在看印度的电影吗,虽然印度是全世界生产电影最多的国家。我们的视觉趣味被美国锁定了,东方审美欣赏的习惯已经被美国人改造了——非大片不看。

  第二是薯片。青年一代吃薯片长大,虽然你可能知道油炸食品都是垃圾食品,但你照吃不误,并通过胃感受到一种外来文化的重量。

  第三是芯片。我们的电脑里面不是装windowns吗?你敢不用吗?但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每个人只要上网,美国情报系统只要需要都可以通过特殊技术把我们电脑里所有的材料复制拿走。

  大片控制了我们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那么,作为崛起的中国有什么可以跟西方相比的力量?有怎样的可以反控制的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措施?

  西方的“三争”文明认为:人与人之争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争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是以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发动的。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落后挨打,淘汰出局,弱肉强食——东方今天已经在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中学会了这一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不断,世界不得安宁,这无疑是西方“三争文明”对全世界推行的结果。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中国“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最强盛的国家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崛起了!于是,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重新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似乎对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威胁。在这种过时的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污蔑之谓“黄祸”、“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文化安全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在西方三争文明的主导下,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朝核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伊核问题、巴以争端等等,都从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引发为突出的国际问题。

大国文化应放在国家形象首要位置

英国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用来推进自己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术,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看中国的,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处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但是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

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爆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创新。如果说过去一直是西方在影响着中国,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向海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欣赏中国的文化!这样世界就会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中国有能力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大国崛起的精神现代化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中国精神现代化应该全民展开,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向人类共同高度出发。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从而使得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

新世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大国崛起时尤其值得注意。中国在“物质现代化”以后,要尽快实现“精神现代化”问题。中国在“拿来”了一个世纪以后,我们也要向世界介绍我们的优秀文化。

可能很多人会问,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在我看来,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是自始至终的;中国倡导人与世界的和谐相生的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精神,仍然有其勃勃生命力;我们有100多年的耻辱,所以我们坚信思想开放精神;中国人对科学与知识的崇拜使得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有独特的后劲,使得中国崛起有了广大的群众所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虽然我们的大学还有着许多负面与不足,但是只要这个国家在努力办大学,只要大学把自己美好的德行发挥出来,这是我们的自豪。我们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生,这些人今天也许是微弱的,但是明天,他们将影响世界进程。

  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未来,将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认为,没有什么列强可以影响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影响的只有其中的精神现代化和国家文化安全!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更清醒的认识!

王岳川:《大学》乃入德之门 8 年, 7 个月 之前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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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乃入德之门 资料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对“经典”的解释是对经典文本“意义”的深层理解和延伸解释。意义表现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诸多复杂关系。文本是解释者世界的一部分,传统通过文本向人敞开,人也通过理解而向文本敞开自身的历史性。理解经典是经典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理解过程。经典文本的解释存在两个极点:文本一极、解释者一极。把文本作为解释中心可称之为“文本解释”的客观主义,而“主体解释”标举个体主观的阐释活动不太注重文本原意,讲求理解的创见,表现为解释的主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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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待经典的态度是:尽可能地与原文本意或原解释结论相符或趋近,同时阐发文本文化语境及其当代意义,从而使经典文本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意义增殖。一般而言,经典文本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令后人不断地加以理解和解释,而永远不能穷尽其深层意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方法是“文本细读法”,我力求通过逐字逐句对经典的解读,尽可能接近经典的原意,然后经过内容阐释而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重要的当代意义。

《礼记·大学》的“大学”,在先秦时代读作“太(tài)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dà)学”。《大学》并不是一本书,它是《礼记》中的第42篇。《礼记》是先秦的一本古籍,由西汉经学家戴圣根据自己的见识,在加入一些文献之后收集整理而成的一部总集,其中像《大学》、《中庸》等都并不是汉代的文献,而是先秦的文献。《礼记》意思就是对人们所应当遵守的礼节、仪式的记载。

(一)由“记”上升到“经”

《礼记》最初的地位并不太高。一般而言,儒家经典分成三部分。一是“经”,也就是经典、座右铭、指导思想、纲要等。二是“传”,是对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阐释。三是“记”,仅仅是一种记载。在“经”、“传”、“记”中,“经”最为重要,“记”属于最末。《礼记》就属于“记”,最初的地位不是很高。但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把《仪礼》、《周礼》和《礼记》“三礼”合并为“三礼经”后,《礼记》就从“记”的地位上升到了“经”的地位,变成了儒家的重要经典。其中《大学》、《中庸》在宋代又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庸》由《礼记》中的两篇,加上《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到宋代成为与《五经》并列的重要经典,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从历史上看,唐代韩愈就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学说。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提高到与“六经”同等重要的地位。到了宋代,由于当时理学思想的需要,《大学》、《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这些又是同宋代大儒朱熹的努力密切相连。

朱熹在《大学》的开篇之前有一段提示,而且是引用他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子程子曰”,前面那个“子”是老师的意思,后面那个程子的“子”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意思是说,我的老师程颐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是孔子留下来的书籍(但今天学界认为是孔子门生留下来的书籍),是“初学入德之门也”,就是最初开始学习、读书,进行道德修养的入门读物。接着朱熹又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今天可以看到古人做学问有一个先后开端和总结的过程,而这个开端很重要,“独赖此篇之存。”《大学》正是进入学问的第一篇,叫“开端入门之学”。其次读《论语》和《孟子》,最后读《中庸》。这样,学习的人要沿着《大学》所说的次序去学习,眼界必然高,心境必然明。由于读书是循序渐进,最后达到道德修养的境界。由此可知,这个开端是对学生的一个“提示”,表明了《大学》这本书的重要性,《大学》就是进入广阔思想精神域的第一站。

朱熹继承并大大发扬了程颐的思想,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成为《四书》,还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作《四书章句集注》。由于朱熹的贡献,《大学》这篇短短的两千字左右的论文就升华成为了一本重要的书。尽管它很短,但绝不能小看。因为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这就为人们指出了读《四书》的先后顺序,“宜先看”三字说明《大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门的重要的途径。

经过朱熹的努力,《四书》的经典地位逐渐确立起来,并从此开始风行于世。元仁宗皇庆二年,即公元1313年,《四书》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明朝永乐年间,官修《四书大全》并颁行天下,作为士子的标准读本。科举考试又以它为出题的依据,并以朱熹的《集注》为标准答案。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都曾经多次抬高《四书》的地位。从此以后,《四书》成为中国民间最普遍的读本,深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七百多年的读书人。

(二)《大学》的作者

《大学》的作者,传统的说法是曾参。一般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而在文笔上,《大学》还没有《中庸》那么成熟,因此《大学》应早于《中庸》,所以,《大学》可能是曾参所作,或由其弟子加以补充。

曾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05年。他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世称“曾子”,后世尊称为“宗圣”。曾子以孝著称,在《二十四孝》中“啮指心痛”讲的就是曾子的故事。曾子对母亲非常孝顺,少年时家境贫寒经常上山打柴。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怎样招待客人,着急中就咬自己的手指,曾子忽然感应而觉得心痛,感到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回家问清情况,对客人以礼相待。曾参的孝与修身齐家的《大学》思想完全吻合、相得益彰,史料也证明《大学》的作者应是曾参。

朱熹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这表明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与古代作为高等学府的大学,也就是太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有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与大学相对的是“小学”。在中国古代一般是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所谓大学,就是长大成人之学。今天的小学大学之间又增加了“中学”,所以现代人入大学一般是18岁。

“小学”的学习内容比较简单。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学习扫地和如何跟大人进行对话,学会懂人伦礼貌懂进退秩序。除此之外还要读一些修身养性的儿童读物,学会“射”(射箭),学会“御”(驾车),学习算术、书写等。

“大学”同“小学”在学习内容方面有重大的递进和提升。朱熹认为:“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大学要做的就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三)《大学》的文化心理整合意义

在我看来,《大学》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千百年,但是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战争、灾难、瘟疫和人的精神生态失衡的状况下,《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东方思想的光辉仍然透过历史的迷雾而映射出来。

首先,儒家思想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型。因为儒学是向内心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扪心自问”,是进行心灵的反省的“致良知”,是让人拿出自己本真的知觉的精神醒悟。儒家并不是鼓吹让人获得千千万万的财产之后才变成一个伟大的人物,相反,儒家认为,颜回的高尚在于他于清贫之中对道的追求,清贫并不意味着个体德行(道)的低矮。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尊重历史,尊重教化,尊重道义,对今天而言意义重大。今天的社会是一个被西方中心主义怂恿的消费主义社会。在全球化中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人都想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这有正义和合理之处,但消费主义是在超出个体支付能力的情况下,过分地向整个社会攫取,去获得那些非礼之财、非义之财,以及自己永远花不完的钱财,导致多少人因人性败坏而锒铛入狱,使得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一点上,清贫持重、坚持道义的儒学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很有必要将儒家的“忧道不忧贫”,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发扬光大。这对抵制过分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过分的个人主义,都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儒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了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和谐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设想一下,哲学家说“他人就是狼,他人就是地狱”。如果每个现代人都变成损他利己的人,对这个社会都疯狂攫取肆意拿来,不劳而获却坐享其成,现代社会还有安宁之日吗?因此,克制自己非分的欲望,去供奉一份公心、平常心,通过对自我内在精神美德的光大发扬,去做有利于这个世界和谐发展的事情,当然有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这些都体现出传统儒家思想超越历史的不可泯灭的价值。

最后,还应区分儒学思想中哪些是精华应该继承,哪些是糟粕应该抛弃。大致上说,儒家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儒家又称为原始儒家,孔子、孟子思想,包括《大学》、《中庸》思想是其代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健康、清新、平等对话的思想、“忧道不忧贫”的思想,以及“吾养吾浩然之气”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应该发扬光大,因为这对人类整体都有重要意义。这其中就包含《大学》的作者曾参本人的诚信品德。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可以说,“曾子杀小猪”的故事体现了先秦儒家质朴清新的诚信思想,这种思想对后世中国人格完善和完成影响颇为深远。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儒家的两汉“经学”中,“经”把儒家思想神圣化宗教化了,诸多问题随之出现。当一种有鲜活生命力的思想——原生态原创思想经过组装改装之后,变成了一种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宗教性教化思想时,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儒学思想也开始僵化,而不再具有清新刚健的精神了。到了宋明以后,儒家又变成了带有更多哲学意味的思想,成为很多知识分子所探讨的“内圣外王”之学,并被官方化成为一套禁锢人性的观念规范。在这种观念规范的支配下,出现了一些偏激的和骇人听闻的现象,如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封建礼教,还有像束胸、缠足、守寡(不能改嫁)等。这些消极方面在“五四”时期被大加挞伐。那么,这些消极方面是孔子、孟子的本意吗?显然不是。这些消极方面的出现有多重原因,但原始儒家包括孔子、曾子、孟子等,他们本来的意思是在于完善人性,而非戕害人性。将儒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都算在原始儒家的身上,无疑是偏颇的。

(四)《大学》的当代精神生态价值

《大学》虽然是古代儒家的思想,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大学》是中国人文世界的精神土壤,对民族、国家和个体而言,《大学》的价值又非同一般。

现代“大学”主要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等方面。古代中国的“大学”则主要强调对内在道德心性的开发和完善,所以二者有区别。那么,这一侧重内心完善的大学教育与现代大学并不是冲突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重新阅读先秦的经典,重新审视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说明古代思想有其亘古常青的思想魅力。

全球化对东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和东方对全球化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西方人认为全球化就等于同质化,而同质化就是整个世界完全一体化。但是,如果西方人或者是美国人的思想等同于全世界所有人的思想,美国人的娱乐方式、波普文化等于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娱乐方式,西方的所有的思想、宗教都变成全球化,那么这个世界就因其单一性、同质性而异常枯燥和乏味。但东方思想家认为,全球化应该有东方的价值和地位。由此,东西方的冲突就出现了。美国的一位思想家亨廷顿曾提出,21世纪将是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冲突。而中国就是儒家文明的代表。正是由于东方认为全球化应该有其差异性的维度,才让西方人感到东方不再那么温顺,感到东方浩然之气威胁到西方霸权主义。

实际上,思想文化观念正在从冲突对话协商中走向融合和更高的文化境界。在我看来,全球化等于逐渐学会尊重差异性文化,并通过差异进行对话和沟通而获得更高的文化共识。这一良好愿望当然也遭遇到现实的挑战。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对自我传统的不信任,过去的经典早已被排斥到边缘,而西方的波普文化、行为艺术、解构思想已经达到狂欢的地步了,进入中国的流行文化更是变本加厉,经典文化彻底边缘化。尽管如此,但我们不能悲观。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只要它们原初产生的思想成果曾经为人类的思想史有过重要贡献,为人类精神的成长提供过有益的精神营养,就值得当代人尊重和不断学习。

文明之所以得以传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启发当代人解决现实问题。当今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突出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公布了三个百分之一,情况可谓触目惊心。第一个百分之一是精神病。在过去,精神病出现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但现在却是人类的百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在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精神不正常、精神失常、精神忧郁。第二个百分之一更为可怕,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全世界已经有六千万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占人类60亿人口的百分之一。第三是自杀率百分之一。第一个百分之一还可以医治,第二个百分之一连医治都不可能,而第三个百分之一就是死亡本身。这些情况说明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存在方式出现了裂痕,我和他人、我和社会、我和世界、我和自我、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严重撕裂。为什么现代化现代性给予世界人们的承诺是人人幸福而过上美好的生活,却出现整体分裂的三个百分之一?面对如此之复杂的问题,人类的精神需要真正的文化来疗治,否则人类今后赚得了整个世界,但是他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幸福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重新提出大学的意义问题。大学的意义,古代和今天都在追问。汉代的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可以为政也。”这是古代的看法,今天的人们也在探讨大学的意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所谓“大师”就是指那些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眼光深邃,而且是面对整个世界毫无私心地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的大学者。可以说,现代的大学理想和古代的大学理想有内在相通之处。当然,这种理想也遭遇到现实的问题。今天的大学,学生空前增多,但是灵魂无根问题、精神空洞问题、精神缺钙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重新审视大学的意义,重新塑造大学精神就成为当务之急。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什么叫“天下”?什么叫“公器”?今天,我们有多少学者,有多少大学生心里边还有“天下”这个词?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吗?在这个时候,重温我们的经典,中国经典——《大学》的意义就鲜明地浮现出来。

王岳川:《中庸》为何成了难懂的天书 8 年, 7 个月 之前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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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为何成了难懂的天书 资料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中国经典中的《中庸》一书,因其哲理思辨性和严谨体系性,成为《四书》中最难理解而争议最多的一部书。阅读理解《中庸》之不易,不妨听听朱熹怎么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篇,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即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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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中是很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一方面《中庸》难读难懂,孔子说:“中庸其难哉。”孔子一生都很难做到几次,可见其精神境界的高度和践行的难度。另一方面,“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遭遇到不断的误读,在20世纪西方现代性思潮进入中国之初,更是名声不佳、命途多劫。“五四”以后,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国,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其后很长时间里,“中庸之道”变成一个贬义词,成为被批判、检讨、嘲笑的对象。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膜。朱自清认为:以往曾作为启蒙教材的《四书》,到了今天却成为很难读懂的“天书”,“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实在是令人痛心。

伴随着中国进入思想开放的时代,尤其是21世纪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以及文物文献的发现和阐释,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重要体现的《中庸》研究更加深入,其意义不仅为当代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且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于是,人们意识到数典忘祖、文化断根的危险,更进一步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典的历久弥新的生命。本文希望通过细读具有重大启迪价值的名篇佳著,从中寻绎古代先贤的睿智,从而在传承经典、守正创新中,把握未来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

研读《中庸》,为的是在反思中阐明并发扬其积极维度,在拓展东方思想中对当代世界生发出新意义。在新世纪讨论《中庸》意味着,“中庸”精神不只具有局部性个体性的意义。我们着眼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以世界性视角涉入中国立场,发掘传统思想的积极价值。无疑,站在新世纪文化地基来细读《中庸》,弄清历史公案中所隐藏的意义和价值,确定《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厘定《中庸》在汉字语境中的意义及其在历史话语中的价值,首先需要弄清《中庸》的作者和成书经过,以及文本细读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维度。

(一)关于《中庸》的作者

关于《中庸》的作者,历史上的说法可谓林林总总,已然成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值得分梳。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学:“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司马迁称《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作《中庸》。”而汉代孔鲋《孔丛子》的记载可以作为《史记》补证:子思“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中庸说》二篇,表明西汉时已有人专门研究《中庸》。郑玄认为《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南北朝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和南朝梁武帝萧衍《中庸讲疏》一卷,大抵用佛家的观点阐释《中庸》。唐代李翱在《复性书》中发挥《中庸》的思想,力求去建立儒家的心性理论体系。宋代朱熹认为《中庸》的作者应该是子思及其弟子:“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这些说法大多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及其弟子。可以说,从唐宋开始,“道统”论兴起而形成儒家知识基本谱系,子思上承曾参而下启孟子,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具有了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而《中庸》也成为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理论纲领。

宋代以后学术界怀疑思潮兴起,《中庸》作者为子思的说法受到质疑。欧阳修对《中庸》出自子思提出疑义,认为子思之说与孔子思想不符——《中庸》中有“自诚明谓之性”等,“在孔子尚必须学,则《中庸》之所谓自诚而明,不待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乎?”所以,《中庸》“所传之谬也”。南宋的叶适在其《习学纪言序目》中表示怀疑。清袁枚、叶酉、俞樾等因《中庸》中有“载华岳而不重”、“车同轨、书同文”等语,认为《中庸》必然晚出。宋代王柏认为,《中庸》的前20章,以及21章以下均为子思所作,而其余部分则非子思所作。清人崔述认为“《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冯友兰则认为:“《中庸》所论命、性、诚、明诸点,皆较《孟子》为鲜明,似就孟子之学说,加以发挥者。则此篇又似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所作。”这些说法,几乎剥夺了子思的著作权。

其实,从近年来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十四篇中,可以看到属于子思的作品起码有《缁衣》、《五行》两篇,而《缁衣》出于《子思子》。对先秦文献思想影响史加以考订,也可以发现今本《中庸》成书有一个复杂过程,大抵包括原初独立的两篇即《中庸》和《诚明》。在其后的发展中,这二篇才被编在一起形成今本《中庸》。宋代王柏在《古中庸·跋》中说:“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一日偶见西汉《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也。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

从学术阐释的历史看,子思之后,孟子最先引用过今本《中庸》多处。如《孟子·离娄上》:“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段话可与《中庸》第20章17~18条相比照:“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者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可见,两篇文字和内容基本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中庸》引用《孟子》,恰恰相反,是孟子引用子思《中庸》。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论证《孟子》这段文字晚于《中庸》,证明了是《孟子》引用《中庸》。

另外,孟子之后,荀子所作《不苟》篇与今本《中庸》也有密切关系,但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不仅说到“中庸”而且说到“诚”,表现出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倾向。这已然说明《中庸》成书早于孟子荀子时代,使得那些所谓《中庸》晚出与秦汉说不能成立。至于冯友兰认为《中庸》有“书同文,车同轨”之言,必然晚于秦代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管子》也说过这样的话:“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书同文,车同轨,此至正也。”可见战国时期已经有“书同文,车同轨”的说法。

及至汉代,思、孟一系的说法得到当时学者的进一步确认。《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据考证,子思约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认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左右,子思过世的时候孟子还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孟子一生没有见到过子思,而只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弟子,只能说间接受到子思的影响,二者在思想上具有承前启后性而已。受到子思影响的孟子发挥其学说,而逐渐形成“思孟学派”。应该说,孔子到子思的中间环节是曾子,这倒不仅因曾子或子游与子思、孟子有“道统”的一脉相传,而且因子思曾经从曾子或子游问学,在精神取向上具有思想的一致性。所以《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这一记述,当基本符合事实。子思是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后世被尊为“述圣”。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看成是一个学派,从师承关系上可以如是观。子思学于孔子高足曾子,孟子又学于子思门人,从《中庸》的基本观点和孟子的思想比较来看,源流亦当如此。二者只有思想详略的不同,而没有精神本质的区别。因此,子思作《中庸》的说法为历代注疏家所遵循。

值得注意的是,宋清以降“伪书”案的怀疑说法大多相当武断。正如钱大昕所说:宋后之儒者,“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那些怀疑论者大多拈出只言片语或一枝半节而大做文章,方法论上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法,但得出的结论却往往空疏无当十分片面,被证明是根本靠不住的。但是,这种怀疑论和疑古论长期存在,形成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使得古典经典的重要意义在有色眼镜中被不断边缘化和空洞化,这实在应引以为戒。

经过考订得到的结论是:《中庸》作者是子思及其弟子,他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他与其弟子经过扩大、浓缩、精炼而修成《中庸》一书,日益成为儒家心性理论重要文献。

(二)《中庸》成书的大体过程

《中庸》一书最初并非独立成篇,而是作为《礼记》中的第31篇,一直未引起历代注疏家注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典籍丧失殆尽。西汉宣帝时,戴圣从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中辑录了《礼记》49篇。《礼记》问世后,虽有人整理注释,但因主要是典章制度书籍,亦未能引人重视。直到唐代韩愈、李翱强调《大学》、《中庸》是与《孟子》同样重要的“经书”,《中庸》才得到重视。

到了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大为尊崇《中庸》,看成“孔门传授心法”。理学家朱熹将《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重新校定章句并作注释,殚精竭虑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强调《中庸》“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历选前圣之书,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这是对《中庸》的极高的评价。可以说,四书并行实在是继五经立于学官之后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元朝恢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经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明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四书与五经共同列为经书,从此,《四书》确立了其儒家经典的地位,而理学则成为官方哲学。源自于《礼记》的《中庸》和《大学》在历史文化中不断调整的位置,终于被最终确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文本。

一般认为,《中庸》的价值远远超过《大学》。朱熹上承程颐之说而发挥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中庸》全书33章,共3545字,其旨不仅关涉思维论,德行论,还关涉天地人生本体论,是孔子门生传授心得体会和关键方法的重要著作。从方法论上看,《中庸》最初只强调“中庸”原理,并且把这一原理分开阐释,最后又回归到“诚”这一根本道理上来。孔子的中庸思想强调“尚中”的“无过无不及”;注重“时中”的“无可无不可”;坚持“中正”的正当“礼义”,追求“中和”和谐之美。这使得“中庸”学说的思想核心指向“诚”。这意味着,人们如果违背了诚之性,变成了伪善者,那么社会就将大乱。这个道理充满天地之间,而又深藏于人心之中。只有善于细读的人在玩味探索后,获得真知灼见,才能深刻地洞悉中庸之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庸之道所标举的“诚”,对一个人来说,是一辈子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对一个社会而言,同样是保持和谐共生的重要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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