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字文化在新世纪的重要价值
王岳川:我注意到,你十几年前曾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四个问题: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你不认为经济能直接决定政治、文化,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现代民主。但现代民主却以经济为前提,否则便不稳固。反之,如果没有现代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切恐怕都难以保障和持久。
李泽厚:是的,我认为,在经济发展之后必须注重个人自由,在社会正义基础上有必要提出政治民主。中国崛起最终不仅仅是要在经济上崛起,而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上崛起,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王岳川:西方文明受东方文明影响很大。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形态。西方现在不可能忽略中国文化的存在,这是因为在世界失衡与人类动荡中,东方文化有助于文化精神动态平衡,人类求和谐发展的需求使得中国文化必然走向前台。
李泽厚:西方文化从源头上与东方文化密不可分。就文字而言,中国文字不是语言的书写,跟西方不同。因为我没研究语言学,我没法评论,我只是提一些看法而已。中国文字和西方不一样,中国是文字统治着语言,西方则是文字跟着语言变,是语言中心主义的,所以现在西方人都不懂11世纪英语。
王岳川:所以五四时期钱玄同们要废除汉字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从中国20世纪不断修订汉字、简化汉字和汉字拉丁化倾向中,可以看出历史上错误的引导。钱玄同等人在1916年左右提出的“废除汉字说”其实是从日本人那里抄来的。我们知道,公元645年,日本的“大化革新”可以说是“全盘中化”,就像明治维新“全盘欧化”一样。经历了一千多年之后,日本终于明智地终结了“废除汉字说”和全盘拉丁化的鼓噪,确定了两千多汉字作为日文常用汉字。作为汉学载体的汉字,对于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以及对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发展意义重大。
李泽厚:很可笑,汉字是废除不了的,汉文化是去不了的。但在繁简体字问题上我主张简体字。书法可以写繁体。
王岳川:中国废除汉字问题同样很严重。中国文化和艺术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重要文化地基。在日本废除汉字后,1945年美国要求朝鲜半岛废除汉字,当时韩国以写中文为高雅,结果韩国和朝鲜废除了汉字,连书法都用韩语的拼音。之后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的汉字使用也受到影响。曾经中国台湾的中小学课本中古代诗、词、文比重占70%,后来变为60%。中国台湾的学者说,他们发现内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课本当中的古诗、词和文仅占全部内容的30%。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太过“现代”了,现代文学、现代美术、现代音乐等,却忽略了传统经典的传承续接和守正创新。汉字在一次次的简化过程中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李泽厚:这的确是值得整个民族文化界思考的大问题。
王岳川:那些“去中国化”的冷战思维应该终止,那些“废除汉字”的想法已经没有市场。中国汉文字极为丰富,《中国汉字大辞典》收录中国汉字9万多个。
李泽厚:汉英辞典上5万多都用不了,所以中国不简单。中国文字很广大,所以我认为秦始皇很大的功劳就是这个。
王岳川:秦始皇的五大贡献已经丧失了四项:“车同轨”,早已过时;“度量衡”,已经失效;“修长城”,而长城内外是家乡;“吞并六国”,而六国早就不复存在。但是“书同文”仍有中国文化传承意义和国家统一意义。
李泽厚:造字以后慢慢和语言接轨,这个东西要好好研究,而且我认为语言是要表达情感的,一些以前没有、后来才有的,比如感叹词什么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和文字结合起来?甲骨文之前的符号到战国文字,时间漫长。如前所说,中国是文字统治着语言,而不是语言统治着文字,不是口头语言的文字书写,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是现在这个题目没有人去做。而且关键问题是文字怎样和语言结合起来。
王岳川:中国文字使得各民族具有文化认同感和文化亲和性。中国文字是仍有生命力的“东方魔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不仅意识到中国文字的长久生命力和汉字文化圈的文化辐射力,而且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是要谋取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价值沦丧。中国应发扬东方伦理文化精神,通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字拉丁化或中国文化走向“西化”。
李泽厚:我认为学者们应该花大力气将中国传统精神讲透彻,传承文化精神才是硬道理。但对中国传统不应继承“形”,而应该继承“神”。我不参加国内的国学、儒学活动的原因,就是那大抵是一些“形”的东西,不外乎就是一些仪式性的东西,还包括一些空论道之类的东西,所以国内学人“文化宣言”什么的,我明确表示不赞同的。我注重将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精神传承下去,同时不排斥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
王岳川:我们已经触及到中国文化深层结构问题,你刚才讲“形”、“神”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在政治制度方面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第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效,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内圣外王”,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入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第二,儒家思想必须在反躬与个体心性修为中,放弃意识形态的诉求。其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扪心自问是否还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手中还有没有“公器”?第三,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遭遇西方“竞争哲学”和“丛林法则”的挑战,坚持宽厚中道的儒学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遭遇到了危机。直面当代儒学三重困境,不难看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第二层面的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第三层面的重视反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的国际意义和东方文化复兴的意义。
李泽厚:你的看法很有道理,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其实从礼乐文化开始,以儒家为主,儒、道、骚、禅相辅的华夏哲学、美学、文艺以及伦理政治,都建立在“心理主义”的基础上。“心理主义”的核心不是理智认识,不是道德伦理,不是上帝神灵,而是情感本体,是“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这一点很重要,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才是儒学仍有新生命的地方。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怎样发展,的确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