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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史觀宗師 黃仁宇先生 詳細介紹
各方對黃仁宇先生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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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評價：

今日在世的歷史學家，大概沒有一個人在進入學院大牆前積累有那樣深厚的底層經歷，也沒有一個人能援引這些經歷為資源，在大牆內別開生面，創獲那樣多而且獨特的學術成果。

他（指黃仁宇）是在中國出了名的歷史學家當中，唯一一個進大學以前有過漫長的，非學院生涯、底層生涯的人士。而在進了大學以後，他沒有把進大學以前的記憶作為包袱，而是作為財富，點石成金，他的《我的大歷史觀》，他的《中國主要問題如何實現在數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戰的時候做過步兵參謀，在雲南那種瘴氣密布的叢林裡作戰，親眼見中國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後，和北京、上海這些沿海孤島的現代化據點差距有多大的這些經歷都有關係。後來他把這些經歷帶到了他的劍橋生涯、耶魯生涯、哈佛生涯、點石成金，他才能寫出《萬曆十五年》、《赫遜河畔談歷史》、《我的大歷史觀》以及這本剛剛出版的《黃河青山》。

——朱學勤

那部被人很稱讚，至今在亞馬遜網上書店還列為普通讀者評定為"五星級"的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其實英文名字就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意思是"1587年，一個沒有重要意義的年頭"，儘管我對這部書另有看法，但是這個名稱中寄寓的一種歷史觀念，我卻很贊成。

——葛兆光《續思想史的寫法》

在史學家們喋喋不休爭議這算不算學術著作的時候，讀者卻作了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文化層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對歷史有興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國內的史學著作，那這些著作又給誰看?

“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劉志琴《黃仁宇現象》

"大歷史"觀的提出者、前不久剛剛去世的黃仁宇先生開創了一種新型的歷史隨筆，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謹嚴的學識和博通的史觀熔於一爐，遂使學術著作頓成大眾的精神美食。黃先生開篇說："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業餘愛好者專注於"大事"的獵奇眼光，方能透過看似平靜的歷史海面，探詢傳統文化的大陸架如何突降為海床，辨析歷史劫波如何起於青萍之末。

——莊周《齊人物論》

正因為有這種積極的態度，所以，儘管作者的思索冷峻，敘述殘酷的歷史事件也不動聲色，但他的基本觀點是樂觀的。不過，他的樂觀，是歷史學家的樂觀，不是文人的樂觀。文人看歷史，往往滑入漁樵閒話：“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談中。”今日的文藝娛樂作品，以“笑談”歷史為尚，正是文人的歷史觀與消費時代的嫁接。黃仁宇先生寫歷史用文學筆墨，但他仍是嚴肅的談歷史。

最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純粹以“私人學者”的身份鳥瞰歷史，不是在為某個團體“做項目”。他當然有時代的眼光，有所為而發；他也不寫通史，只用顯微鏡分析歷史的剖面，有機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讀黃先生的書，我再次確信：在學術領域，個人的聲音並不微弱！

——衛建民《讀〈關係千萬重〉》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黃氏在美國歷史學界一直鬱鬱不得志，其代表作《萬曆十五年》出版時還頗費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還對此事憤憤不平，可誰曾想到，正是這本書在祖國大陸燒起了一片“野火”。

很顯然，黃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風靡大陸讀書界，而且二十幾年來長盛不衰，究其原因，與其文筆風格有密切關係。 ……他開創了一種新型的歷史隨筆，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謹嚴的學識和博通的史觀熔於一爐，遂使學術著作頓成大眾的精神美食。有人說，黃仁宇的文筆有一種“卡夫卡式的魔力”，這種魔力表現為敘事時特有的冷靜、克制和精確。

——鄺海炎《史學的“下里巴人曲線”——從黃仁宇到易中天》

黃先生的著述，以《萬曆十五年》成就最大。該書打破了學術與通俗的分界，以生動之筆演繹深刻之理，字裡行間充滿了微言大義，以超然獨到的眼光，典雅曉暢的手筆，由小見大，為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寫作開闢了一塊新天地。 ……黃先生的史學成就，不在於對具體史實的考訂，也不在於他所倡導的“大歷史觀”有多大的效力，而在於他對中國史實、甚至是司空見慣的史實所做的深刻、新穎的剖析和解釋。黃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者中，罕見的具有見微知著、融會貫通的駕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所做的獨到思考，已經影響了並將繼續影響許多中國學人。

——方舟子《悼念黃仁宇先生》

（黃仁宇的）書的好處之一是給人一種“歷史切身感”。這該是史書獨具的魅力吧，如果抽掉具體的、感性的東西，歷史將變成可疑的概念和符號，而人們之所以讀史，可不是為了聽一堆教條。

——賀兆田（社科院文學所）

考察黃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難發現，“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而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一點迥異於以儒家傳統為中心的正史觀。而重歸納、重綜合、試圖從長時段看歷史的研究風格也不同於美國漢學界主流的“顯微鏡”眼光，倒是深得法國年鑑學派的營養。

事實上，黃仁宇的讀者群幾乎涵蓋各類職業，尤以受過高等教育的非歷史專業者為主。如果不從職業而由心性劃分的話，我們不妨借用北大歷史系教授閻步克博士閒談間的一種說法：無非兩種。一種是本來就愛好歷史的人，就像有人愛好武俠、有人愛好雜文；另一種是智者型的人，他們分佈在社會的各個層面。

——吳思、甘琦《 “黃仁宇旋風”風起何處？ 》

《萬曆十五年》在青年學人和相關學界所受歡迎程度，要遠比在歷史學界高得多，這說明歷史學界與相關學科及社會有很大的隔膜。 ……黃先生的成就在於，他確使人們注意到通常說法的另一面。

——趙世瑜《無可替代的黃仁宇》

黃仁宇的書並不是一般的歷史著作，也不只是給學者專家寫的，而是寫給大多數中國人看的，時代感特別強，因而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擁有最多的讀者。

黃仁宇的經驗不但有中國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對借貸經營金融資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陸史學界無人可及）；在學術上也是如此。換了別人，年青時拿槍桿子或握鋤把子的經歷，又與他以後的專業何干？黃仁字卻幾乎一點一滴都沒有“浪費”，所以他的著作讀來，讓人不禁心嚮往之可以說，黃仁宇是時代的產物，他通過自己的專業和歷史知識，把個體的人生髮揮到了極致，同時為我們留下一大筆精神財富。今後我們只有不斷地回味他的教誨，並對他追憶。

——高王凌《黃仁宇放寬史學的視界》

黃仁宇把中國歷史從1587年即萬曆十五年橫切了一刀，這不僅使他獲得了全新的觀察角度，也使他獲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覺。

——李方《給普通話寫作點穴》

李敖、汪榮祖合作出了一本評價蔣介石的書，書中有一句關於黃先生的書的介紹，大意是前國民黨下級軍官黃仁宇寫了一本關於蔣介石的書，為蔣介石辯護。淡淡一句話，就將黃先生的公正至於不可信的境地。這種紹興師爺的筆法雖然很毒，不值得提倡，但卻點出了問題的實質。

——劉偉《歷史需要蔣介石嗎？ 》

年輕的黃仁宇在抗日前線恐怕還沒有想過將來要研究歷史，但他作為史家的潛質在這些戰地通訊中已流露出來，他的業餘寫作當時被第一流的大報《大公報》看中，不是沒有原因的。他不僅有細緻的觀察力，而且有豐富的語言表達能力，即使在萬分緊張當中也能宕開一筆、從容著墨。

——傅國湧《黃仁宇在場的歷史記錄》

在我的片斷印像中，黃仁宇是一個保留著舊軍人不良習氣的性情中人———儘管他在史學上有不少建樹……黃仁宇對蔣介石的研究和評價，卻有失一個歷史學家所應具有的力求客觀、以事實說話的基本立場。 ……本文無意在此聲討蔣介石的罪過，旨在說明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黃仁宇的確失之偏頗，有失一個歷史學家的基本風格。

歷史進退，黃仁宇自有心得；黃仁宇的得失，也自有後人評說。

——王春瑜《瑣憶黃仁宇》< /p>

就是在這樣的大毀大譽中，黃先生的學術春天燦爛登臨。一個簡單的邏輯是：毀譽越大，書的銷路越好。

一般說來，學者通常不大會成為公眾人物，除非他們有別樣的機緣。比如別開生面，比如別具一格，比如別出心裁，比如別樹一幟。而黃仁宇的公眾化，便正在於他同時扣住了文化與市場的脈搏並藉了毀譽參半的出場方式而“搞掂”。相對較深厚的文化底蘊、相對較紮實而符合市場標準的亮相方式、相對強大的傳播機制、相對來說在公眾層面上喜聞樂見而在票友和專家層面上充滿爭議的話語門徑，這四個條件同時具備下的某種機緣，可能成為文化人進入公眾視野的模版。次第牽連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於丹們，莫不如是。

黃先生對中國歷史的學術貢獻可能不足於讓其成為學界普遍認可的大師，可他的性格和創作狀態則足以使其在外國讀者、非專業讀者、迷戀於可讀性和新奇性的讀者中產生遠勝於專家們的震撼力、影響力和佈道效果。在史學同行中他更像一個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評的讀者群中他則更像一個思想者。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歷史愛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嚴重不成熟的觀念，可同樣是這群人又不得不驚異於他的巨大市場。一個讓專家們羨慕有寵大的讀者群、讓讀者們欽佩有足夠見識的人物，難怪會在漫天的毀譽中成為一個新學科的研究對象：那個新學科叫作“黃學”，而那個學科的書被戲稱為“黃書”。

略嫌浮躁的信息時代的到來呼喚著一種既有“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飽學之氣又能迎合讀者、以足夠“好看”的供給創造讀者需要的人。讀者們期待新奇、新知和新穎的知識的各項要求，往往不是從那些極專業、極高深的專家們身上獲得的——他們的創新有時只適合在一個很小的圈子內流通在則不適合廣大的散漫讀友。於是，一些學術能力並不是超前但卻具有超強的歸納能力、綜合能力、學術成果通俗化本領、超強的文字親和力的“作家”，便成為中下層、非專業、愛好型讀者們的首選。黃仁宇就是這樣的人。

——筆公《黃仁宇：一個“不倫不類”的歷史學家》

《萬曆十五年》的走紅還有深層的原因，那就是黃仁宇所謂的“大歷史觀”在發揮作用。它實在是一個純粹的學術問題，數十年間在史學界掀起陣陣波瀾；但是它能在當下掀起大眾閱讀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黃先生的才智與膽識了。讀他的書，在“淺閱讀”的層面上，我也常常激動不已。我好說黃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認為中國失敗與落後的結症正是“道德治國”；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術與法律，那是很危險的事情。他認為，應當最大程度地將道德排除出歷史討論的範疇，在看待歷史時，應當考慮當事人能怎麼做，而不是應該怎麼做，道德評判並非史家的責任。其二是“反性善”，黃仁宇借萬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樣，一身而兼陰、陽兩重性。既有道德倫理的“陽”，就有私心貪“陰”，這種“陰”也絕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其三是“反歷史”，黃仁宇既然有了“大歷史觀”的武器，就要評判以往的“小歷史”。他提倡在歷史的棋局上，應當從縱深去看問題，一匹馬被車吃掉，直接原因，或許是因為它被別住了腿；然而馬之所以被車吃掉，乃是從棋局開始雙方對弈之綜合結果。你不覺得這種“把一切事件的發生，均納入歷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帶著一些歷史決定論的痕跡嗎？

——俞曉群《黃仁宇：讓遊子的孤魂，牽著親人的衣襟歸來》

黃仁宇的史觀實為勝者為王的史觀，完全以近代的“大結局”作為判斷過去歷史正確與否的根據：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合理的、正確的；在近代失敗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荒謬的、錯誤的。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自有專業價值，《萬曆十五年》的寫法創新也不容抹殺，但其他著作所論對象雖異，卻幾乎都是大歷史觀註腳，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真正的史學價值甚微。黃著最大的意義，我以為在於給讀史者（尤其是初學者）提供一種異乎尋常的歷史感，其歷史比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並融入個人的歷史經驗，實足以引人入勝，從此角度而言，可以說他是歷史學的余秋雨。不過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錯誤多屬局部的史實方面，而黃氏卻以史學家的身份出台，其錯誤又屬總體的史觀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學家標準將他輕輕放過。

從純學術的角度，他對歷史學及相關社會科學的知識準備仍較欠缺，對歷史的體認往往先入為主，其史學實有嚴重欠缺，他不為美國主流學界接納亦可以說事出有因。據說台灣史界對他也並不認同，大陸對他浮泛的頌揚雖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讀書界而非專業史學界（據我所見，只有徐友漁、朱學勤先生寫過較深入的批評文字）。我有一點懷疑，黃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為他的歷史目的論提供了一種填補歷史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空缺的學術替代品？大家是多麼需要一種凡事都可解釋的華麗歷史觀啊。

——胡文輝（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黃仁宇大歷史觀批判》

他以敘事史學的手法，在學院的歷史書寫主流之外，為我們鋪陳了一條探究歷史的可能道路，而這也是當前中文歷史書寫裡最為欠缺的。

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於，通過書中這類維妙維肖的勾勒，黃氏為讀者創造了一個虛擬的“歷史現場”，讓讀者好似直接目擊事情發生的過程，且又得以窺見這些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這種樂趣通常是閱讀小說時才會獲得的。英文版《萬曆十五年》的兩則封底書評，頗值玩味。一是David Lattimore 的看法，他認為該書“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懷著詩人或小說家的喜悅，將尋常的末端小節轉變為揭示其意義閃現的觀點喜悅，將尋常的末端小節轉變為揭示其意義閃現的觀點。”另一則是美國著名小說家John Updike 的評論，他指出：”儘管深富歷史學識，然而《萬曆十五年》卻也具備著卡夫卡（Kafka）的優美而又令人頓挫之故事《中國萬里長城築成之時》（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超現實的虛構特質。”

黃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個敘事的架構裡，而且在個人見解與文字表述、敘事與分析之間，並沒有任何的斷裂。遺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職業史家的作品裡（中文世界尤然），這類斷裂的現像極其明顯，因為多數的歷史學者已不再“說故事”了。

——（台灣）江政寬《歷史、虛構與敘事論述：論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先生自闢了一套名之曰“大歷史”（Macro-History）的史觀派史學，在八○年代後半期的台灣史學界投下一塊巨石，激盪出陣陣迴響。

或許，稱呼先生為創作家，要允當得多。他不在乎理論體係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詞用字是否為同儕所認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與想法的普及傳布。在生命經驗的參佐下，允許讀者以最淺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資本主義最精淬的內涵，然後回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史中，證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內的集體記憶。誰說先生不是一名嚴謹的史學家﹖對先生來說，走出象牙塔，進入人群，將半生的思考與同他一起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終心願。他何必在乎學術界對他的評價﹖作為一名廣義的創作者，他在世紀末的台灣有過的影響力，遠遠超出許多嚴謹史學家們的想像之外。

——（台灣）李福鐘《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

細繹本段文字的脈絡，黃先生所謂的“真知灼見”，並不只限於他倡議的“大歷史觀”與“數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對所有史學研究者的一種高度期許。然而，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黃先生賦予史學“經世致用”的關懷與憂心：“我們若再猶疑，則以後所著書，恐怕全沒有人看了”。

檢討這段歷史，黃先生多次強調，要跳脫人物臧否與評價的“道德”層面，而“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至此，“數目字管理”與“大歷史觀”也就成為黃先生史學精華的一體之兩面。

——（台灣）邱澎生《審視明清中國市場與政府關係的演變》

黃仁宇大歷史的角度觀照下，歷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視。相形之下，歷史上的人，均不免變成了某種程度的常人。

甚至我們可以說，在李尉昂的小說裡，背景才是主角。

——（台灣）張惠菁《當小說成了清明上河圖──歷史學家黃仁宇與小說家李尉昂》

黃仁宇的故事講得越精采，歷史的諷刺味就越濃。反之，傳統組織越是致命，黃仁宇就獲得越多的空間，越能精細刻畫這些人物的特質與長處；而讀者也越能領略中國社會的集體悲劇經驗。努力、道德、天才都被命運，也就是現代化社會的缺席所嘲弄。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吃人的不是魯迅所說的禮教，而是管理能力。

清末的中體西用說是為“西化”論起了個張本，而黃仁宇的西體中用說，則是現代化論與歷史目的論下的調和之說。

——（台灣）陳正國《當東方遇見西方：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

對於黃仁宇而言，“大歷史”式的探討，最後甚至已經接近了神學的領域：“大凡將人類歷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討，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像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

——（台灣）劉季倫《 “大歷史”下的個人》

先生的“善意”讀評則稱其“有時未免作了太過印象化的概括，讀來竟像是一個外國人在描寫中國，不過，這種寫法也使得黃先生的文學和敘述有一種異於傳統通史教科書的新鮮感”。與讀者們經常感覺到的“大歷史”那樣，王先生說黃書“以問題為綱領切取中國歷史”

——（台灣）王泛森

“我讀黃先生書，輒為其缺乏中國思想、文學、藝術等之常識所驚”，“黃先生的史學和史識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關於哲學與文學領域中的”，“技僅止此，便欲縱論上下古今，可乎？”

——（台灣）龔鵬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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