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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之书
宋人之书,当以苏轼为第一。轼字子瞻,眉山人。少学〈兰亭〉,中学颜鲁公,晚兼众法。其书姿美似徐浩,圆韵似李邕,而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又似柳公权。传世简札甚多,俱收入丛帖中,而以〈西楼苏帖〉及墨迹〈天际乌云〉〈寒食诗〉等为见精彩。其论智永,则曰: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平淡。论欧阳询,则曰: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论禇,则曰:清远萧散,微杂隶体。论张旭,则曰:颓然天放,略有点划,而意态自足。论颜,则曰: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又谓:“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密结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闻庄语而辄放言。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次为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人,书学〈瘗鹤铭〉,昂藏郁拔,神闲意秾,其用劲处也有自篆来者。论书,颇重“韵”字,以为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人生今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不可医。凡书,要拙多于巧。肥字须要有骨,瘦字须要有肉。古人学书,学其工处;今人学书,偏得其丑恶处。”皆金石之言。传世甚多,而〈浯溪题记〉〈题中兴颂后〉〈崖下诗〉为尤胜。
苏、黄二家而外,若以善于模仿论,莫过于米芾。芾字元章,襄阳人。书仿羲之,如快剑斩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札。书家笔势,也穷极于芾。家藏晋以来名迹甚富,偶尔临写,与真者无别,以此声名籍甚。方芾书时,寸纸尺幅,人争售之,以为珍玩。请书碑榜者,户外之屦常满。有陈昱者,好学芾书。一日,芾过之,告谓:“以腕着纸,则笔端有指力,无臂力。”昱曰:“提笔也可作小楷乎?”芾为书蝇头小楷,而位置规模一如大字。可见其功力之深。世传以〈方圆庵记〉为最著。自芾而后,元有赵孟頫,明有董其昌,皆以行书见称。孟頫尝跋〈兰亭〉曰:“书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也须工。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观其所书,每避难就易,变古为今。时嫌妩媚,人或以少骨气讥之。
然其晚年学李北海,如所书〈仇公墓碑〉〈福神观碑〉,则已稍脱靡弱了。董其昌初学〈多宝塔〉,后乃变化。世所传墨迹,其不含颜骨者皆伪也。以下略论隶、篆:〈说文?序〉谓:“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又曰:“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时有六书,四曰“佐书”,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据此,则隶书起于秦始皇时。盖因社会情形复杂,文书需要增加,为适应环境,不得不对于古文加以改良,而成此一种简笔字。
料想秦时初写,当如今秦权量上所刻之半隶半篆之一种,不用挑法,与今世所传之西汉刻石应相去不远。吾丘衍〈学古编〉曰:“秦隶者,程邈减小篆为便用之法。不为体势,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八分者,汉隶之末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隶最为后出,皆为挑法,与秦隶同名,而实异写法。”则又分隶为三类。就其进步与演变上言,当大致不误也。
欲言隶书,舍石刻外,无完备之材料。近代西陲出土之简牍,虽属汉晋间物,惜乎仅为草隶,只能作为考证材料及书法上之参验材料,而不足以论定隶书在美术上之种种。至于石刊,西汉之存于今者,以〈鲁孝王刻石〉〈群臣上酬刻石〉为较早。尤袤谓:“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或即西汉刻石寥寥之原因。 兹分别之如下:
(一)峻洁一派 以〈礼器碑〉为代表。
碑立于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有阴,有两侧,在今曲阜孔庙,系鲁相韩敕修造孔庙礼器所立;高七尺一寸,广三尺二寸;碑文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碑阴三列,各十七行,左侧三列各四行,右侧四列各四行。明拓本,首行“追维太古”之“古”字,下口未与石损处相并;第四行“亡于沙邱”之“于”字,左旁少损;第五行“修饰宅庙”之“庙”,末笔钩处虽少损,笔道可辨。有摹刻本,泐处每妄补以他字。评者自孙退谷以下,或称之“方整峻洁”,或称其“谨直”。习之无流弊。〈韩仁碑〉〈杨叔恭残碑〉均与之相近。
(二)雍容一派 以〈西岳华山庙碑〉为代表。
碑立于桓帝延熹七年(164),高七尺七寸,广三尺六寸;碑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旧在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拓本传世不多,世所知者有“华阴本”“长垣本”“四明本”;光绪末年,三本俱归端方。翁方刚氏以为“长垣本”最佳。翻板颇多(姜任修、孔继涑、阮元等)。 此派笔法虽无特殊面目,然平正和适,实即兼有各种面目,凡汉碑中之正宗一路,皆其流也。如:《乙瑛碑》(桓帝永兴二年,即公元154年)、《史晨前后碑》(灵帝建宁二年,即169年)、《孔彪碑》(灵帝建宁四年,即171年)等等。《石经》为蔡邕所书,亦斯派之大成也。
(三) 劲直派 以《开通褒斜道石刻》为代表。
石刻于汉明帝永平六年(63),系山壁摩崖,字径大三四寸,共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在褒城北石门。自褒城西南三百余里,悬崖绝壁,汉、唐题字连绵不绝。盖宋以前,路通兴元,栈道俱在山半,故汉、唐遗迹最多,今栈道移而渐下,遂不易摩拓矣。题记共一百三十九字,旧拓本“巨鹿”二字未损;后“巨鹿”二字与第七行椽下之“治”字皆损;近则凡泐处皆被人剜,不如“道光”拓本“巨鹿”二字漫漶者尚隐存其真也。《裴岑纪功碑》也属此派,在新疆巴里坤,永和二年(137)刻。摹刻有“刘氏本”“顾氏本”“申氏本”。翁方刚谓:真本凡遇“口”字,方中带圆;若“口”字竟作圆圈,赝品也。
(四)遒逸一派 以《石门颂》为代表。
石刻于桓帝建和二年(148),摩崖在陕西褒城县石门,高九尺九寸,广七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字不等。额题“故司隶校尉杨君颂”七字,系汉中太守王升所撰;其主镌石之役者,为{曰下一横一口一电}汉疆、王戒,“颂”后低格书之,开碑后系撰书者姓名之式。书体劲挺有姿致,与《开通褒斜道》摩崖之疏密不齐者,各具深趣,为东汉人杰作。以均在褒斜谷中,椎拓颇险,故拓本不易得。碑中“命”字、“升”字、“诵”字,末笔一垂极长,与《李孟初碑》“年”字相似。《杨淮表记》《李寿墓志》,均属此派。
(五)间畅一派 以《孔宙碑》为代表。
宙,孔融父也。碑立于桓帝延熹七年(164),原在墓前,清乾隆间移置孔宙。高七尺三寸,广四尺,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碑阴三列,各二十一行,而阴上有额篆书五字,此例于汉碑中为少见,惟此及《陈德碑》《郑季宣碑》有之。旧拓本首行少“习家训”之“训”字,下石损处,与“川”旁中笔未连,今则“川”旁连而“言”旁且泐下半矣。至十四行“{此处不知如何表示也,反正是歹旁加另一半}”字,“{此处即为歹旁的另一半}”尚可见者尤旧。若第九行“凡百邛高”之“高”字,下半未缺,已为明初拓本;若“高”字“口”与下泐处不相并,则宋拓矣。
(六)丰媚一派 以《夏晨碑》为代表。
碑建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宋元佑间出土时完好如新;后剥落四十五字,后又剜刻下截一百十字;后又将其中“勤约”二字剜伪为“勤绍”。此原石前后不同之处也。石在广平府平曜;碑所自来,莫可考竟。明嘉靖二十二年筑城,碑为工匠所毁。二十四年,郡守唐曜取原碑已经剜刻伪为“勤绍”之本,重行摹刻。原石十四行,行二十七字;摹本十三行,行三十字。今所见者,摹刻之石也。今所传者,以华氏真赏斋所藏而后归李宗瀚之原本为佳;所缺三十字,翁方刚书以补足之。翁氏复据之校出重刻本误字二十,并谓:“姿态横溢,见宋拓始知其笔笔变化、左右向背、阳开阴闭之妙。”程瑶田也谓:“中郎有九势八字诀,惟此碑无诀不具,无势不备,不得以奇怪卑视之,而隶法之中实尚存有篆意者也。”
(七)韶秀一派 以《曹全碑》为代表。
碑立于灵帝中平二年(185),在今郃阳县,高七尺六寸,广三尺七寸;碑文二十行,行四十五字。明万历初出土时止缺一“因”字,再次损“乾”字,又次损“学”字,又次损“周”字。近拓有“周”字、“曰”字、“悉”字损,而“乾”旁未穿,或“悉”损,而“曰”字未损,作“白”,皆碑贾于拓时以蜡填平,或拓后描补以欺人也。又,“乾”字未穿时,“乾”首点势,穿后作直势,即此一笔短长显异。至于书法之秀而挺拔,又汉碑中所少见的。
(八)凝重一派 以〈张迁碑〉为代表。
碑立于灵帝中平三年(186),原在东平州学,高九尺五寸,广三尺二寸,碑文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有阴。明初出土,全碑仅损一“狼”字;凡第八行“东里润色”完好者,皆明拓也。清初拓本,只“色”字完好,下“君”字左未损,第九行“随送如云”之“如”字,“口”右角上也未损。乾隆拓本,则首行“讳”字,“韦”旁下垂二笔尚可辨;“东里润色”,“东”字泐半,然上左角未与“恩”字并连,“里”字泐,“润”字泐半,其“{三点水}”尚存中点,“色”与下面“君”字泐大半。至光绪八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摹刻之,神气全失。同于此派者,有〈武荣碑〉〈衡方碑〉〈李孟初碑〉〈张寿碑〉,并俱朴茂。
在此一百二十年中,隶之发展,各体俱备,此后更不能出其范围。如〈受禅碑〉〈上尊号奏〉〈孔羡碑〉,用力俱重,〈曹真残碑〉〈王基断碑〉〈孙夫人碑〉〈西乡侯断碑〉〈荀岳墓志〉〈张朗墓志〉,笔锋俱露;至前秦之〈广武将军碑〉,则已由隶而渐入于楷矣。四体中之篆书,由今而言,自甲骨、钟鼎以至石鼓、秦刻石、权量,所包至广。即以大篆、小篆论,也不能统该诸体,故此处我之所谓篆书,实际上即“古文字”一名词之代用。就美术观点言,不论何种,俱有其特别可以欣赏之点,初不以其刀椠、型铸而异也。惟古文字之形状,圆浑质朴,无挑捺回赴等姿态,故习之者首在留意其结构上左右相让、相争之道;然后究其笔直者要圆而有力,转角劲不伤廉;再进而谋全幅之布局,须要一气呵成。盖钟鼎、甲骨、石鼓,面积不大,故古人于此,实费甚大之经营,求其布置之妥帖,即如〈琅邪刻石〉〈泰山刻石〉,无不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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