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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然”,备“古雅”--评米芾书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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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然”,备“古雅”--评米芾书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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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的书法批评是他书法实践的一个侧面写照,两者相互发明、作用。米芾在《海岳名言》中从古人到近人、从用笔到章法、从小字到大字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褒贬不一,或褒奖非常,或极力贬低。对于一个人米芾也因批判对象的不同而给出相应客观的评鉴。《海岳名言》处处体现了米芾清广洒脱的性格和直率真诚的批评风格。“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这是米芾对自己小字行书所作的评论。

米芾认为自己的小字行书很有造诣,他用“皆得自然备其古雅”来评论他的小字行书佳作,所以他倍加珍爱的字—“小字行书”作品都很少出示于人。所以,他这种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对自己的得意之作的自我欣赏之语。然而从米芾本人既定的“不为溢辞”的品评标准来说,“皆得自然,备其古雅”的评论已至上乘。由此可以看出,米芾之所以用“自然”和“古雅”来形容自己的作品,多是由于他对自己书法水平的肯定,也表现了米芾对“自然”和“古雅”的喜爱和追求。米芾为何对“自然”如此偏好呢?这与米芾生长的宋代大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宋承接唐而延续书法的发展,而书体发展至唐,各体已基本完备,且楷书的发展已到极致,因此宋人就另辟蹊径以寻求书法的新道路。寻找新道路的同时,起源于唐代并已成为宋代一些士大夫的宗教的禅宗,相应变为他们内心世界另一方面的解渴之甘露。禅宗给士大夫们压抑而复杂的心灵以释重和慰藉,使他们的思想和处世态度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于是禅宗便从思想上帮助那些异军突起者另寻柳暗花明,进而冲破唐代的樊篱。“幻法有如是,不以禅悦,何以为遣”的米芾也正是由于禅宗的影响而对书法的评判更为深广透析。有了禅宗思想撑腰,有大量观阅历代法书真迹的慧眼和本身天才的禀赋,他更是胆大地去尝试书法实践创新和别致坦率的书法理论批评。于是,他便可以呵宗骂祖,无所畏惧。这不仅仅是他的书法情愫的宣泄,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以人为大的胆魄和超凡的气势。于是“呵宗骂祖”后米芾最终把自己的路并到了魏晋的平淡风韵之中—“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米芾一则则短小精悍的书札评论,时时闪烁他理性和感性完美结合的光芒,处处体现了他以“自然”和“古雅”为批评准则的机锋。


 

米芾在《海岳题跋》中说过,“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这则评论原本是对颜真卿的苛刻评价,故意批评颜书的“挑剔”,又说其“作用太多”,故失去了“天成之趣”,然而看米芾的“平淡天成”四字,可以想起上文提到的米芾在《自叙帖》中的“入晋魏平淡”,二者原来是异曲同工。由此可见米芾对“平淡天成”这种自然情趣的喜好。细细品读魏晋先贤的经典作品,读者大概可以更为透彻地理解米芾对魏晋意味偏好的原因吧,因此,得“自然”的同时又有了“古雅”的存在。

米芾对“自然”的评鉴似乎又与孙过庭对自然的说法暗合。孙过庭在《书谱》中说:“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也即是说,“初月之出天涯”和“众星之列河汉”这种自然现象是属万物规律,物理之常然。所以,“自然”就是自然,是非力运所强得的。无独有偶,欧阳询《传授诀》云:“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即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同样的意思,备体当自然,才为最妙处。“得自然”对书法的要求就是不要刻意做作,须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初意味。就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可名的事物都法于自然,这是世界的本原,书法更是不例外。于是《九势》中给予了更为直观的解释:“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书体自现在所知的最早的甲骨文开始,它们的形体是根据字在宇宙中的本初形态而构成,尝谓象形文字。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字的形体要根据社会的不同需要而作不同的变化,如隶变等等。然而其中的变化仍是在自然对它们的要求之下完成的,“无心于变,自然触手尽变者也”,待书法积累至一定的阶段,手中的挥运之功自然会对主体做出更为高级的变化,也即是“触手尽变”。米芾的书法正是在积累数十年以后而独得其秘,卓然成家。这正是客体给主体带来的自然变化,这种变化是那么难能可贵,而又非“力运”或“刻意做作”所能为。广而言之,甲骨文演变至小篆,小篆演变至隶书,这些都随自然的要求随时而变。自然这个哲学的概念在书法艺术中要不断发挥它的作用和显示它的意义了。刘熙载论书中强调:“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书的原本是“意”,立象就是为了尽意,为了表现书的本初形体或其形象的代表。这就回归到了“自然”,“书之微妙,道合自然”。米芾正是以“得自然”为准则,在“备古雅”的基础上对自己和古今人的书法做出他主观而不失理性的评鉴。

《海岳名言》中针对“自然”和“古雅”的评论并没有太多直接的评述,而“自然”和“古雅”在米芾评鉴书法时的间接体现却不为少数。“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如此,米芾在《海岳名言》的第一则评论中单刀直入。米芾坦言书论要贵在使人入其中,能清楚地了解评鉴者的意思,批评了那些只为“溢辞”或“遣辞求工”而忽视书论的本身意义的评论者。窃以为在这则批评中牵涉两个意思,即前者是米芾要求“要在入人”,后者是对于做作的评论。那么这二者就是批评的自然与否的问题了。可见米芾于不经意间对书论的要求也体现了他“得自然”的要求。“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

自古乃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米芾首先指出世人书写大字是越是用力捉笔,其字越是无筋骨神气。这就要求只有做到无刻意做作书法才能渐入佳境。“做作”正是与自然相对立的,就如米芾在另外一则评论中所说的做作一样,“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做作即入俗。可见“自然”在书写中的重要意义。对于字体的演变规律,米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书至隶兴,大篆古法大坏矣。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隶乃始有展促之势,而三代法亡矣。”字体的演变是根据其字形体态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字形的变化须自然得体。米芾以自然为准则,去衡量隶兴以后的大篆古法,以及隶书的展促之势。由此可见米芾的些许复古思想以及他对书法中“古雅”情趣的向往。这应该是米芾“得自然”和“备古雅”批评标准的一个补充。

米芾是一个认真的人,他狂放不羁的性格使他的言语不受外界的左右,他是历史上少有的敢呵宗骂祖者。米芾以卓绝的书法和诡异的性格来面对他并不满意的社会现状和生活,从自己的真性情里挖掘人生的真谛。笔者借宗白华先生的话:“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窃以为米芾正是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真性情的代表。米芾的深情使他在基于“得自然,备古雅”的基础上不断追求书法艺术高级境界的过程中,与自然冥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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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d on Saturday, 14 August 2010 17:15